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教区

在天主教人士眼中，耶稣会的错误远超过他们教育方面的功勋以及他们布道的勇气。其他宗教团体也参加了虔诚的传教历险，但是有什么能比得上耶稣会修士在印度、中国（the“Middle Kingdom”）、日本和美洲等地的大胆进取的精神所建立的事业和殉道呢？在印度，莫卧儿（Mogul）皇帝阿克巴（Akbar）邀请一些耶稣会修士到他费特珀·西科里（Fatehpur Sikri）一地的朝廷（1579年）。他好奇而同情地倾听他们的布道，但拒绝放弃他的女眷。一位意大利贵族罗伯托·诺比里（Roberto de’Nobili）进入耶稣会，到印度担任传教士（1605年），学习印度教的教规和教仪，仿效婆罗门（Brahmin）阶级的衣服和规则，在桑斯科里特（Sanskrit）展开工作，使许多人改信基督教。其余耶稣会修士成为瑜伽信徒（Yogis），在低阶层中进行工作。1624年左右，耶稣会传教士横越喜马拉雅山（the Himalayas）进入西藏（Tibet），给予欧洲第一次——继续一段很长的时间——有关这个隐秘世界的可靠消息。

早在1549年耶稣会修士便进入日本。到1580年他们宣称有10万人改宗之教徒。1587年他们被迫离开这个岛屿，1597年他们与圣方济各修会修士同样受到激烈的迫害，教士、僧侣和数千日本基督徒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刽子手宣称这是学自《福音书》的新技巧。1616年左右一组新的耶稣会修士进入日本，并又培育了相当数量的教徒。但是荷兰与英国商人相信耶稣会修士正在为葡萄牙或西班牙贸易铺路，挑拨政府再施迫害，31个教士被处死。到1645年基督教在日本完全绝迹。

到中国传教是一个很富挑战性的冒险，因为中国的皇帝们曾表示要处死任何敢于进入“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曾在别处得知，耶稣会修士弗朗西斯·哈维尔（Francis Xavier）几乎只看到了他决心传道的中国就死了（1552年）。1557年葡萄牙商人在中国东南岸的澳门（Macao）建立了殖民地。有些耶稣会修士在那儿潜心学习中国方言与习惯。最后他们之中有两位：利玛窦（Matteo Ricci）与米切尔·鲁奇里（Michele Ruggieri）进入广东省，带着语言、天文、数学、钟、表、书、地图和器具等装备。该省督军迷上了这些新玩意儿，而利玛窦和鲁奇里改用中国名字与服装，淳朴地生活，辛勤地工作，行为端庄谦和。从这些如此年轻未成熟的少年处，中国人期望也有一个如欧洲一样的文明，他们终于获准留下来。利玛窦住在广州，以科学和地理知识使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建立日晷，画出方便而可靠的地图，还作了艰深的天文计算。他写了一本问答教学法，书中引用东方古典经籍来解释与支持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开始引导他的朋友们成为基督徒。他因为受到宽容而壮胆，搬到京城郊区（1601年），并送了一座钟给明神宗。当钟停了，而没有中国学者能发动它的时候，“天子”便召请捐赠者。利玛窦前往修钟，并介绍其他的科学器具给这位好奇的统治者。不久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修士便在明朝朝廷奠立基础。这位亲切的皇帝不阻止上层阶级的中国改变信仰。利玛窦死后（1610年），另一位耶稣会修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接下了他科学与布道的使命。他改革中国历法，为中国军队做很好的大炮，变成皇帝亲密而忠诚的朋友，穿中国丝袍，住宫殿，玩弄政治手腕，被贬入牢狱，获释后一年内死去。

这段故事的续文，进入18世纪，可能会使一个富有哲学思想的史学家觉得有趣。在中国的耶稣会修士，擅长科学，放弃了神学的教条主义。他们研究中国古典经籍，被其中发现的高度智慧所感动。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似乎导致道德与社会的安定，孔子思想的确有不少值得崇敬之处。但是其他传教士对罗马异端裁判所抱怨（1645年）说，耶稣会轻视十字架与教规，说是会吓坏中国人，因他们不习惯于人类杀死神祇的思想。耶稣会修士不以拉丁文而以中文做弥撒，他们允许教徒保留很多当地宗教的仪式。耶稣会传教士担任将军与皇帝的医生、外科医生、商人、放款人以及顾问，得到不少财富。耶稣会修士方面却惊讶于圣多米尼克修会及圣方济各修会坚持告诉中国人，基督教是逃避永恒神谴的唯一方法，而他们所崇拜的祖先正在地狱受焚。英诺森十世（Innocent Ⅹ）下令耶稣会修士禁止教友用肉与酒祭祀祖先。同时耶稣会神父们也向欧洲描述在18世纪时干扰基督教归于正统的中国生活、宗教与思想。

在南美洲，耶稣会修士开办学校、医务中心，努力缓和西班牙主人的兽性，赢得当地人的尊敬与信赖。他们编纂字典与文法，探勘危险的内部，大量增进地理知识。他们把秘鲁的金鸡纳皮，也就是奎宁，送到欧洲，成为治疟疾的标准药品。而在巴拉圭（Paraguay），他们更建立了共产主义式的理想国。

