在英国历史学家们教育之下长大的我们，很容易忘记在无敌舰队失败前后的西班牙，是地球上最伟大、最富有、影响最为远大的帝国，而且她有充分理由自认为她在文学上超过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在艺术上超过同时代的意大利。当菲利普二世即位（1556年）统治西班牙时，统有鲁斯龙（Roussillon）、法兰奇·孔特（Franche-Comté）、休达（Ceuta）、奥兰（Oran）、荷兰、米兰公国、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萨丁尼亚（Sardinia）、菲律宾群岛、西印度群岛、南美的大部分、部分的北美、中美洲的全部，加上（15801604年）葡萄牙以及葡萄牙在亚洲、非洲和巴西的属地；同时是萨伏伊、帕尔玛和托斯卡尼等的宗主国，并且是菲利普的叔父斐迪南一世治下神圣罗马帝国的盟国。西班牙拥有一支5万人的陆军，以勇敢善战和训练精良著称，由当时最好的将军们领导。西班牙的海军有船舰140艘，每年的国库收入是当时英国的10倍。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大量流进西班牙的港口。这时的西班牙宫廷是当时世界上最华丽的，而西班牙贵族则是最骄傲的。西班牙语被西班牙境外数以万计的人使用着，而在很多国家中受教育的人皆学习西班牙文，就像在以后的18世纪中他们学习法文一样。西班牙式的建筑点缀在五大洲的各个城市之中。

当时西班牙人口约有800万。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饲养绵羊以生产羊毛，致使农业萎缩。1560年左右，仅托莱多（Toledo）一地即有5万家纺织工厂。殖民地人们的需要，刺激了西班牙的工业，塞维利亚（Seville）成为欧洲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而由殖民地送进母国的，则是黄金和白银。贵金属的内流促使物价疯狂上涨——安达鲁西亚（Andalusia）在16世纪物价上涨了500%。工资在疯狂追求生活费用之下也上升了，最后变得毫无价值。大部分的工业由摩尔人（Moriscos）操纵——表面上改信天主教的摩尔人。家务则大部分委由从非洲或在对抗“异教徒”战争中俘虏为奴隶的人而担任。西班牙平民鄙视劳动，但对少许的劳动则带有哲学意味的满足。他们睡在小茅屋中，曝日取暖，乱弹着吉他。他们在舒适中忧伤匮乏，似乎比摩尔人或奴隶们那样流汗更好。1609年驱逐摩尔人，是造成西班牙工业衰退期间西班牙产品价格高涨的原因之一。

1492年驱逐犹太人，曾在西班牙商业和财政结构上造成一个真空状态。热那亚人和荷兰人成为西班牙国外商业的主要承运者。大公统治下的西班牙，在外交和战争上远较在经济事务上熟练，让她的财富依靠黄金的进口。有一段时期，虽然人们仍很贫穷，然而政府却较前富有，但是多数的黄金被倾注于战争之中，或被承运西班牙商业的外国商人赚走，直到政府几乎变得和人民同样贫困。西班牙一再拒付它的债务（1557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或用强力使旧债变成新的债款。就是这些财政危机迫使她于1559年停止与亨利二世（HenryⅡ）、1598年停止与亨利四世以及1609年停止与联合省份（United Provinces）的战争。在历史上我们寻求的不是“女人”，而是“银行家”。

在西班牙，我们也必须探究一下僧侣。地球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其宗教对人们如此具有权威性，因而也控制了政府。西班牙不仅拒绝了“宗教改革”，而且除了接受伊拉斯塔斯运动（Erasmian moment，译按：为瑞士神学家及医生托马斯·伊拉斯塔斯[Thomas Erastus]所倡，认为宗教当受国家支配），也拒绝了“文艺复兴”。她在现代化的国家中保持着中古的作风，并以此为满足。人民的贫穷却因教会的富有而感到光荣。每一个人都是虔诚的教徒，从国王——他们比“教皇更天主教”——到土匪，从没有人发现一个匪徒是没有宗教的浮雕像或法衣的。1615年，为数4万的西班牙人游行示威，要求教皇将“圣母从圣灵怀孕”（即是说，她没有原罪）定为所有天主教徒的一个信仰义务。祭司、僧侣、修道士到处都是，他们从不像法国和意大利一样对生命和爱情中的乐事微笑，而是对所有事物（除了斗牛以外），都投以一个埃尔·格列柯忧郁的气氛。西班牙现在拥有9088个修道院，3.2万名圣多米尼克教派和圣方济各教派的修道士，耶稣会教士的人数正在上升。教堂都很黑，放满可怕的遗骸，而用写实恐怖的艺术品加以装饰。圣徒们的故事和神迹是人们心爱的诗篇。十字会（the Cross）圣约翰的抒情诗以及圣特蕾莎（译按：此二人皆为西班牙的神秘学者及作家）的著作，使神秘主义深入民间。教会本身必须反对信奉“寂静主义者”所声称的与神交通和天国的幻想。1640年异端裁判所将它的利爪伸向阿伦布拉多斯（Alumbrados）的一个支派——“开明者”——他们声称他们与神的神秘结合即使在他们欲情入狂时也能洗净他们的罪。如果我们想了解何以西班牙人能用热烈赞成的态度观望对异教徒的火刑，以及何以能因信仰而与德国和荷兰战至国家破产及精疲力竭，我们必须将这种普及而非常热心的虔诚记在心里。这种宗教狂热中也含有一些高贵的成分。这个民族似乎觉得除非其信仰是真实的，否则生命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荒谬。

