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

亚得里亚海的皇后威尼斯，跟古罗马一样，皆有一段长期与平静的落后时期。她与印度的海上贸易沦于葡萄牙之手，不久又面临荷兰的竞争。土耳其扩张海上领域，威尼斯首当其冲。她精良的海军与灵活的指挥是当年在莱潘托（1571年）战胜土耳其的主因。但仅仅几个月后，她就放弃了塞浦路斯（Cyprus），此后她与东方的地中海沿岸的商业来往完全受制于土耳其。她勇敢地迎接挑战，不顾一切地奋勇前进。在阿勒颇（Aleppo）与来自中亚的旅行队相联系，稍微弥补了与东方海上贸易的衰退。其舰队仍然控制整个亚得里亚海。她也分享了奴隶买卖的利益，至今这种利益仍使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蒙羞。至于其大陆则依靠维琴察、维罗纳、特里雅斯特（Trieste）、特伦特、阿奎利亚（Aquileia）、帕多瓦等地的经济繁荣与激增的人口。工业方面，玻璃、丝绸、螺丝和艺术奢侈品等始终首屈一指。她的贸易中心班科·里亚尔托（Banco di Rialto）成立于1587年，在许多私人银行倒闭后，集中全国财源以支持威尼斯财政，同时成为纽伦堡、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类似制度的典型。旅行者惊讶于威尼斯建筑、妇女的美貌、街道的整洁及其政府坚强的稳定。

她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于维持法、西两国的权力均衡，唯恐其中某一国会吞并这个弱小的共和国，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晓得亨利四世一直在积极重振历经战争摧残的法国。1616年，西班牙在那不勒斯获胜，欧逊纳（Osuna）公爵与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图谋要推翻元老院，并设法使这共和国成为西班牙的属国。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在审慎考虑后，支持这件事，但嘱咐欧逊纳：“切勿让任何人知道你是在我认可之下做这件事，要假装你是没有依法行事。”威尼斯的领主团体希格诺里（Signory）在欧洲有最精明的密探，他们破坏阴谋并缉拿国内的阴谋者。一天早上，人民被召去看那些阴谋者被吊死在圣马可广场。只见死者的眼睛注视着逍遥自在的白鸽。

这个平静与苦修的寡头政府，跟任何教派的人民都有商业来往，并给予宗教自由。它对教皇采取一种不寻常的独立态度。规定教士们要缴税，服从国内法，禁止未经许可建立神龛、修道院及将土地让与罗马教会。由莱昂纳多·多那托（Leonardo Donato）与尼科罗·孔塔里纳（Nicolo Contarini）领导的一群威尼斯政治家，激烈反对教皇延伸其权力于俗事的要求。1605年卡米罗·博格斯（Camillo Borghese）成为教皇保罗五世（Paul Ⅴ），次年多那托被选为总督。多那托任威尼斯驻罗马大使时，两人曾为好友，但现在则分别处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相互敌对，这与5世纪前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与亨利四世的冲突相似。就在当时，教皇保罗异常惊异地发现，威尼斯反教士团体的领导者也叫保罗，名为弗拉·保罗·沙比（Fra Paolo Sarpi），是一位塞维特（Servite）教派的修道士。

莫尔门蒂（Molmenti）称：“沙比是威尼斯有史以来最高超的智慧者。”沙比是商人之子，13岁参加塞维特教会，热切地追求知识。18岁他在曼图亚一个公开辩论会中成功地为318篇论文辩护，被当地公爵任命为宫廷神学家。22岁他被任命神职，并成为哲学教授。27岁他被选为教会在威尼斯共和国的总主教。他继续研究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及其他各方面的学问。他发现彩虹的收缩性能。曾经写过一些科学论文，但今天已经失传。他还参加法布里齐奥及吉亚姆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的研究与实验工作。波尔塔曾说他未见过比沙比“更有学问或在知识的领域内更敏锐的人”。可能这些凡俗知识伤害了沙比的信仰。他喜欢结交一些新教徒朋友，于是威尼斯的异端裁判所——后来逮捕布鲁诺的同一机构——收到许多控告他的信件。他曾经3次被元老院提名竞选主教，但3次皆遭梵蒂冈拒绝。这些挫折加深了他对罗马的憎恨。

1605年，元老院拘捕两位神父并控以重罪。教皇保罗五世要求将他们两人移交教会的司法管辖之下，并命令废止一切反对新教堂、寺院与各宗教教派的法律。但威尼斯的领主团体婉拒。教皇限定总督、贵族和元老院等在27天内答复此事。他们邀请沙比做宗教法规顾问。沙比忠告他们应坚持教廷势力仅限于精神事宜上，元老院采纳其意见。1606年教皇将多那托与贵族除籍，停止威尼斯区域内所有神职人员的教权。总督指示威尼斯教士们不必理会禁令并继续行使职权。除耶稣会与圣方济各教派外，他们都遵行总督所示。由于耶稣会会章保证必须服从教皇，遂全体离开威尼斯，虽然贵族们警告假如他们离开则永远不准回来。当时沙比为回答枢机主教贝拉尔米内（Bellarmine），立即出版数篇论文限制教皇的权力，并宣布民众议会较教皇有更高之权力。

教皇保罗五世求助于西班牙与法国，但西班牙一向都拒斥教皇的诏书，而法国的亨利四世则正对威尼斯表示谢意，遂遣派一位明智的枢机主教乔伊斯（Joyeuse）至威尼斯，他提出一个挽回面子的方法。神父们获释至法国领事那里，后来解送他们至罗马。元老院反对废止那些抗议的法律，但（希望教皇协助反抗土耳其人）答应威尼斯以“惯常的虔敬修敛自己”。教皇悬其责难未决，乔伊斯赦免了被逐籍者。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说：“教皇保罗五世的要求，性质太过中古化，以致难以好好实行。”这是整个国家处于禁止教权之下的最后一次。

