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主要发现

我们总结了已知的关于人格遗传率的知识，结果可能会让你很吃惊。

人格特质

行为遗传学最常研究的人格特质是外向性和神经质。回想一下，外向性是这样一种人格维度：处于一端的人活泼开朗、善言谈（外向）；而处在另一端的人则表现为安静和退缩（内向）。在神经质上，处于一端的人倾向于焦虑、紧张和情绪易波动；而另一端的人则倾向于镇静和情绪稳定。研究者对25000多对双生子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发现外向性和神经质确实具有很高的遗传性。例如，瑞典的一项对4987对双生子的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之间外向性的相关为+0.51，而异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是+0.21。运用简单的经验法则，将两种相关之差乘以2，得到的遗传率为0.60。

关于神经质的研究结果也十分相似。同卵双生子在神经质上的相关为+0.50；而异卵双生子的相关为+0.23。这意味着遗传率为0.54，或者说54%的变异来自于遗传。大量的双生子研究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外向性和神经质这两种人格特质有超过50%的变异来自于遗传。

通过收养研究得到的关于这两种特质的遗传率稍低。例如，有研究者发现，在被收养者与其生父母之间，外向性的遗传率估计值是0.40，神经质是0.30；而他们与养父母的相关几乎为零，这说明环境因素对这两种特质的直接影响甚微。但是，却有同样的研究指出了重要的环境影响因素。

个体在活动水平上的差异也接受了行为遗传学的分析。活动水平的个体差异在出生后不久就出现，并且在整个儿童期保持稳定，我们能够用一种被称做活动度测量仪的机械记录设备测量这一差异。最近，一项研究评估了300对德国成年人中的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活动水平。研究者用一种自动上发条的类似腕表的活动记录装置测量每一个体身体活动时所消耗的能量。人的肢体活动能够激活该装置，记录身体活动的频率和强度。结果发现活动水平的遗传率为0.40，说明运动耗能的个体差异可以适当地归因于基因差异。

行为遗传学研究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的人格维度。基于来自明尼苏达双生子库的353对男性双胞胎的研究，研究者考察了所谓“精神病”这一人格特质的遗传率。精神病特质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以操控他人为乐）、冷漠（拥有冷漠的情感类型）、冲动的反世俗性（对社会传统漠不关心）、大胆（是个冒险者，缺乏对伤害的预期焦虑）、责备外化（因为自己的问题而责备他人）和压力免疫性（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事件时缺乏焦虑感）。所有这些精神病特质均表现出中等至较高的遗传率。例如，“冷漠”的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是+0.34，异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是-0.16；而“大胆”的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是+0.54，异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是0.03。将这两种相关之差乘以2，计算结果表明这些与精神病性有关的人格维度均具有明显的遗传率。

有趣的是，性格的遗传率并非只限于人类。在一项以黑猩猩为被试的开创性研究中，研究者以训练有素的观察者的评价为指标，考察了黑猩猩在支配性（高外向性，低神经质）与幸福感（看起来高兴、满足和快乐）上的遗传率。结果发现黑猩猩的幸福感具有中等程度的遗传率（0.40），而支配性的遗传率高达0.66。这些结果说明遗传基因对性格的重要影响不仅限于人类，还可以扩展到其他的灵长类动物身上。

随着人格跨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行为遗传学研究采用更全面的人格调查表，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许多不同的国家。一项对296对日本双生子的研究揭示出克罗宁格提出的七因素人格（包括新奇寻求、避免伤害、奖励依赖和坚韧性等）具有中等程度的遗传率。一项用观察法对德国的168对同卵双生子和132对异卵双生子进行的研究，发现“大五”人格（即人格的五因素模型，包括外向性、随和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开放性）的遗传率为0.40。关于“大五”人格特质的遗传率，加拿大和德国的研究报告了类似的结果，他们采用的是自我报告测量法。

表1　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

或许，最吸引人的人格特质研究当数明尼苏达双生子研究。该研究涉及被分开抚养的45对同卵双生子和26对异卵双生子。被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见表1。这些发现令许多人震惊。例如，传统主义，即个体对已有做事方式的态度或偏好，为什么表现出如此高的遗传率？传统的观点认为，父母前后不一致的强化和不适宜的依恋教养造成了孩子的神经质。可为什么神经质的遗传率也是如此之高？这些行为遗传学的发现使一些研究者开始质疑长久以来持有的关于个体差异起源的假设——在后面的内容“共享环境与非共享环境的影响：一个难解之谜”中，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综合行为遗传学对重要人格特质的研究，如外向性、随和性、尽责性、神经质、开放性，得出遗传率的估计范围为0.20～0.45。总的来说，重要人格特质明显显示出了中等程度的遗传率，至少在研究样本中如此。然而，同样的研究也说明人格特质的变异有很大部分是环境因素造成的。

