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彼·阿斯塔菲耶夫是20世纪著名的俄罗斯作家，俄罗斯生态文学的杰出代表者，被媒体誉为“活着的经典”，其创作题材广泛、体裁独特，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尖锐的批判性。阿斯塔菲耶夫在俄罗斯文坛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生平创作道路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1924年5月1日生，2001年11月28日夜至29日凌晨去世）出生于西伯利亚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州奥夫相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谜一般的冻土带、原始森林、奔腾喧嚣的叶尼塞河赋予了他一颗乐于感受自然之美的心灵。他是真正的自然之子，一个终身的外省作家，并且一生都以此为荣。

阿斯塔菲耶夫那一代人的命运充满悲剧性，他们十七八岁时就遭逢战争，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战争就成了阿斯塔菲耶夫、巴克兰诺夫、邦达列夫那一代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作家心中永远的痛。而阿斯塔菲耶夫的悲剧还不仅在于战争，还在于家庭。他的命途坎坷，7岁时母亲就淹死在叶尼塞河里。作家先由祖父和祖母抚养，然后进了寄宿学校。中学毕业后，他考进铁路职工学校，后来曾担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火车调车员。1942年春，18岁的阿斯塔菲耶夫志愿入伍，在卫国战争中当过司机、炮兵侦察员、联络员，1945年因伤复员。离开战场后，他先住在妻子科里娅吉娜乌拉尔河畔的家乡，先后做过搬运工、传达员、杂工、木匠，后来开始为报纸撰稿。他们在丘索沃伊市生活了18年，接着迁居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80年回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作家最后在故乡奥夫相卡村辞世。

阿斯塔菲耶夫的文学创作之路起步较早，丰富的人生经历成了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1951年他在第一个短篇《一个普通的人》在丘索沃伊工人报上发表后，便受邀为该报社工作，这确定了他的文学之路。1953年，作家的第一本文集《明春之前》问世，不久后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融雪》（1955—1957）。

1958年，阿斯塔菲耶夫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1959年被派到莫斯科高等文学进修班学习，1961年毕业。在此期间，出版了《隘口》（1958—1959）和《老橡树》（1960）等中篇，另一部中篇《陨星雨》（1962）使他成为了一位著名作家。此后，阿斯塔菲耶夫佳作不断，《偷窃》（1966）、《最后的问候》（1968—1989）、《牧童与牧女》（1971）、《俄罗斯田园颂》（1972）、《鱼王》（1976）、《悲伤的侦探》（1986）、《该诅咒的和该杀的》（1990—1994）、《真想活啊》（1995）、《快乐的士兵》（1997）和《泛音》（1995—1996）等作品都受到文艺批评界的重视。截止到1999年的统计，作家各种作品的单行本有94本之多，并多次结集出版：1979—1981年间，作家的4卷本作品集在莫斯科问世；1981—1982年，又发行了一套3卷本文集，1997—1998年，15卷全集在家乡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出版。

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之路漫长而辉煌，其作品不断引起争议，但也获得各界的认同。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作家获得过无数荣誉。1975年，中篇小说《牧童与牧女》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1978年，《鱼王》获苏联国家奖；1989年，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他的长篇小说《该诅咒的和该杀的》入围1993年的布克奖，并于1996年获俄罗斯国家奖；中篇小说《真想活啊》曾入围布克奖；另一部中篇《快乐的士兵》入围1998年度反布克奖。此外，他在1994年获得被称为“俄罗斯诺贝尔奖”的凯旋奖，以及德国汉堡托普费尔基金会普希金奖。1999年，叶利钦总统在他75岁时授予他“对祖国有功”二级勋章。

阿斯塔菲耶夫在俄罗斯文学界的影响巨大，很多诗人、作家曾做诗、撰文献给他，如М. 杜金的《会面之后：致В. 阿斯塔菲耶夫》（1983）、М. 卡里莫夫的《友谊：致В. 阿斯塔菲耶夫》（1989）、В. 斯基夫的《有过快乐也有过痛苦：在В. П. 阿斯塔菲耶夫家里》（1989），等等。他的作品还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中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芬兰、西班牙、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蒙古等国家翻译出版了他的多部作品，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被翻译成各民族文字的也为数不少。他的许多著作甚至被改编成剧本和音乐作品，比如歌剧、芭蕾舞剧和清唱剧等，在俄罗斯境内外演出。