1607年10月5日，沙比遭刺客暗算，凶手误以为他已命绝随即离去。当他恢复健康后，曾说过一句太好以至于难以令人信其为真的隽语：“我认识了罗马教会的刻字刀。”刺客们在教皇国得到保护并获得欢呼。自此之后，沙比安静地隐居于修道院内，每天做弥撒，但他自己的写作从不停顿。1619年，经由一家伦敦公司之助，他以笔名出版了一本《特伦特会议的历史》（Istoria del Concilio tridentino）的书，是一部控诉特伦特宗教会议的巨册。他以新教徒式的观点叙述宗教改革，又责难宗教会议完全臣服于教皇之下，而使得各教派无法妥协。各处的新教徒均极力推崇该书，弥尔顿称沙比为“伟大而未戴面具的人”。耶稣会委托一位他们教派内的学者斯福扎·帕拉维奇诺（Sforza Pallavicino）写一本与之相对抗的历史著作（16561664年），以期揭露沙比的偏见与谬误。不管双方的敌对态度如何，这两本书在搜集与处理原始资料的技术上，均向前迈进了一步。沙比书中庞大的摘要是后来附加的，滔滔的雄辩构成具有危险性的吸引力。在鼓吹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的运动中，当时他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的。

在这骄横的政府之下，在那些平静与香味弥漫的运河之间，威尼斯仍然继续追求财富与美女，以建筑业讨好基督，以连祷讨好圣母。每星期必有一位圣徒提供理由而为之举行庆典。在瓜尔迪（Guardi）的油画中，我们便能看见他们的集体狂欢。在肖像画中，我们又可发现肉欲的放纵，东方式的服装与珠宝的奢华。几乎每一天晚上，都会听到小船里所传出的乐声。假如你踏进他们的神奇小舟，船夫便会一言不发地带你到一间房内，里面聚集着许多高等妓女。蒙田跟其他男人一样，没什么偏见，非常惊讶威尼斯妓女的富有与自由。她们缴税给国家，然后获准住她们所喜欢的地方，穿她们所喜爱的服装。国家保护她们并应付那些违约的主顾。

随着逐渐增多的华丽的教堂、富丽的新皇宫和一座座优雅的桥梁，威尼斯的大运河及其支流一年比一年兴盛。1631年，元老院委托隆盖纳（Longhena）建立一座庄严的圣玛利亚（Santa Maria della Salute）教堂，作为对圣母的奉献，感谢她保佑威尼斯城在经过一次大瘟疫后能迅速恢复元气。1588年至1592年，安东尼奥·庞特（Antonio da Ponte）以新的里亚尔多（Rialto）桥取代了破旧的木桥，并筑一道90英尺长的大理石单拱桥横跨大运河，两岸商店林立。约1600年，“叹息之桥”（Ponte dei Sospiri）高建在道奇宫（Palazzo dei Dogi）与圣马哥监狱（Prigioni di San Marco）间的一条运河之上——“一边是皇宫，一边是监狱。”史卡莫斯完成了帕拉迪奥的圣乔治教堂和圣索维诺的维几亚图书馆（Libreria Vecchia）。圣索维诺和隆盖纳合建了一座与圣马可广场毗连的新行政宫（Procuratie Nuove）（15821640年），作为威尼斯行政机关的办公处所。大运河沿岸陆续兴建了一些闻名遐迩的宫殿：像巴尔比（Balbi）宫、康塔里尼（the Contarini degli Scrigni）宫和拜伦（Byron）曾经在1818年住过的摩塞尼哥（Mocenigo）宫。那些只看见威尼斯皇宫外表的人，无法想象其内部的辉煌奢华：画上壁画或饰以饰板的天花板，绘画或挂着绣帷的墙壁，覆以丝缎的椅子、桌子、柜子全是雕刻的，镶嵌工装饰的小私室以及耗时数世纪修建的堂皇阶梯。由数百个家庭所组成之一个相互猜疑的寡头政府，坐享商业王国之财富及古老的贵族政治之阶级划分。

当时只有一位威尼斯雕刻家亚历山德罗·维托里亚（Alessandro Vittoria）超群出众，但绘画界里也诞生了两位二流的画家。经过几个时代，帕尔玛·维琪奥（Palma Vecchio，1528年逝世）把颜料都传给侄孙帕尔玛·乔凡尼（Palma Giovane），也就是“年轻者”贾可波·帕尔玛（Jacopo Palma“the Younger”），他较其叔祖晚100年逝世。乔凡尼常常漫不经心地速写，故被贬为颓废派艺术家。不过他有一部分作品，像那幅挂在克罗西费里（Crociferi）教堂的《教皇安那利塔斯》（Pope Anaclytus）几近伟大的佳作，莫尔门蒂的字里行间，提到这位漫不经心的“年轻者”：

伯纳多·斯特罗齐（Bernardo Strozzi）的声名跨立这只神奇长靴的顶端。他生长于热那亚，逝于威尼斯（1644年），其生前名画散布每一个画廊。他曾经是圣方济各修会的托钵僧，后来脱去僧衣，但永远除不掉其绰号——卡普奇诺（Cappucino）。历经无数磨难后，他发现威尼斯充满容忍与富庶，遂创作出他最卓越的作品。一个例子足以代表。他的《一个圣多米尼克修士的肖像》（Portrait of a Dominican Friar，现存于贝加莫[Bergamo]）——那顶高贝雷帽把宽阔的前额衬托得更为分明，紧锁眉头与专心思索的两眼，从他的鼻子和嘴巴可流露其性格，还有一双显露家世的双手。提香也比不上他。这些大师们的弟子在任何一国也被视为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