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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简史
1.5.3.2 第二节 阿·马·高尔基(1868—1936)
第二节 阿·马·高尔基
(1868—1936)

高尔基的主要艺术成就无疑是在小说创作领域,但是他对戏剧创作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一生共写有16个剧本。高尔基的戏剧创作,丰富了俄罗斯戏剧艺术宝库,并且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的影响。

戏剧创作概述

高尔基的戏剧创作活动是在契诃夫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直接影响下开始的。他的创作道路起始于1892年,整个90年代他的作品样式主要是小说。只是由于契诃夫的剧作在艺术剧院的成功演出,才使高尔基真正感觉到戏剧艺术的巨大力量。1900年春,经由契诃夫的介绍,高尔基结识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洛维奇-丹钦科。在他们的共同鼓励下,此时在小说创作领域已经卓有成就的高尔基,转而着手构思他的第一部剧作《小市民》(1901),1901年底完稿。剧本情节在“父与子”之间的冲突这一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传统框架中展开。但是,如果说剧中“父辈”的代表В. 别斯谢苗诺夫不过在社会阶层划分的意义上是一个小市民,那么,“子辈”的代表彼得和塔季雅娜则是精神上的小市民。因此,“父与子”的冲突在这里只是虚设的。同样属于“子辈”的别斯谢苗诺夫的养子、火车司机尼尔,既与“父辈”、也与彼得和塔季雅娜发生冲突。剧作主要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令人想起屠格涅夫的著名长篇小说《父与子》的人物设置。但尼尔已不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那样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和情绪的工人。剧作家赋予他以改造生活的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并以他为中心设置了一个由工人、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形象群体。这个形象群体和以别斯谢苗诺夫为代表的小市民世界之间的冲突,构成剧作的真正冲突。在突出人物之间的精神心理冲突这一方面,高尔基直接借鉴了契诃夫的戏剧创作经验。由契诃夫所培养起来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隐蔽地表现人物的行为动机”的习惯,在1902年这家剧院首次演出《小市民》一剧时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这部剧作是被当作契诃夫式的心理剧而搬上戏剧舞台的。但是从艺术效果上看,此剧却是被广大观众当作社会问题剧来接受的。它在彼得堡的预演(3月)比它在莫斯科的正式演出(10月)获得了更大的成功,预演时警察当局的恐慌和观众暴风雨般的喝彩声,使巴纳耶夫剧院的气氛达到了紧张和兴奋的顶点。作为剧作家的高尔基开始出现在俄罗斯观众面前。

1902年12月,莫斯科艺术剧院又演出了高尔基的第二个剧本《底层》(1902),观众对它的反应比对《小市民》更为热烈。《底层》为高尔基带来了世界性声誉。

1904—1905年间,高尔基连续完成了三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剧作,这就是《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1905)。其中,《避暑客》(1904)一剧完成于1904年秋,当年11月间即由著名的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上演。该剧塑造了几类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倡导知识分子接近普通民众,同时对那些力求避开现实生活的纷争、完全市侩化了的知识分子和甘当统治集团奴仆的知识分子作了讽刺性的刻画。这一批判锋芒激怒了当时的某些人。在首次演出的剧场里,象征主义作家梅烈日科夫斯基和《艺术世界》杂志的一些同仁,曾以不同方式表示出自己的抗议〔207〕。但是同时也有更多的观众热烈欢迎此剧,以至于高尔基曾认为这个剧本的“首次演出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太阳的孩子们》(1905)一剧的主题与《避暑客》相近。高尔基1905年初被监禁在彼得保罗要塞期间写出了该剧的初稿,出狱之后修改定稿,同年10月即由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和艺术剧院分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上演。在彼得堡的演出中,由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扮演剧中的女主人公、因经受巨大的内心痛苦而导致精神失常的丽莎。基于对这一人物之内涵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她以精湛的表演艺术成功地刻画了这一形象。戏剧史家们认为:丽莎是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所创造的最出色的舞台形象之一。

在完成上述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一组剧作之后,十月革命前高尔基还创作了《仇敌》(1906)、《最后一代》(1908)、《瓦萨·日列兹诺娃》(1910)、《小孩子》(1910)、《怪人》(1910)、《伪金币》(1913)、《崔可夫一家》(1913)、《老头子》(1915)等8部剧本。其中,《仇敌》一剧是高尔基1906年在美国创作的,同年11月得以在德国柏林演出。该剧是俄罗斯戏剧史上第一部歌颂工人阶级反抗斗争的剧作。普列汉诺夫曾对《仇敌》在表现“工人运动的心理”方面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最有学问的社会学家”也可以从艺术家高尔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在他的剧作里“有着很多发人深思的东西”。〔208〕显然,普列汉诺夫是把《仇敌》作为社会心理剧来看待的。