2001年11月28日夜至29日凌晨，阿斯塔菲耶夫因患脑血栓，在家乡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世，享年77岁。

阿斯塔菲耶夫擅长描写童年、自然和人、战争和爱，其抒情散文带有自传性的特点，情节淡化，富于哲理性，同屠格涅夫、帕乌斯托夫斯基、普里什文的自然哲学散文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家认为：“了解善，肯定善，使人不至于沉沦到自相残杀和消灭世上的一切生物，这就是一个文学家的真正的和最高的使命，其中也有我的使命。”^〔183〕因此，他的作品没有局限于纯文学领域，而是对生态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杜甫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诗句：“国破山河在”，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面临的局面却是“国在山河破”。生态危机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迫切问题，生态文学也成了现代文学中的一支生力军，阿斯塔菲耶夫是20世纪俄罗斯生态文学中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一直关注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西伯利亚的神奇土地，也一直关注人类的自然、社会与精神的生态平衡，并以其创作从拯救地球、社会和人类灵魂的高度对此进行艺术观照。

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特色不仅在于将普里什文、列昂诺夫等作家的生态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他通过其主要代表作《鱼王》等描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提升到道德范畴来审视，认为“精神上的偷渔偷猎者”要比生活中一般的偷渔偷猎者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同时揭示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重大意义，讴歌了那些对自然界“奉献多于索取的人”，鞭挞了那些践踏自然、贪婪索取的人类的劣根性，展现了那些受到自然惩罚而有所悔悟的人之心路历程，并以“鱼王”这一大自然的化身警示人类，人只不过是大自然这根链条上的一个小环节，这根链条无论在哪个环节上发生断裂，整个生态系统都将濒临崩溃。

他的作品对人与自然的分析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分掠夺所造成的危害不仅是一个自然生态危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危机的问题。这是阿斯塔菲耶夫留给人类的宝贵启示。作家认为只有彻底改变人的精神观念，才能根本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类经济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使自然和人类文明合理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协调。——这就是作家独树一帜的整体生态观，也是作家生态创作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成就。

阿斯塔菲耶夫的很多作品都突出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混乱与危机，例如《悲伤的侦探》。战争是社会危机极端的表现，也是他创作中永恒的主题。他在《牧童与牧女》中将恬淡的田园生活置于战火的洗礼之中，充分展示了生态失衡对社会生活的破坏，表现了对健康、均衡社会的向往。他晚年的很多作品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描绘了丧失理想和信仰后世界的空虚。《该诅咒的和该杀的》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作家所表现的这一切都与生态运动所倡导的用宗教改变人的精神世界，维持精神领域的生态平衡相一致。阿斯塔菲耶夫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虽然经历过由传统派到自由派的转变，虽然在对待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不无片面和极端之处，但从生态文学的角度看，作家一生的创作从未放弃过对生态平衡的追求，并且经历了一条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的探索之路。

