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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开始的时代
1.4.1.1.3 ·从帕多瓦到博洛尼亚

·从帕多瓦到博洛尼亚

帕多瓦的光荣全在于它的大学。这时期哈维在此地求学,伽利略也任教于此。在菲拉拉,阿方索二世(Alfonso Ⅱ.15591597年在位)对自1208年便一直统治公国的埃斯特(Este)家族,丝毫未显松懈。大英博物馆中有一幅逸名的版画描绘他有力的头颅,权威性的胡子,眼中露出果断与阴郁的才智。他对于阻碍他的人毫不留情,但对其他人很仁慈。他对塔索的脾气能尽力忍耐,在战场上从不惧怕,征税没有限制。他延续埃斯特家族喜爱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传统,并将这些作品纳入他宫中的文化、光辉以及欢乐之中。人民必须满足于现状,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他虽已尽全力,前后3个妻子并没有为他生出一个儿子。根据1539年的协定,素为教皇采邑的菲拉拉在1598年成为教皇国领土。它的文化史终于结束。

博洛尼亚则自1506年以后始终受教皇统治,此时又有了一段光辉灿烂的好景。它的一个画派支配意大利两个世纪之久,其影响远及西班牙、法国、佛兰德斯和英国。一位有钱的屠夫之子洛多维科·卡瑞奇(Lodovico Carracci)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帕尔玛和曼图亚学习艺术之后回返博洛尼亚。丁托列托(Tintoretto)曾警告他说他没有绘画天才,但是洛多维科·卡瑞奇觉得勤勉能代替天才,何况他也有天才。他以热诚鼓动了他的两位堂兄弟阿戈斯蒂诺(Agostino)和安尼巴莱(Annibale Carracci)——一个是金匠,另一个是裁缝。这两个人到威尼斯和帕尔玛去研究提香与柯勒乔。回来之后,与卡瑞奇·洛多维科一起开了英坎多纳蒂(Incamminati)学会(为那些初学者)。他们指导艺术的要素、历史以及技巧,仔细研究名家,不“固守”任何一位名家的旧风或特性。他们将拉斐尔的女性温柔,柯勒乔的细致有力,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男性活力,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明暗对比,提香的温暖色调等,皆表现于一个丰富的形式里。这一个“折中画派”使博洛尼亚媲美罗马,成为意大利的艺术都城。

卡瑞奇家族所遗赠的画难以计算,很多现存于博洛尼亚艺术学院(Bolognese Accademia di Belle Arti),有些存于卢浮宫,但你会发现它们无处不在。洛多维科自己的作品最缺乏吸引力,但《报喜》(Annunciation)和《圣乌秀拉之殉道》(Martyrdom of St.Ursula)两幅皆很出色,现均保存在学院的绘画馆中。阿戈斯蒂诺的代表作是强有力的《圣杰罗姆之圣餐》(Communion of St.Jerome)——这并不能阻止他去迎合大家对淫秽绘画的需求。安尼巴莱在这家族中对技巧最有天赋,曾从柯勒乔处学得线条和色彩的精练,那是他的堂兄弟们所缺乏的。看看沃夫兹画廊他那幅《女祭司》(Bacchante)的女性美,比蒂宫中《仙女与半羊神》(The Nymph and the Satyr)完美的女性以及保存在德累斯顿宫的《著名的天才》(The Genius of Fame)画中完美的男性。在《基督与撒玛丽亚妇人》(Christ and the Samaritan Woman)(存于维也纳)一画中,他创作了这个时代的代表作——人物比得上拉斐尔,风景方面则成为普桑的先驱。

1600年安尼巴莱和阿戈斯蒂诺接受枢机主教法尔内塞的邀请,到罗马为他宫殿中的画廊作画。他们选了适当的题材,画出《酒神的胜利》(The Triumph of Bacchus),具有荷兰画家鲁本斯作品那种奔放的女性魅力。然后阿戈斯蒂诺前往帕尔玛,为别墅画了一幅很大的壁画。安尼巴莱前往那不勒斯,该城的国家博物馆至今仍展览着他那两幅对比强烈的《圣家》(The Holy Family)与《维纳斯与战神》(Venus and Mars)。这三位堂兄弟,在艺术上向来联结在一起,死时却各分东西:阿戈斯蒂诺死于帕尔玛(1602年),安尼巴莱死在罗马(1609年),洛多维科仍然忠于博洛尼亚——最先来临,最后离去(1619年)。