态度和偏好

稳定的态度一般被视为人格的一部分，它表现出广泛的个体差异，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至少在有些时候与实际行为相关。行为遗传学家也研究了态度的遗传率。明尼苏达双生子研究的结果显示，传统主义（对保守价值的支持超过对现代价值的支持）的遗传率为0.63。一项对生活在澳大利亚的2000多对双生子的研究发现，在传统主义上，同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为+0.63，异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为+0.46，遗传率大约是0.34。

近期一项对来自科罗拉多收养计划的654名收养和非收养儿童进行的纵向研究表明，遗传对保守态度有显著的影响。保守态度的测查包括考察受测者是否赞同特定的词或短语，如“死刑”、“同性恋的权利”、“检察制度”、“共和党人”等。该研究表明，遗传的影响早在12岁时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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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取向

性取向涉及一个人追求的性欲对象，他（她）是被同性吸引还是被异性吸引。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格研究者都把性取向差异视为人格的一部分，但把它当做一种重要的个体差异还是合理的。性取向的个体差异似乎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而且还与许多重要的生活事件相联系，如个体所属的社会群体，追求的休闲活动和接受的生活方式等。按照我们前面提出的人格定义，性取向可以被明确地归于人格的范畴。

一些关于性取向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总是见于报纸的头条。同性恋是遗传的吗？心理学家迈克尔·贝利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和同事们对男同性恋的孪生样本和收养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遗传率的估计值取决于不同的研究假设，其范围从0.30至0.70。关于女同性恋的研究结果也是类似的。

这些遗传性研究发现紧随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曾发表于《科学》杂志的发现之后。脑科学家西蒙·列维发现，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男士们在大脑的特定区域下丘脑上有所不同。下丘脑的中前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典型的男性性行为。列维得到了死于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的大脑，他将其与死于艾滋病或其他原因的男异性恋者的大脑相比，发现前者下丘脑的中前区（这一区域被认为控制着典型的男性性行为）比后者的小2～3倍。遗憾的是，限于脑科学研究的巨大成本，这项研究的样本数量非常少。而且，没有人能够重复验证这些发现。

行为遗传学家迪安哈默公布了一些证据，证明男性性取向受到X染色体上一种基因的影响。然而，这一发现需要再次验证，一些研究者已对其效度表示怀疑。

显然，这一研究领域充满争议，研究发现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此外，同性恋的行为遗传学研究已经吸引了很多批评者。有的研究者从根本上对取样提出了质疑，通过男、女同性恋刊物上的广告招募的被试不具代表性。例如，那些同为男同性恋的双生子更有可能对寻找男同性恋双生子的广告做出反应，从而夸大了对遗传率的估计。

已有研究的另一个缺陷是忽视了性取向的相关性。例如，童年期的性别不协调与成年后的性取向具有很强的相关。成年后的男同性恋者忆起童年期的自己具有女子气；而成年后的女同性恋者则忆起童年时的自己具有男子气。这种相关很强，得到了许多数据来源的支持（例如，童年期性别不协调的同伴报告）。关于童年期性别不协调的重要性，一位著名的研究者说：“很难想象还有其他的个体差异能够如此可靠、如此强有力地预测个体毕生的重要社会事件，对男女两性来说都如此。”事实上，贝姆提出了自己的成人性取向来源的理论，认为生物因素导致了童年期的性别不协调，这种早期的不协调使儿童感到自己与其他的同性伙伴不同。因此，他们被这些与自己“不同”的人所吸引（尽管他们的性别相同）。

贝利和他的同事实施了一项迄今为止最大的成人双生子性取向的研究，试图克服这两种缺陷，即取样不具有代表性和缺乏对童年期性别不协调的考虑。被试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约25000对双生子的样本，其中有约1000对同卵双生子和1000对异卵双生子。他们接受调查时的平均年龄是29岁。被试需要完成一份问卷，问卷涉及童年期（12岁之前）参与的与性别角色有关的各类刻板活动和游戏。他们还需完成一份关于成人性取向与性活动的详细问卷。例如：“当你开始性幻想时，你的性伙伴是男性的频率是多少？是女性的频率是多少？”

结果显示，异性取向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相同，均约为92%。然而，在性行为的分布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性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可能有轻微的同性恋倾向而非纯粹的同性恋；男性则倾向于是纯粹的异性恋，或者是纯粹的同性恋。超过3%的男性在性吸引和性幻想方面是纯粹的同性恋，而女性只有1%。这个发现表明，应该分开研究男性和女性的性行为和性取向，研究者应该建立不同的理论来解释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

关于同性恋是否会在家庭内部蔓延的问题，本研究发现，男性同卵双生子之间的一致性是20%；而女性同卵双生子的是24%，低于先前研究得出的比例。一致性是指双胞胎中的一个是同性恋，另一个也是同性恋的概率。先前的研究发现双生子是同性恋的一致性比率一般在40%至50%之间。贝利认为，先前的研究过高地估计了遗传的作用，这是由在同性恋杂志上以广告的方式招募被试所致。也许两个人都是男同性恋的双生子更可能对广告招募做出反应，以至于夸大了对一致性的估计。

