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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开始的时代
1.3.8.8 长期国会

长期国会

国会于1640年11月3日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平民院由500人组成,“英国绅士与受过教育的俗人之精华……是贵族的而不是平民的议院”,代表财富,而不是代表英国人民,但很显然是站在未来的立场去对抗过去。短期国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又回来了,筹划报仇。赛尔登、汉普登与平姆两度掌权。克伦威尔虽然还不是领袖,但已经是一个受人注目的人物。

时隔久远,无法对之进行客观地描绘,因为从他崛起直至今日,历史学家们均描述他是一位极富野心的伪君子,或称他是一个政治家圣人,个性极为矛盾——有时候他加以调和——他个性中相反的性质产生了此种矛盾的意见。这或许是了解奥立弗·克伦威尔的关键所在。

他是一位地主,但并非门阀,这使他被排除于政府之外,但他也很辛苦地为维持它而付出代价。当然,他也有其祖先。他的父亲罗伦在汉丁顿有点小产业,每年收入约值3000镑。他的曾祖父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是亨利八世的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侄儿,改变其姓为克伦威尔,从大臣或国王那儿获得没收自天主教教会的庄园与税收。奥立弗当时只是10个小孩中的一个,而且是唯一未夭折者。他是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译按:此指以拉丁文、希腊文为主要学科的学校)的教师,是一位热心的传教士,写了一篇论文证明教皇是反基督的,另外一篇是记载这些声名狼藉的罪人所受之处罚。1616年奥立弗进入剑桥西德尼·塞色克斯学院。塞缪尔·沃德(Samuel Ward)为其导师,此人于1643年死于狱中,因为他采取强烈的清教徒立场反对洛德的改革与查理的“运动宣言”。很显然,奥立弗未毕业便离开了剑桥。后来(1638年)他述及自己当年的淘气:

你知道,我所持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喔!我是生活在可爱的黑暗与可恨的光明里,我是罪魁、罪魁,这是真的:我恨敬拜神明,但上帝却怜悯我。哦!他何等丰富的慈爱!为我赞美他——为我祈祷,他开始了一件好的工作,将会在基督里完成。

他经历过所有忏悔的狂喜,他有死亡的幻觉与其他心灵的恐怖,使他永远与忧郁纠缠在一起,在其余生都以清教徒的虔敬规范其言行。他定居后结婚,并有9个孩子,在1628年成为市民的模范。28岁时,便被选为代表汉丁顿出席国会,1631年以1800镑出售其汉丁顿产业,移居圣·艾芙斯(St.Ives)后又移住艾里。1640年剑桥重新推举他出席国会,另一位议员描述他“穿着非常普通的衣服,一套素色的衣服……他的亚麻布并不很清洁……衣领上总有一小点瑕疵,或两三点血迹,他的脸肿胀而有血色”,他的声音“尖锐而不和谐”,脾气“过度暴躁”,但是却能镇静控制。他支配他的时间,与上帝交谈,而具有10个人的力量。不过,上帝仍选择了其他的方法。

平姆指责斯特拉福特是一位秘密的天主教徒,密谋自爱尔兰带军队入英国推翻国会及“改变法律与宗教”,国会表示其愤怒的情绪。1640年11月11日,平民院——从未忘记曾遭国王屏弃——弹劾斯特拉福特是叛国者,并将他送往伦敦塔监禁。12月16日,宣布新的英国国教教规是不合法的,倾向于教皇与叛逆,而弹劾洛德大主教,也将他送入伦敦塔。后来赛尔登供称:“我们控告教会里的高级教士,天主教的仪式使他们可憎,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并未有此种罪过。”查理对这些不妥协的举动甚为困惑,以致他并未对其助手采取保护行动。王后为免除对国会的恐惧,于是请求她的告解神父向教皇求助。

