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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7 詹姆士散布旋风（1615—1625）

詹姆士散布旋风（1615—1625）

爱情与外交是不可靠的伙伴。1615年，詹姆士堕入情网，他以恳切巧妙及熟练的手法，与潇洒、勇敢及富有的23岁的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陷入情网。他封维利尔斯为伯爵，然后又封为侯爵，最后又封为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1616年以后，他允许维利尔斯指导国家的政策。白金汉的太太，凯瑟琳·曼纳斯夫人（Lady Katherine Manners）表面上虽然信奉英国国教，但暗地里却是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信徒，所以，便促使他与西班牙亲善。

詹姆士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他不愿因为神学或海盗事件而卷入欧洲大陆的纠纷之中，他继位后不久，即结束英国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当巴拉丁挪（Palatinate）的君主——詹姆士所钟爱的女儿伊丽莎白之夫腓特烈——于三十年战争后丧失其君位，詹姆士便以适切的姑息来玩弄西班牙的哈布斯堡（Hapsburg）君主，希望他能影响哈布斯堡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让腓特烈复国。由于人民的厌恶，詹姆士建议菲利普四世将其妹妹玛丽亚公主嫁给查理王子为妻。

雷利以血腥的结果作为詹姆士西班牙政策之祭品。他私下反对詹姆士的继位权，同时也强烈反对詹姆士的支持者埃塞克斯。抵达伦敦不久后，詹姆士便免掉他所有的公职。他个性热情且性急，雷利自己便涉及教皇推翻国王的阴谋之中。他被送入伦敦塔，抗称自己无罪，并企图自杀。结果他被审讯，因含混的证据而被定罪，1603年12月13日，经过了加给一个叛逆者的所有痛苦后，被判以死刑。12月9日，他曾写给妻子一封信，信中流露他很少对世人表示的关切与虔诚，而使该信热情洋溢。詹姆士拒绝了皇后与亨利王子宽恕他的请求，但允许他在狱中多活15年，但死刑经常环绕其旁。雷利的妻子得以进入狱中看顾他，并与他同住于伦敦塔内临时建起的小屋里。朋友们供给他许多书籍，他做了许多化学实验，写了一些著名的诗，并撰写他的《世界史》。当1614年出版时，他以虔诚的冗长序言，表露自己一颗纷扰和分散的心。他以叙述尼尼微（Nineveh）开始，历经埃及、朱蒂亚（Judea，译按：昔日罗马所统治之南巴勒斯坦的一部分）、波斯、迦登（Chaden，译按：系古巴比伦南部之一地区，位于波斯湾之西北）、希腊和迦太基，而终止于罗马帝国。雷利并不期望叙及近代，因为“不论谁，在撰写现代史时，因紧紧跟随着真实而会过分接近其踵部，便很可能在偶然间被拔去牙齿”。他以壮丽的手法描述萨拉米斯（Salamis）战争。当他继续描写时，他的风格改变，将话题转入“雄辩的、公正及全能的死神”，而使故事进入最精彩部分。

但是，他并不甘心于被打败。1616年，他筹足了1500镑，贿赂白金汉公爵，请他代为向国王请求宽恕。他并保证：假若被释放，将远赴南美洲，去发现他所断定黄金储量极丰的圭亚那，并带回黄金作为皇室的战利品，以充实即将枯竭的财政资源。詹姆士在此种条件下释放他，并同意他与其同伴可以占有从那些“蛮人”处所掳获财产的4/5。然而，谨慎的统治者宣布死刑的宣判仍有效，以作为激励。西班牙大使冈多莫（Gondomor）伯爵立刻指出圭亚那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并希望他们不要无端干扰。詹姆士正期求和平，并且准备与西班牙通婚，以即刻发布死刑令的威胁，禁止雷利去干涉任何天主教地区，尤其是西班牙。雷利欣然签名同意这些限制条件，冈多莫仍旧抗议不已，詹姆士发誓：假若雷利破坏了他的指令，立刻将他处死。