长篇小说《该诅咒的和该杀的》

阿斯塔菲耶夫虽然一直没有放弃拯救人类精神世界的努力，但他的立场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5年，阿斯塔菲耶夫就《真想活啊》的出版接受过一个访问，被问及对俄罗斯人民最好的祝愿时，作家回答：“复活，复活，复活。”^〔184〕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托尔斯泰在上个世纪末的作品——《复活》。要拯救俄罗斯于水火之中，首先是个人的精神复活，以此消灭社会罪恶，使全人类复活，这就是最大的善。俄罗斯人对未来和理想非常关注，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宗教节日是复活节，而不是圣诞节。同在社会转折时期，同样是世纪之交，阿斯塔菲耶夫和托尔斯泰一样，也用自己的作品期待俄罗斯的复活，《该诅咒的和该杀的》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按计划应该有三部，从构思和前两部的内容来看，可能是作家地狱天堂说的完美体现。《该诅咒的和该杀的》小说的第一部《鬼坑》经常被拿来和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相比较，“鬼坑”（“Чертова яма”）也可以翻译成巨大的监牢、魔鬼的监狱等等，这里说是地狱毫不为过。小说的第二部名字叫做登陆场，登陆场未尝不能理解为登陆彼岸的意思。作家用了“登陆场”（“Плацдарм”）这个词，它还有一个转义：立足点，出发点。阿斯塔菲耶夫很可能是把这个战场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一切邪恶的东西在这个炼狱里被诅咒、被杀死，人们“从这个该诅咒的、该死的岸边漂走”，而后的新世界就是洁净的上帝之城。这样看来，小说的第三部要描写的应该是末日审判后的新天新地，但作家并没有继续写下去，而是发表了《真想活啊》、《泛音》和《快乐的士兵》。阿斯塔菲耶夫认为这三部作品已经表达了他完整的思想，因此不需要写续篇。尽管作家做了解释，但人们仍然期待一个完整的作品。以三部曲来阐释地狱、炼狱、天堂的思想并非阿氏首创，俄罗斯作家不满足于只是像《神曲》一样描述这三个世界，而是要将它们表现为拯救世界的三个步骤。果戈理没有完成这个心愿，他在苦苦追求《死魂灵》第2部的过程中殚精竭虑而亡。阿斯塔菲耶夫也没能完成这一任务，人们尊重他的爱国热情，但作家放弃完成三部曲这一选择不禁在人们心中打上一个大问号，是否作家的新天新地只是一个美好的空想，连作家自己也找不出方法将它变成现实呢？

《该诅咒的和该杀的》描写了战争的后方和前线。《鬼坑》写的是一些新兵在西伯利亚营地里受训的情况，展现了一派地狱般的景象。这里不是前线，甚至也不临近前线，但却感染了战争的残酷。来到新兵营的都是年轻人，是孩子，他们一直处在深深的恐惧中。军营的每一天都像是世界末日，战士们从不去想未来会怎样，明天似乎根本不会来临，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一件事上——填饱肚子。一切残酷的举动都被冠以合理的理由：战争需要纪律。因此，连长普什内依中尉打死了重病在身的波普佐夫，爱捣乱的泽林佐夫被送到军事法庭审问，而最严厉的惩罚则降临在一对孪生兄弟——斯涅吉廖夫兄弟身上，处死这对孪生兄弟是小说的中心。两个被误认为做了逃兵的孩子被通缉、审判，最终被处决了。枪声响起的刹那，哥哥叶烈明的勇敢和周围战士的懦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兄弟的死激起士兵们的愤慨，称执行死刑的人是“凶手！”连善良的科利亚都抑不住自己的震惊、愤怒，开始诅咒：“上帝！上帝！上帝会惩罚的！会惩罚的！……下地狱！……该诅咒的和该杀的！……该诅咒的和该杀的！”

《登陆场》描写的是1943年红军发动的解放基辅战役中强渡第涅伯河的一个局部战斗，其章节划分具有浓郁的末日审判色彩，小说共有10部分：渡河前夕、渡河、第一天……第七天、剩下的日子。稍具宗教常识的人都知道，上帝用七天完成了创世纪，发大洪水前也只给了诺亚七天的时间建造方舟。作家单独将渡河最初的七天作为七个独立的章节，不禁让人将作品和《圣经·启示录》中末世审判的七个封印联系起来，渡河的七天就是末日审判的七天。另外，小说中还大量使用了“星期”作为计时单位，这个平凡却神圣而又神秘的词语不能不被看作是一种强烈的宗教暗示，或是一种宗教情感与心态的不自觉、下意识的流露。