在贝利等人所做的研究中，被试是从更大范围的双生子中随机选择的，所以没有选择偏差。遗传对性取向的实际贡献率似乎比先前认为的要低很多。在该研究中，排除环境的影响，遗传的直接贡献率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而童年期的性别不协调则表现出了显著的遗传性，男性的遗传率为0.50，女性的遗传率为0.37。这个发现支持了贝姆的理论：成人性取向的遗传成分可能是童年期的性别不协调。也就是说，儿童表现与自身生理性别相反的行为的倾向（如，男孩喜欢洋娃娃，女孩喜欢攻击性游戏）可能具有中度的遗传性。虽然童年期性别不协调与成年后的同性恋倾向之间的相关具有统计显著性，但证据还远远不足。显然，近期的大部分研究说明，基因对成人性取向具有相对适中的、非直接的影响。

近来的双生子研究发现了另一种现象，称为性别认同障碍。被诊断为性别认同障碍需要同时具备两个特点：（1）强烈而持久的跨性别的认同；（2）对自己的生理性别有着长期的不适应。该研究的314对双胞胎中，显著的性别认同障碍者约占2.3%。研究结果表明，在是否被诊断为性别认同障碍上，遗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62%的变异源于遗传。因此研究者认为“性别认同可能更多地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而非选择的结果。”

总之，行为遗传学研究和脑科学研究的发现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性取向（一种个体差异，与个体所属的社会组织、追求的休闲活动和接受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遗传性。然而，哪些是可遗传的，遗传如何间接影响成人的性取向，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基因似乎还影响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并非一时之兴，它对个体一生的工作、财富，以及最终获得的社会地位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在一项大规模的调查中，研究者要求居住在加拿大和美国的435名被领养子女和10880名亲生子女从14个方面评价一些具有良好前景的工作，量表的评分范围从1到100（1为“完全不吸引人”， 100为“非常吸引人”）。这14个方面包括：高收入、竞争性、名声、受人羡慕、风险性、危险因素、控制他人、被他人畏惧、无人监督、独立性、工作安全性、团队归属、职责明确和帮助他人。然后将子女的这些职业偏好与父母的七个社会状况求相关，包括受教育水平、职位、收入等。结果发现，亲生子女中有71%的相关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而被领养子女中只有3%的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抚养环境没有产生任何效应）。研究者认为：“这项研究不仅说明基因影响到与职业相关的各种偏好，而且这些偏好也会对社会地位的获取产生影响。”简言之，诸如追求竞争和财富这类职业偏好会引导个体选择可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和收入的职业。我们为之付出大部分生命的工作以及它们带来的名望和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父母基因的影响。

然而并非所有的态度和信仰都表现出中等的遗传性。一项关于400对双生子的研究发现，在对上帝的信仰、宗教事务的参与性以及种族融合的态度上，实际遗传率是零。近期一项对收养和非收养儿童的研究也证实，没有证据表明遗传会对宗教态度产生影响。个体态度差异的原因取决于所研究的态度。比如传统主义的遗传率范围在0.30～0.60，而宗教信仰则降为零。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某些态度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遗传性。是特定的基因使人更保守？还是说这些遗传性只是控制其他特征的基因的副产品？行为遗传学将来的研究或许能解开态度上的遗传率之谜。

吸烟和饮酒

吸烟和饮酒常被认为是某些人格特征的行为表现，比如感觉寻求、外向性、神经质等。吸烟和饮酒习惯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虽然人们时而戒掉又时而重操，但这种个体差异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吸烟和饮酒习惯的个体差异也表现出一定的遗传性。一项对澳大利亚双生子的研究发现，两个同卵双生子都吸烟的概率比仅有一个吸烟的概率高大约16倍；而异卵双生子的概率只有7倍左右，这证明吸烟和饮酒存在遗传性。对荷兰的1300个青少年双生子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对吸烟行为不同过程的研究——开始、持续与戒断——也发现了中等的遗传性。这些研究还同时指出了环境因素的重要作用（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介绍）。

关于饮酒遗传性的研究更为复杂。一些研究发现饮酒的遗传只见于男孩不见于女孩；另一些研究则发现遗传只见于女孩而不见于男孩。但是，大部分研究显示，饮酒行为对两性来说均具有中等的遗传率，其范围是0.36～0.56。就像罗斯总结的那样：“成年人的饮酒模式是稳定的，遗传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日常饮酒习惯相比，对酗酒的遗传学研究表明，酗酒具有更高的遗传性。实际上，几乎所有关于酗酒的行为遗传学研究都显示，酗酒的遗传率为0.50或者更高。其中一项研究发现，男性酗酒的遗传率为0.71，女性为0.67。有趣的是，同样的研究还发现酗酒和“行为异常”（反社会行为）之间具有遗传学的联系，它表明这两种基因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