因此，异端裁判所继续它光明正大的残忍行为。它也使用“温和的”惩治方法——例如一百鞭——这惩罚针对那些不认为私通是罪，或者认为结婚生活和修道院独身生活同样神圣的异教徒。但是对“重蹈邪路”的马拉诺（Marrano）——原来改宗后来又秘密恢复犹太教的犹太人——标准的赎罪方法就是死亡或者终身监禁。当菲利普二世于1559年抵达西班牙时，在瓦拉多利（Valladolid）地方异端裁判所以处置刑犯的方式来欢迎他。那次处刑中，在这位国王的主持之下，20万群众目击10名异教徒被绞死，另两名被活生生地烧死。一位定刑者向菲利普乞求怜悯，他拒绝了，并说了一句话：“若是我自己的儿子像你这么坏，我就亲自拿柴捆将他烧死。”他因此赢得群众的赞美。菲利普偶尔也会抑制异端裁判所侵害民权的趋势，但是大体而论，他是鼓励那个机构作为鼓舞民族热情和团结之工具的。被判罪的人可以得到改判，成为大型划船的奴隶。在一年之中（1566年）他收到20万杜卡特，这是异端裁判所的罚款和没收物中政府应得的2/3。这对菲利普而言也是一种实利。

异端裁判所因保持中古的信仰未被污染，以及将西班牙从那种使法国瘫痪的宗教分离中拯救出来而自傲。它将重点置于信仰而不置于行为，将维护道德的责任委诸教士——他们自己以行为不检而臭名昭著——和市政官员，他们对公众的权威，由于必须顺从异端裁判所的拘禁和罚款而受损。妇女的纯洁不仅受宗教和法律的监视，而且受荣誉的约束，荣誉要求每一个男子防卫或者对侵犯他家庭中妇女贞节的人用剑复仇。决斗是不合法的，却非常流行。庄重的妇女在家庭中通常受到半阿拉伯式的隔离。她们和男人们分开吃饭，很少在公共场合与男子同行，离家外出时就坐在密闭的马车中。求爱的人在街道上用音乐向格子窗后的少女们示意。在双方父母同意之前，他们很少被允许进入屋中，然而仍有很多相爱的婚姻。在菲利普二世的治理之下，道德水准保持在妇女的美丽和男人的想象所能容许的高度上；官吏们贪财的天性因为受到国王的密切监视而较为缓和；无敌舰队被击败之前，西班牙的士气受到认为西班牙正领导一次反回教、荷兰和英国的圣战这种信念的鼓舞。当这个梦破灭之后，西班牙就彻底崩溃了。

此时，西班牙的生活具有其特有的豪华和魅力。慈善事业分布甚广，而良好的礼节则贯穿各阶层。全国半数的人自称拥有贵族的血统，尝试保持骑士礼节的虚伪，并坚持要穿得和最上级的1/10人口一样。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西班牙服饰相当简单：男子穿皱领紧身上衣、紧身黑长袜和带扣的长靴；淑女们（所有的女子都是淑女）将她们的曲线用僵硬的平胸衣遮盖起来，在异性面前除了眼睛以外整个脸部都用面纱罩住（西班牙女子的眼睛特别具有煽动力），她们的玉足被如此羞涩地掩藏起来，以至于即使是惊鸿一瞥，都要被认为是对一个求爱人所祈求的最富刺激的回报。随着菲利普的去世，道德较前松弛，女性的服饰较前富于想象，在无言的打趣中，扇子被夸大了，脸上、肩上、胸部和手中都擦了胭脂，神秘的腿隐藏在衬有铁环的裙子中。裙子非常宽阔，因此戏院老板要这种穿大裙子的妇女买两个位子的票。

斗牛仍然是受人欢迎的运动。教皇庇护五世在1567年时发布一个反斗牛的法令，但是菲利普二世抗议，说这道禁令将会在西班牙引起一次革命，那道敕令因此归于无效。宗教的游行在平凡的生活中加进了一首严肃的诗，而嘉年华会中的面具掩盖了多样的罪恶。音乐是仅次于——也紧密关联于——宗教和爱情的兴奋剂。吉他型的维休拉（Vihuela）（译按：六弦琴的一种）替爱情韵事拙劣地奏出催眠的助奏，情歌小唱流行了一个短时期。教堂中，西班牙音乐与意大利互争长短。西班牙音乐中的委拉斯开兹——托马斯·路易斯·维多利亚（Tomás Luis de Victoria）——在圣特蕾莎的阿威拉（Avila）长大，或者曾经受到她的影响。他具有美妙的歌声和神召，他或许是在1564年被任命神职。一年以后，菲利普确曾允许他到意大利去研习音乐。1571年，他已是罗马语法学院（Collegium Germanicum）中的唱诗班长。1572年，他32岁，发行了一本赞美诗集，其中包含富有启发性的歌词，是杰雷米亚（Jeremiah）对耶路撒冷的悲叹。1583年他回到西班牙后，呈献给菲利普二世一本弥撒曲集，其中包含他最高贵的作品之一——弥撒曲（O quam Gloriosum）。为菲利普姐妹玛丽亚（Maria）——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Ⅱ）的寡妇——的葬礼，他写了一首令人深受感动的安魂弥撒。一位著名的音乐史家将该曲列为“整个文学中最庄严华贵的作曲之一”。他把它叫做《维多利亚的天鹅之歌》，1603年该曲印行之后，他就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职。他是西班牙最著名朝代中最显眼的装饰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