斯涅吉廖夫兄弟并不是唯一死在“兄弟们”手上的人。战争的风暴将把无数斯涅吉廖夫们卷进无底深渊，从行刑队伍训练有素的表现来看，执行这种对自己人的死刑看来已经是家常便饭。战士们在诅咒凶手的同时，也痛恨自己的冷漠。对死者的罪恶感让活着的人备受折磨，彼此疏远。作家在《快乐的士兵》中用相同的一句话作为小说的开端和结尾：“1944年9月14日我杀了一个人”，结尾处增加了一句：“当我扣下扳机的瞬间，我的手指还是完整的，没有变形，我年轻的心还热血沸腾，满怀希望。”战争伤害的不仅是身体，更摧残人的精神，令人性泯灭。

《圣经·启示录》说，末日审判来临时，羔羊将揭开7枚印章，每揭开一个，就会有一种灾难降临到人间。第一个灾难就是战争。在阿斯塔菲耶夫笔下，战争一直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它破坏自然、颠覆社会的稳定、摧残情感、抹杀人性。他早期的战争题材小说，比如《牧童与牧女》、《陨星雨》里，虽然没有非常浓郁的宗教色彩，但作家对战争一直持批判态度。阿斯塔菲耶夫诅咒的是整个战争，同情的是所有在战争中受到身心双重伤害的人，而不是所谓正义的一方。如果说阿斯塔菲耶夫早期的作品是对战争真实的再现，那么，他晚期的小说就是他的反战宣言。后者显得更加残酷，更加没有理性、正义性，突出了战争就是手足相残的宗教观点。《该诅咒的和该杀的》两部分的引言表述出了作家的核心思想：“如果你们相互折磨，相互噬咬，当心，你们将相互毁灭。”“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185〕战争破坏了古老的训示，甚至在它打响之前就已经做到这一点。《该诅咒的和该杀的》里面，描写军营内部自相残杀、迫害的笔墨远比和德国人在前线交锋的多，也正是为了给读者留下战争就是手足相残的观念。

和托尔斯泰一样，阿斯塔菲耶夫也认为普通士兵之间根本没有仇恨，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彼此合作，甚至互相帮助。他在小说中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因父之名结成的兄弟彼此出卖，自相残杀”？小说里“诅咒”这个词以不同词类一共出现了38次，该诅咒的对象众多，有红军士兵、德国兵、土地、小船，等等。那么，这种漫无目的的诅咒究竟针对的是谁呢？杀人的人要被诅咒，放纵人们去杀人的人要被诅咒，忘记了那些日子、那场生命、那些死亡的人也要被诅咒。“该诅咒的和该杀的”不是敌人，更多是那些由无数堂而皇之的口号掩盖的平庸的、残忍的专制体制。阿斯塔菲耶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总是将斯大林政权和希特勒阵营相提并论，认为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一方是雅利安人种要称霸世界，扫除马克思主义，另一方是要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建立起的共产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可笑的是，马克思主义却是德国的产物。这种完全抹杀卫国战争正义性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事实上，作为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阿斯塔菲耶夫本人也做不到完全否定和自己一同浴血奋战过的红军战士。他真诚而热情地歌颂了那些坚持作战，尽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英雄将士，拉霍宁师长、扎鲁宾少校、修斯营长、通信兵列什卡、女卫生兵涅丽卡都是作家褒奖的人物。小说中最富激情的是扎鲁宾向列什卡传达命令的一幕，作为上级，前者并没有命令士兵去完成这个九死一生的架线任务，而是让他听从自己心灵的安排来决定。心灵是精神生活的中心，它显示了圣父的仁慈，让人免于彻底的堕落。作家似乎要告诉我们，所有的问题：逻辑混乱、困惑、绝望，都将在心灵中得到解决。阿斯塔菲耶夫仇视战争，但他还是在被诅咒的战争中插入这一小段让他无法不感到骄傲和欣喜的情景。实现这一奇迹的不是只会误事的穆谢诺克们，不是逃避战争的教徒们，而是战争中真正的英雄——扎鲁宾和列什卡。