双方的激动与热情日渐高涨。伦敦的激进派中有“彻底”派(Root and Branch Faction)——包括弥尔顿在内——请求国会废除主教管辖与恢复由人民管理教会。某些主教认为它是恶劣的,“教皇不是反基督的……在宗教(天主教)中才能获得拯救”。平民院拒绝其诉愿,投票结果将教士逐出所有的立法与司法机关。贵族院有条件地同意主教们仍旧保留他们在贵族院的席次。不过,这正是平民院所希望结束的,因为它预料贵族院的主教们会经常投票支持国王。有许多小册子辩护或攻击主教管理制度,致使该问题变成激烈的焦点——约瑟夫·贺尔(Joseph Hall)主教宣称这是由使徒或基督所建立的神圣权力。5位长老教会信徒,便以假名“斯迈特纽斯”(Smectymnus)公开发行有名的小册子给予答复,前面几篇为他们所写,以后的5篇是由弥尔顿所写。1641年5月27日,克伦威尔再度提议全面取消主教管辖制度,平民院通过该法案,却遭贵族院拒绝。9月1日,平民院决议三位一体的“可耻绘像”,所有圣母玛利亚的想象,所有的十字架与“迷信绘像”都须从英国教会中除去,安息日那天应该避免所有的“跳舞与其他运动”。另一阵的迷信破除风也横扫了英格兰,围绕祭坛的栏杆与屏风都被拿掉,彩色玻璃的窗子都被捣毁,神像也被推翻,绘像被切成许多碎片。平民院复于10月23日通过一项排斥主教的法案,国王因而诉诸贵族院,宣称他决心至死维护英国国教的既存教义与纪律,他确实这么做了。他的干预使得法案失败,但愤怒的群众因而阻止主教们出席国会。他们中的12人签署了一项抗议书,宣称他们缺席时所作任何立法事项均为无效。国会弹劾且监禁他们,最后,贵族院于1642年2月5日批准了排斥法案,主教们以后便不再出席国会了。

胜利的平民院开始巩固其力量。从伦敦城处借款来维持财政支出,通过法案,禁止任何在国会集会期间50天内或未得其同意而解散国会的举动,改革税制与司法,取消了星室法庭与宫廷的最高委员会,停止各项专卖与船金的征收,并取消了不利于汉普登的裁决,承认国王有权征集吨数与磅重税,但仅限于在国会特许的期间。查理也同意这些措施,国会从改革迈进革命了。

1641年3月它将斯特拉福特送审,4月宣布他叛逆的罪名,并送呈褫夺公权令给国王签署。不顾洛德的劝告,查理前往贵族院,宣称虽然他准备取消斯特拉福特担任公职之资格,但绝不同意以叛国罪名将其定罪。平民院称这种皇室的出席,破坏了国会的特权与自由。翌日,便有“众多的群众”聚集于贵族院与国王的皇宫前,高喊“正义、公正”,并要求把斯特拉福特处死。胆怯的枢密院要求查理让步,但遭到查理的拒绝。约克大主教请求签名。贵族们警告国王,他自己、王后以及儿女的性命都处于危险状态中,但仍为国王拒绝。最后,斯特拉福特自己呈给他一封劝他签署的信,作为驱走暴民的唯一抉择。查理签署了,但仍不原谅自己。1641年5月12日,斯特拉福特被执行判决。当斯特拉福特经过时,洛德从他的狱中小室伸出手祝福他,斯特拉福特在满是敌意的群众前“成仁”而毫不啜泣。

斯特拉福特事件,将平民院截然划分成后来竞争的维新党(Whigs)与保守党(Tories)——即一些人同意,而一些人反对进一步地将国王权力移转到国会。像卢修斯·喀利(Lucius Cary)、福克兰(Falkland)子爵与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即后来的克伦登公爵)便支持国会,他们现在怀疑:已遭受如此严重折磨的国王,是否能在伦敦统治暴民,在宗教上是否能统治清教徒的堡垒;已脱缰的国会是否会废除政府对国教教会的支持,是否会威胁私人财富,并危害整个英国人的阶级结构。平姆、汉普登和克伦威尔或许承认这些危险,但也有其他比他们走得更远的人。他们已步入深渊,因此害怕若查理恢复其权力则将会危及他们的性命。在任何时刻国王都能从爱尔兰处调集由半数天主教徒所组成,似斯特拉福特所建议的军队来镇压。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国会决定维持在英格兰北方友善的苏格兰军队,给予苏格兰礼金30万镑,又答应以后每月给2.5万镑的补助金。

由于爱尔兰突然爆发的野蛮暴动(1641年10月),使得国会更加恐惧。菲利姆·奥尼尔(Phelim O’Neill)、奥摩尔三世(Rory Omore III)与其他领导分子号召自由战争——阿尔斯特(译按:昔为爱尔兰之一省,后分离为现今爱尔兰共和国之一省),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天主教徒反抗压迫,爱尔兰反抗英格兰的残忍迫害,该次反叛因为带有愤怒情绪,致使他们的作风极为野蛮。爱尔兰的英国人,保护那些在当时对他们来说似乎合法的财产与生命,以残忍回报野蛮,每一次胜利都演变成屠杀。英国国会又错误地怀疑国王鼓励爱尔兰的暴动,以便恢复天主教,而此种行为在后日将施之于英格兰,因此拒绝国王筹集基金以组成军队拯救在北方的英国人之要求。他们认为此种军队可能会转向对抗国会本身,致使爱尔兰的暴动继续蔓延于英国革命时期。