这个新画派训练出几位当时最有名的画家。其中圭多·雷尼(Guido Reni)在欧洲画家中最受推崇。在他早期受卡瑞奇家族栽培启蒙之后,臣服于罗马的引诱(1602年),在那儿工作了20年,然后回返博洛尼亚,画了不少杰作。虔敬的淫荡以及伤感的优雅风格,使那些画成为正统信仰与情欲异端之间颇受欢迎的桥梁。雷尼似乎对宗教很虔诚,以保持圣洁到底而闻名。国会博物馆中,有一幅他的自画像,年轻,美得像少女,头发金黄,面色白皙,眼睛是蓝色的。他的代表作是罗马罗斯皮格里奥斯(Rospigliosi)宫中天花板上的壁画《曙光女神》(Aurora):黎明女神飞过天空,后面跟着壮丽的马群;马车里坐着蓬松乱发的太阳神,由一群面貌及体态都很可爱的跳舞女孩陪伴着,她们象征一天中的各小时;还有一位带翼的天使,使异教的激情得到了基督教的认可。雷尼也画其他的神话——卢浮宫中的《海伦之掳掠》(the Rape of Helen),那不勒斯的《金苹果园的苹果》(Apples of the Hesperides),德累斯顿艳丽的《维纳斯与丘比特》(Venus and Cupid)。从《旧约》中他取得题材画了《苏珊娜和长者》(Susannah and the Elders)(存于沃夫兹画廊)。但大体说来,他还是满意于一再绘画那些人民及教会均亲切的古老题材,基督与他母亲的故事,批评家责难这些画都是“令人伤感的”[1],感情夸张。然而,他画使徒画得很好,像梵蒂冈的《圣马太》(St.Matthew)即是一例。他还画了圣约瑟(St.Joseph)壮丽的头颅,而在梵蒂冈的《圣彼得的殉道》(Martyrdom of St.Peter)一画里,他尝试了卡拉瓦乔(Caravaggio)粗糙的写实风格。重新返回感伤风格之后,他为画廊画了著名的《圣塞巴斯蒂安》(St.Sebastian),画中的圣人安静地让箭射入他完美的形体。在所有杰作中,我们洞见训练良好的技术,但是我们把这些感伤的尊严与拉斐尔的《斯坦齐》(Stanze)或米开朗琪罗为西斯廷教堂所绘的天花板作一比较,感动我们的,不是多彩的颜色与滑润的线条,而是雷尼艺术中“神经的失落”(Loss of Nerve)。当他写道“我愿把天堂中的美给予我所要画的形体”的时候,他的梦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夸口说他有“两百种方式使眼睛仰望天堂”的时候,他就把秘密完全泄露了。

多梅尼基诺(Domenichino,亦作Domenico Zampieri)追随雷尼立即讨好异教徒与虔诚派的政策,因为这两种人其实是同一种,这个计划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他比雷尼复杂、谦和而害羞,深爱音乐与妻子。他也在博洛尼亚学习艺术,然后寻找罗马与钱币。他在该地的成功引起他同乡竞争者的嫉妒,他们控告他抄袭。他退隐到博洛尼亚,被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召回担任梵蒂冈的首席建筑师与首席画家。运用一些文艺复兴时代的多重变化之技巧,他设计了现已消失的罗马卢多维西(Ludovisi)别墅以及弗拉斯卡蒂(Frascati)的阿尔多布兰蒂尼(Aldobrandini)别墅之一部分。然后移向那不勒斯,开始了大教堂的一连串壁画。不顾那不勒斯画家们给他增添的困难,当他死时(1641年)几乎完成了全部的工作。死时61岁。他最伟大的名画是现存梵蒂冈的《圣杰罗姆之最后圣餐》。以这幅代表作为基础,普桑把多梅尼基诺列为仅次于拉斐尔的画家,我们尊敬这份热诚更甚于这种判断。罗斯金(Ruskin)认为多梅尼基诺“显然不能在任何方面、以任何方法,把任何种类的事情做得很好、很伟大或很正当”。我们既不赞成这种判断,也不赞成这种浮夸的言词。

卡瑞奇家族的三位著名学生中,最后一位被称为圭尔西诺(Guercino)——“斜视眼”——因婴儿时代遇到意外事件,眼睛变形,但是他的母亲叫他古奥瓦尼·弗朗西斯科·巴比埃里(Giovanni Francesco Barbieri)。在他向卡瑞奇家族学画之前,便已是画家,曾受卡拉瓦乔男性风格的影响,所以他在艺术方面是居于博洛尼亚与罗马之间。他像雷尼一样终生未娶,过着半僧侣式的生活,在他平静而虔诚的一生中表现着天主教皇教改革的最好特质。他留给后人很多优秀的画,分散于罗马至芝加哥等地。他是博洛尼亚画派中最弱也最可爱的一员。

“折中画派”的基本理论认为,联合前辈画家不同的特色可以培养出伟大的画家。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表现个性、创出新路往往是天才的特质。但是启迪学院(the Accademia degli Incamminati)传达了一项传统以及一种教条,若没有这些,天才会趋向极端与怪异。这个画派的兴盛,部分由于它愿意迎合教会的需要。改革后的教廷以及日渐扩展的耶稣会,需要代表基督教故事的新鲜作品以及鼓动虔诚与信仰的生动画面。博洛尼亚画家触动了仰慕者情感的每一根琴弦,他们的圣母像以及“马格达伦的玛丽亚”像(Magdalen,译按:为一改过自新的妓女)传遍天主教世界。谁能否认人民感激这些启示,或者否认为教会提供这些作品的人正是历史上最体现人意的心理学家呢?


[1]注意Maudlin(令人伤感的)这个字是马格达伦(Magdalen)一字的讹误——至今“Magdalen”的发音仍读做“Maudlin”,乃为了牛津与剑桥的马格达伦学院之故。至于马格达伦(Magdalen)的玛丽亚本人亦未能逃过雷尼美感画笔中的专心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