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国会掌权并弑杀国王的那次革命——路易十六为其祖先们赎罪的144年前的事件——根植于经济冲突与宗教竞争。

封建制度是一个农业的组织与依赖，西欧的君主专制是封建制度的组织与顶峰，这两者由于其深植于土地和地主的经济组织而密切结合。在英国，两种经济的发展，切断了这种封建的根源。一是“绅士”的成长，小有财产而无贵族之名衔，这些人就土地而言，介于有头衔的贵族和自耕农之间。他们生活于国王、法庭和仍旧是封建社会术语的思想与态势的法律耗损下，以钱购买或占取平民院的席位，渴望一个屈服于他们的国会以及屈服于国会的政府。二是中产阶级财产的扩张——银行家、商人、手工艺者、律师、医生——和中产阶级所要求的与经济力量相对应的政治权力。这些革命性的因素并无共同利益存在，他们只在尝试牵制地主望族、谄上骄下的法庭以及一个世代相传的被认为是经济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之源的国王。

年复一年，英国经济之基础已由静态的土地转变成可流通的金钱。在1540年以前，兴建一座铜矿工厂需要300美元的资金（以1958年美国的货币价来衡量），到1620年时，便需12.5万美元。约1650年，资本主义的发展涉及大量的基金经费，在约克郡地区的明矾工厂、达特福（Dartford）的造纸工厂，布伦德利（Brendeley）的大炮铸造厂以及无数埋藏于地下的矿场，需挖出更多的煤、铜、锡、铁和铅矿。1550年，只有少数几个英国矿场年产量超过300吨；1640年，便有数个矿区能每年出产2万吨。技工们使用的金属，均依赖于采矿和集中于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冶金工业手中。纺织工厂为了供应货品，雇用500至1000个左右的工人，而编织工人与裁缝又散布于城市和乡村的数千家庭里。农业在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改变中，也占有一席之位：资本家们大量购买并围起广阔的土地供给城市的肉类及国内外工厂所需之羊毛。于是，英国的对外贸易在1610年到1640年间便增长了10倍之多。

在英国人的记忆中，贫富间的差距并非极为悬殊。“工人的劳务报酬在17世纪上半叶陷于最恶劣的状况，因为食物的价格上涨，而工资却并无增加。”以100为基数，在1380年英国木匠工人实际工资约为300，1480年约370，在伊丽莎白时代大约200，查理一世时只有120——是400年中最低的待遇。在1634年，失业人数很多，以致查理强令拆毁新建的机械锯木厂，因为它使许多锯木者失业。与法国的战争使税捐增高，法国内战，减少了出口贸易，1629年至1630年的粮食歉收使物价波动而面临饥荒的边缘，膨胀的经济造成不景气（16291632年，1638年）。所有这些因素，配合了宗教迫害而驱使许多英国家庭迁居美洲，加上英国的卷入内战，便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阶级的战争，逐渐演变成地域与道德律的冲突。北方是绝对优势的农业经济，大多数为秘密的天主教徒。伦敦与南方日益增长的工业区却信奉新教。新的企业阶级，坚持独占事业与保护性的关税，要求自由经济，工资与价格应由劳力与货物供给来决定，生产、分配、利润及财产不为封建或政府控制，商业财富，利益取偿，或财富的控制皆无瑕疵。贵族和他们的农夫仍坚持彼此义务与团体责任的旧封建观念，要求国家来规定工资与价格，利用习惯与法律限制就业与利润分配等。贵族们抗议为了国内外市场而生产的新商业经济，它瓦解了阶级关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贵族（以及绅士与政府）因通货膨胀影响了他们赖以为生的传统税、租税、税捐等之价值，而颇受威胁，他们以愤怒与侮辱的眼光注视着在行政上享受优势的律师与统御城市的商人。他们恐惧重商业的伦敦之力量，他们占全英国500万人口的30万，有能力资助一支军队及一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