30年代,高尔基还写有《索莫夫和别的人》(1931)、《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1931)、《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1932)等剧本,并于1935年改写了《瓦萨·日列兹诺娃》。这些剧本在主题上接近高尔基的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曾受到聂米洛维奇-丹钦科和А. 托尔斯泰等人的好评。

剧本《底层》

《底层》(1902)一剧可以说是高尔基全部戏剧创作的代表作。正如契诃夫曾以他的大型剧作对自己以往的小说做出一种概括那样,高尔基也试图以这部剧作总结一下自己的流浪汉题材小说。剧作家本人后来在谈到这个剧本时说过:“这是我对‘过时人物’的世界将近20年观察的总结。”〔209〕所谓“过时人物”,是指那些被生活挤出常轨的人、沦落的人、流浪汉等。但《底层》的总结性质,并不在于它企图在戏剧舞台上集中地表现所有这些“过时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联系剧作的人物设置、情节结构和基本冲突来看,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一部社会哲理剧。剧本没有什么离奇曲折的情节。构成剧情主干的,是聚集在一家“夜店”里的一批流浪汉的各种不同人生态度的对立和冲突。讨论、争辩的形式在全剧中占有重要地位。剧作的思想价值正暗含在各种生活观点和处世哲学的交叉、比照之中。

观众或读者可以看到,在这家“夜店”的房客中,既有人希望通过诚实劳动而生活,做一个“体面的人”,也有人嗜钱如命,醉生梦死;有人沉湎于对自己“光荣的过去”的回忆,有人则希求在不着边际的幻想世界得到某种“解脱”;有人抱怨生活,感到走投无路,还有人信奉怀疑主义。剧本通过一系列对话、独白和冲突,把观众和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根本问题上:人究竟应当怎样对待不合理、不公正的生活?围绕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剧本突出了游方僧鲁卡和流浪汉沙金各自信奉的两种对立的人生哲学。鲁卡对人的善与恶、对社会的黑暗有一定的认识,对弱者抱有明显的同情,但是他不相信人,不相信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现实,同时还竭力宣扬“忍受生活”,用西伯利亚的“黄金之国”一类的谎言来安慰苦难中的人们,让人们顺从“上帝的安排”。然而,他对于那些听信于他的谎言的人们却不承担任何责任。流浪汉沙金揭穿了鲁卡的“居心不良”,指出“谎话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真实才是自由人的上帝!”沙金相信人和人的力量,认为“这里面有一切的开始和终结”,“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沙金还说:应该尊重人,而不要拿怜恤去伤了人的尊严。剧作中的沙金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同一般流浪汉一样,他也有种种弱点和旧习,但他决不像鲁卡那样信奉并宣扬“忍耐”哲学、安慰哲学,而是有着明显的抗争意识并且无所牵挂,坚信人人都有争取自身自由幸福的权利和力量。这是沙金的最大长处,也是一般流浪汉们的最大优点所在。只是沙金以更为明确的舞台语言集中地表达了流浪汉们不同于小市民的人生哲学。如果说,高尔基以往的一系列流浪汉小说已经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流浪汉和小市民的不同生活观之间的矛盾冲突,倡导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那么,这一意向在《底层》一剧中可以说表现得最为鲜明和集中,其艺术效果也更为显著。剧作家本人所说的这部剧本的艺术总结意义,可能就在于此。

西方文学史家在论及《底层》时曾经指出:“就戏剧结构而言,这是高尔基两部最优秀的剧作之一。”〔210〕从这部剧本的结构上可以看出,高尔基显然是把契诃夫剧作的“多声部”原则和传统的家庭生活戏剧着重表现“内在纠葛”的方法结合起来,把多种多样的人生哲学之间的冲突浓缩到一批“夜店”房客的矛盾关系中加以表现,让每一种见解都在和其他观点的交锋中充分显现自身,从而促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剧中人物的争论,并使观众受到极大的启示。精神心理冲突无疑是此剧的基本冲突。剧情发展的紧张程度主要不是取决于人物行为及其变化,而是取决于人物之间的争论之结果的逐渐显露。整个剧本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不追求带刺激性的廉价效果,主要通过饱含激情和哲理的对话和独白展示人物的心理特点及彼此之间的精神冲突,语言生动凝练,形象可感可闻。凡此种种,都表明《底层》既是一部社会哲理剧,又是一部社会心理剧。

1902年12月,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演出《底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当中有剧作本身、导演和演员的多重作用。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担任该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亲自扮演沙金,著名演员卡恰洛夫、契诃夫的夫人克尼碧尔、玛·安德列耶娃等,都在演出中担任重要角色。演出时,观众们一再向也来到剧院的高尔基本人欢呼致敬。此剧在当年的演季中就连续演出61场,并且很快就演遍欧洲各国舞台。1904年,俄罗斯戏剧家与作曲家协会授予这部剧作以格里鲍耶陀夫奖。由于《底层》一剧,作为戏剧家的高尔基的名字迅速传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