当查理将两位被排斥与弹劾的主教升任至较高的职位时,革命行动便因而再向前迈进一大步。愤怒的平民院议员提议“大抗议”(Grand Remonstrance),扼要而公开地表示了国会的反对国王,并迫使他允许国会有权否决其对重要职位的任命。许多保守人士认为,此项措施将使行政权移转到国会,而减少国王的权力,使其成为无能力者。党派的分立愈来愈尖锐,争辩也愈趋激烈。议员们手持利剑支持其言论。克伦威尔稍后宣称,若该议案失败,他将远赴美洲。终于,议案以11票的优势通过,而在1641年12月1日呈送给国王。该议案首先便肯定了对皇室的忠诚;其次详细地陈述了国王对国会的攻击,他所给予国家的损害,对国会的改革,以及已经矫正的那些弊病,作了一个评论,控告“天主教徒……主教们与教会中的腐败人士”,自私的议员与朝臣,图谋英国成为天主教;一再指出国王破坏了《权利请愿书》与试图利用高压手段来解散民选的国会,并要求国王召开一次宗教会议,以恢复英国国教信仰于洛德改革以前的形式,建议国王撤除枢密院中所有反对国会之政策的人,以后只能任用这类的参赞、大使,其他部门首长……要为国会所信任,否则他就不能对陛下提供他个人的支持也不能提供新教徒的助力。

查理在该项最后通牒的期限内作答复。12月15日,国会逾越国王名讳,向人民公开发布了大抗议。查理这才答复。他同意召开一次宗教会议以压制所有“天主教”的侵略;他拒绝剥夺主教在议会的投票权;他坚持有召集枢密院的权力,并公开录用那些他所认为适当的人选;最后,他再度要求财政基金。相反,平民院却提议《民兵法案》(Militra Bill)以控制军队。

平常就犹豫不决的查理,现在匆忙卷入国会宣布的战争状态。1642年1月3日,首席检察长以国王的名义,在贵族院控告5位平民院议员:平姆、汉普登、贺利斯(Holles)、希西里格(Heselrige)、威廉·斯托得(William Strode)——罪名是叛国与寻求推翻军队对国王的服从与鼓励“外来力量”(苏格兰)入侵英格兰而向国王挑战。翌日,查理带领他留守于门口的300名士兵进入平民院,逮捕那5位议员。他们都不在,跑到朋友的家中去避难。遭到挫折的国王说:“我看到所有的鸟儿都飞逃了。”当他走出来时,他被那些大喊“特权”的人所责难,因为这种皇族与军队的侵入国会显然是非法的。因担心议员可能全被逮捕,平民院便迁至市政厅(Guildhall),处于市民的保护之下。查理离开伦敦前赴汉普敦宫,平民院与被指控的5人才又返回威斯敏斯特。亨丽埃塔王后秘密地遁回法国,以皇家珠宝收买支持国王的力量。查理与掌玺大臣同赴北方,他试图进入赫尔,并在此补给军需,但该城拒绝他进入,于是他转赴约克城。国会便于1642年3月5日,命令所有的武装力量只服从国会。35位贵族与65位平民院议员于是从国会中退出,共赴约克加入查理的阵营。海德现在成为国王的首席顾问了。

7月2日,国会转送查理19条建议,他的接受即为维持和平的最基本条件。他须将军队与所有军事要地的控制权交给国会,国会校订宗教仪式与整顿教会行政,任命与解职所有皇家的大臣与皇子的监护人,排斥所有在此次事件以后所产生的贵族院议员。查理拒绝那些建议,认为那样无疑是君政的实质破坏。好像是法国大革命的预演,国会指定了公安委员会,在7月12日命令:“立刻组成一支军队。”克伦威尔与其他人便返回自己的自治市镇招募志愿军。8月2日在向国家的上诉中,国会反叛的基础不在于国会之向往统治权,而在于以天主教徒在英国起义而祸患即将来临。这警告全国说,国王的胜利将会迎来对新教徒的大屠杀。8月17日,特务分子包围了军事仓库。1642年8月27日,查理在诺丁翰扬起军旗,从而启开了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