经好友的协助，雷利准备了14艘船，在1617年3月17日出航，赴奥里诺科河口。当时有一位西班牙的殖民者桑托·托马斯（Santo Tomas）阻碍他往传说中储有金矿河流的去路。雷利的手下（他自己留于船上）登陆，攻击当地住民，烧毁村落，并且杀害其头领。随后，因遭遇西班牙殖民者顽强抵抗，空手返回船上。当雷利获悉其子在攻击中被敌人杀害时大感气馁，他痛斥副指挥官的无能，并命令他自杀。他的随从随即对他丧失信心，船只一艘一艘地脱离其舰队。他不得已折返英国，国王对他极为愤怒。雷利秘密安排想前往法国避难，但被捕；他试图逃脱，逃至格林尼治时被一法国密探出卖。他因此再度被捕，并送到伦敦塔监禁，国王迫于冈多莫的外交压力，下令执行死刑。

疲乏的残生致使他但求一死，他于1618年10月29日以庄严镇定的步伐走向执行台，他的被处死使他成为仇恨西班牙的民族英雄。他曾向一位郡里执行法律的官吏要求说：“让我们速了吧！”“此时正是我疟疾病复生之时，我将不至于让敌人认为我系为恐惧所震怖。”他以大拇指摸摸斧刃说：“这是一剂清澈有效的特效药，能治疗我一切的疾病与苦痛。”他忠实的妻子乞求领回尸体，葬于一座教堂之中。她写道：“主给了我他的尸体，虽然他们否认了他的生命。上帝在我的智慧中扶持我。”

雷利的探险是詹姆士的子民满怀希望地航向美洲的历次探险之一。农夫们渴求自己的土地，冒险者追求商业或战利品的财富，罪犯逃避法律的酷刑，清教徒们决心计划在这些处女地插上信仰的旗帜——这些及其他原因造成了不断的冒险与冗长的海上生涯，并造成了各处的英格兰人民的土地。1606年至1607年殖民于弗吉尼亚，1609年殖民于百慕大群岛（Bermuda），1610年殖民于纽芬兰（Newfoundland）。分离教派的教士们因为拒绝接受《通用祈祷书》和英国国教的仪式，与同僚们逃至荷兰（1608年），从代尔夫特（Delft，1620年7月）至南安普敦、普利茅斯（9月），这些“清教徒”们（Pilgrims，译按：指1620年创立普利茅斯殖民地之清教徒）横渡大西洋，历经3个月的严厉考验，终于在12月21日定居于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译按：此指美国马塞诸塞州之普利茅斯港的岩石）。

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最初指令以3万英镑和17艘船，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手里攫取贸易港口与航线，失败后，于是又增添了60艘船及增加经费到54万英镑。1615年托马斯·洛伊（Thomas Roe）爵士终于在艾哈迈达巴德（Ahmadabad）、苏拉特（Surat）、阿格拉（Agra）和印度其他地方建立不少的贸易站，完成了使命；并于1640年在圣乔治堡（Fort St.George）建筑一座堡垒准备以武装保护他们。如此便迈开了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事业的第一步。

不顾商业利益的诱惑，国会的敦促以及流行的盲目爱国主义，詹姆士仍维持了16年的和平政策。平民院要求他参加“三十年战争”，支持波希米亚及日耳曼境内的新教徒，众议院请求其独子勿与西班牙通婚，而与新教徒的公主结婚；他们谴责詹姆士并不抓紧反对天主教的法律，并督促他命令所有天主教徒的子女应与其父母分离，以培养他们成新教徒；最后警告他，容忍将会导致罗马教会的成长，因此要他坦白保证不再容忍天主教徒。

1621年，国会与国王间意见的尖锐化对立几乎预演了1642年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与查理一世冲突的情景。平民院指责宫廷的奢侈情形与皇室坚持贸易独占性的错误，平民院对独占者加以罚款及放逐，拒绝了他们所主张的认为初期工业需要免于竞争才能发展的观点。詹姆士对此种谴责大感不满，认为那样是干预企业发展，国会便于12月18日提出了历史性的“大抗议”。再度主张“国会的自由权、选举权、特权、司法权等均为亘古不受怀疑的天赋权利及英国人民之遗产”，并且附言：“关于国王、国家及王国保卫之辛勤与紧急事务……系专有事务，乃议会之职务，应于国会中讨论。”詹姆士更为愤怒，将平民院公报上有关这份抗议的那一页撕毁，1622年2月8日下令解散国会，指令监禁4个国会领袖：南安普敦、赛尔登、柯克及平姆，并大胆地实施白金汉的请求，与西班牙做军事联盟准备。