在那儿，在乌拉圭河（Uruguay River）界的南美草原与树林里，在殖民者裹足不前的危险的瀑布之上，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印第安殖民地。在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许可下，他们把耶稣会修士与殖民官员以外的白人都赶走。他们发现居民纯真而友善——“20万个各方面都适合上帝王国的印第安人”。他们学习土著的语言，但不教他们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他们劝阻人民和殖民者来往。他们以慈善、人道与音乐来劝诱人们信仰基督教。他们建立音乐训练学校。他们组织管弦乐队，以所有主要的欧洲乐器演奏各种音乐作品，甚至也演奏意大利歌剧选曲。不久土著就唱弥撒圣剧，保证千个声音的合唱团中听不到一个错误的音符。音乐家组成的乐队领导土著工作与下班，也陪着他们在店铺或田地里工作。基督教的节日以歌唱、舞蹈与运动比赛来庆祝。耶稣会神父谱写喜剧，再教群众演出。

经济与政府完全受耶稣会修士控制。土著在复制欧洲产品方面颇具天赋，连复杂的钟表、精致的花边与乐器都不例外。工作是强迫性的，但年轻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业，闲暇时间则有娱乐和文化活动。平均一天工作8小时。耶稣会修士决定工作、睡觉、祈祷和游戏的时间。部分土地归个人所有，大多数是公有财产。公共工作的产品付给政府，部分留下播种或以备荒年之用；部分用来付人头税给西班牙国王；大部分依照需要分配给两万家庭，可能有一部分用来维持150位担任指导员、监工、医生、教师和神父的耶稣会修士，使他们维持中等水平的生活。在耶稣会修士的建议下，皇家的法律禁止他们分享经济利润，要求他们定期清数省内的人数。法律由土著法官与警察执行。惩罚包括鞭笞、下狱和驱逐，但是没有重罚。每一个社区有自己的医院、学院、教堂和为老人与病患所设的机构。那是一个神权的共产国：土著得到食物、安全、和平与有限的文化生活，相对地也接受基督教与训练。

耶稣会修士从哪里得到这个令人注意的政体之概念呢？也许部分来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英国政治家及作家）的《乌托邦》（Utopia，1516年），部分得自福音书，部分也得自他们自己会团的组织，因为会团正是沟通许多独立海洋的岛屿。无论如何这种组织体被证明颇受土著欢迎，那是不用武力而用说服所建立的，维持了130年（大约16201750年）。当它受到外来攻击的时候，其奋死抵抗令侵略者大为震惊，甚至连法国启蒙运动的怀疑论者都大受感动。阿朗贝尔写道：“耶稣会修士仅仅基于他们说服的力量以及政府的宽大措施，以宗教在巴拉圭建立了王朝（？）权威。这个国家的主人啊，他们使治下的人民快乐。”伏尔泰描写这个实验是“人道的胜利”。

由于无法与外界人类隔绝，它终于在灾难中结束。西班牙贸易商指责耶稣会修士从事商业，西班牙殖民者因被逐出可以剥削资源和人力的地区而怀恨在心。奴隶贩子的团体一再攻击耶稣会的殖民地。神父及他们的属民撤离他们最易受到攻击的地带。攻击愈渐深入，耶稣会修士得到西班牙国王的许可，用欧洲武器武装土著，后来他们总算挡住了袭击。使这个殖民区更危险的，是欧洲的政治和思想路线，耶稣会修士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断的政治阴谋，与自由思想及反教权主义的兴起，导致18世纪下半期，几乎所有国家皆驱逐教会。掌葡萄牙统治权的大臣波姆巴尔（Pombal）侯爵尤其积极参与反对耶稣会的运动。1750年他制订一项条约，葡萄牙将位于拉巴拉他河（Rio de la Plata）河口的圣萨克拉门托（San Sacramento）殖民地割让给西班牙，换取西班牙较北的土地——包括7个耶稣会殖民区，有3万印第安人。同时有谣言说，这些土地内有金子，由耶稣会修士密藏着。葡萄牙政府下令神父与土著在30天内离开这7个殖民区。耶稣会修士（一名除外）主张顺服，印第安人宁愿抵抗，他们拒斥葡萄牙的攻击整整5年。1755年葡萄牙军队配备了炮兵，数百名印第安人被杀，其余的人逃入森林或投降。耶稣会修士在他们的欧洲长官命令下回返西班牙。马拉托里（Muratori）所称的“欢愉的基督教义”（Cristianesimo Felice）的实验终告结束。

耶稣会传教士在北美的故事我们比较熟悉，只需要完成这个时代耶稣会活动的透视图就可以了。他们在1572年进入墨西哥，对于迅速把土著变成基督徒的工作也有功劳，但是该事业的主要担子还是由圣多米尼克修会及圣方济各修会担任。最后这一派从墨西哥到以其创办者为名的迷人城市，一路上留下可爱的传道与行乞布施的痕迹。很多耶稣会修士为了使印第安人变成基督徒而受酷刑至死。伊萨克·乔格斯（Isaac Jogues）被残伤、奴役然后杀死。布雷伯夫（Jean de Brébeuf）、加布里埃尔·拉利曼特（Gabriel Lalemant）、安东尼·丹尼尔（Anthony Daniel）和其他耶稣会修士在1648年到1649年这两年内被烧死于火刑柱上或入锅煮死。我们也许不同意这些人所教诲的神学，但是我们必须敬仰他们的人道与奉献精神，这至少可以抵消那些掳卖、驱役奴隶，并抱怨传教士的人道活动使印第安人没有文明的基督教殖民者的诸般残酷与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