阿斯塔菲耶夫在小说《该诅咒的和该杀的》中塑造的主人公柯利亚·雷金，一个虔诚的旧礼仪派教徒，是作家理想中的道德人物。柯利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林区来到军营，身处一个他全然生疏、不了解的环境之中。他由于长期生活于林区而形成的单纯与天真跟这个残酷的战争世界格格不入，常常被人们看作是不正常的。士兵们最初甚至把他同林妖鬼怪联系起来，觉得他像“富有的妖婆”、“鬼王”。这个梅什金公爵式的人物没有任何低卑自私的动机和打算，总是用自己温顺的基督精神来宽容一切，同情和怜悯所有人。他不能理解打着任何旗号的杀人之举，甚至连恨敌人都做不到，始终不能用刺刀去杀假想中的敌人。作家通过他之口说出了整个世界是“该诅咒的和该杀的”，可见，柯利亚是小说的灵魂人物。

师政委穆谢诺克是柯利亚的对立面，是个靠告密发家的小人，反基督的形象，因毁掉了兹拉托乌斯特市所有的教堂而出名。他没有自己的信念，只有一个圣像，上面描绘的形象并不固定，时而是沙皇，时而是列宁，哪个对他有利就挂哪个。穆谢诺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为宣读一篇“激动人心的领袖讲话”而占用电话，妨碍营长向指挥部请求支援。他用“先进的”爱国主义武装自己，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形象，但对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并不真正理解。对他而言，爱国主义就是一块儿紧握在手里的抹布，随时准备用来抹去一切污秽，至于祖国到底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而他眼中那些愚昧、落后的战士却对祖国有着准确的理解：祖国就是人民。穆谢诺克最后死在修斯手上，没有人为他的死感到惋惜，他的死就像“套中人”一样，搬开了压抑着所有人的一块大石头。

政治部副主任梅里尼科夫和穆谢诺克一样，也是个伪共产主义者，他曾试图改造柯利亚，使其相信上帝并不存在，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和对万能的斯大林同志的信心才能拯救国家和人民。但是，梅里尼科夫说的都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从章程里和报纸上读来的空话。柯利亚用来反驳政治部副主任的语言却是感性的、有生命的。面对这种无畏的、坚定的信仰，梅里尼科夫明白，自己所有的反宗教呓语都不足以说服一个红军战士柯利亚·雷金，何况是全体人民。在绝望中他不自觉地求助于上帝，但柯利亚立刻就批评他：不应该无端地提到上帝，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上帝，这是最严重的罪过。在这场宗教与共产主义的交锋中，作家显然更倾向于前者，让战士们逐渐接受了柯利亚的观念。小说里的“上帝”这个词非常值得注意，它在文中时而用大写，时而用小写。作家以此来反映不同的世界观，借助大小写的交替使用以区别真假信仰，使读者更清楚了人物性格，同时揭示了情节的深层含义。

阿斯塔菲耶夫的宗教观中似乎更多地具有泛神论的倾向，而不是纯粹基督教式的。作家所说的上帝首先是大自然的创造者。人本来应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现在成了分裂者和叛徒。这和卢梭主义有些相似，同时接近托尔斯泰的观点。阿斯塔菲耶夫认为，上帝慷慨地恩赐给人类山川、河流、森林，但人却没有珍惜这份宝贵的赐予。作家所选择的复活之路和其他宗教文学家有所不同，可能出现的局面有三种：一是陷入悲观主义和绝望中，尽管作家晚期的作品的确陷入了悲观的宗教情绪中，但他显然不认可这条路，并期待有所突破；二是回归自然之路，这是个典型的乌托邦，因为人类长期的历史经验已经否定了它，而卢梭就曾在这条路上失败过；三是前两者的折中：人应该把大自然、物质和精神生活当作上帝的赐予来对待，破坏它们是罪过，人类对此应该永远铭记。阿斯塔菲耶夫选择的这条折中之路可以看作是对自然的曲线回归，但显然也带有乌托邦色彩。乌托邦是人类发展道路上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人类是否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但目标和信念却必不可少。因此，阿斯塔菲耶夫总是执著地追求末日审判的乌托邦。

审判者说：“是的，我必快来！”

阿斯塔菲耶夫则回应道：“主耶稣啊，请你来吧！”^〔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