这位轻率的部长敦促国王派查理王子去马德里，探视玛丽亚公主并完婚。詹姆士勉强同意，因他担心菲利普会不高兴而遣送查理回英国，成为欧洲的笑柄。

查理在1623年3月抵达马德里，王子与公爵双双发现可爱的公主是无法接近的，西班牙百姓对公主之下嫁一个清教徒，其愤怒有如英国人之愤怒查理王子将带一天主教徒回家一样。菲利普与其部长奥利弗雷（Olivares）以谦恭客气的态度招待访客，当时的歌剧家洛普·德维加（Lope de Vega）撰写了欢迎宴会的剧本，委拉斯开兹（Valázquez）描绘了查理的肖像，白金汉更代为向西班牙美人以极其荣典之礼求婚。但若缔结姻缘则会造成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即英国天主教徒将重新获得宗教自由。查理立即答应，而詹姆士则到后来方勉强同意。终于，婚姻条约签订了，但当詹姆士进一步要求菲利普答应在情势需要时，得使用西班牙武力支持腓特烈恢复巴拉丁挪的王位时，菲利普拒绝了他的请求，致使詹姆士愤怒之余命令其子与宠臣返回。在1623年6月14日写给查理王子的信中，我们可以见到国王人性的一面：“现在，我极为后悔因让你远行而受苦。我所欲者非婚姻也非他事，因此，我可以再度将你拥入怀中。上帝答应他吧！上帝答应他吧！上帝答应他吧！”公主曾向查理道再见，并要他答应返回后照顾英国的天主教徒。返国的王子似英雄般受到英人欢呼，因他未将新娘带回来。

现在，白金汉本人，对于西班牙受到如呆子般戏弄，感到十分愤怒（尤其是奥利弗雷给他的保证），转而与法国缔结军事同盟，并努力为查理争取亨利四世的最年轻女儿——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她的天主教信仰是在国会受到阻挠的原因之一。然后，急躁的年轻部长由于得到身心日渐衰退的詹姆士支持，再度获得平民院之信任，向西班牙宣战。1624年2月，国会重新集会，部分人士由于追逐商业利益，部分人士由于决心阻止西班牙借款给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抗信奉新教的日耳曼，他们制定政策，热切地要求掠夺西班牙的战利品、殖民地或市场。人民曾指责爱好和平的詹姆士是懦夫，现在反因他征募百姓入伍服役而指责他是暴君。军团的组成，资金的获得通过，皆不够充足，致使詹姆士对其和平王朝的无故参与无用的战争大感头痛。

他的各种病症在最后数年集聚一身。由于过度的吃喝腐蚀了他的各个器官，现在，他大约患了黏膜炎、关节炎、痛风、结石、黄疸病、腹泻和痔疮等症。他每天总在流血，有时甚至使皇室的人士感到困扰。他仍旧拒绝就医，却接受英国教会的圣餐。他在1623年3月27日逝世，弥留之际仍喃喃地为其信仰而感到安慰。

不论其自负和粗鲁的态度如何，他确实较以往那些比他更富活力、勇气和事业心的某些国王好得多。他的君权绝对主义仅是理论而已，他是一个胆小的人，经常向强有力的国会让步。他的佯称神学并未阻碍容忍的意志，反使他远较其先驱们更为慷慨。他的酷爱和平使英国得以繁荣，阻止了国会之好战及人民的受苦。谄媚他的人称他是“英国的所罗门”，因为他极富智慧，当时的索利（Sully，译按：当时之法国政治家）因无法使他卷入欧陆的纠纷而称他为“基督教国家中最聪明的呆子”。他既非哲学家也非呆子，他只是一位错扮为统治者的学者，他是一位处于充满神话及战争时代之爱好和平者。詹姆士一世手订《圣经》所予人的影响，远较一个征服者的王权所给予人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