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特里丰诺夫是知名度很高的当代俄罗斯作家之一，是都市文学潮流的引领者，一位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的心理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种新型文学样式的重要发起者，他是苏联“四十岁一代作家”^〔133〕和“别样文学”^〔134〕的先驱。

生平创作道路

尤里·瓦连京诺维奇·特里丰诺夫（Юр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Трифонов，1925年8月28日生，1981年3月28日去世）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家庭。时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父亲В. 特里丰诺夫，在政治清洗中无辜被捕，后于1938年被枪杀，母亲受株连被流放八年。二次世界大战初，他与妹妹被撤离到中亚塔什干，1942年中学毕业后才回到莫斯科。1944年他入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小说创作班学习，师从著名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和费定，1949年毕业。

特里丰诺夫从1947年开始职业的文学创作生涯。1950年在《新世界》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大学生》。小说反映了战后高校的大学生生活，描写了苏维埃青年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斗争，揭露并批判了部分教授中存在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以及崇尚西方的“世界主义”思想倾向。作品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显然符合苏联当局战后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荣获斯大林奖金。20年后，作家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时曾说：“我现在如何看待这部作品？有时很是漠然，有时会因为当中的许多东西感到很不是滋味。主要原因是，这是一种真诚与狡黠的奇特的合成，我曾天真地以为这种合成是必需的。”^〔135〕据传，斯大林曾因作家是被镇压的В. 特里丰诺夫之子而将作家的奖金由一等改为三等。年轻的国家奖金获得者因“加入作协时隐瞒了人民公敌的家庭出身”未能免遭被开除出共青团的命运。

50—60年代之交，一度陷入思想危机的特里丰诺夫有五年的时间没有发表任何作品。此间他曾担任《体育运动》杂志的编委，多家体育报纸的记者，但苏联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不对年轻作家产生深刻的影响。1952年春，作家受《新世界》杂志的派遣，赴亚美尼亚收集创作素材。1963年，他的描写亚美尼亚卡拉库姆运河工程建设的长篇小说《止渴》问世。这部“解冻型”的作品通过与作家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记者科雷舍夫自白性的记叙，反映了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保守与革新的斗争。沙漠的土地渴望甘泉，缺乏公正的社会渴望正义的双重主题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家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批判的同时，融入了对30年代苏联社会的历史思考。现实与历史的勾连，叙事人自白与分析的结合，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重视，对人物心理变化的关注——特里丰诺夫的创作风格始现端倪。

纪实中篇小说《篝火的反光》（1965）是特里丰诺夫的第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它揭开了作家对人与历史命题思考的重要的一页。小说的核心是对父亲40年曲折坎坷的人生的回顾，同时也回忆了一批因遭受不公正待遇而被苏联历史尘封了的历史英雄。小说是作家对他曾经坚信的革命与战争年代英雄神话的反思，是作家对人与历史关系的深入思考，是他对斯大林政治专制有力度的批判，但政治解冻与为革命家正名的创作立场多少局限了作品的历史与人性的批评深度。《焦躁》（1973）是作家应邀为“激情昂扬的革命家”丛书撰写的另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作家将目光投向19世纪俄罗斯的民意党人运动，既赞扬了民意党人为祖国与人民慷慨赴死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道德情操，也表达了对民意党人思想理念的质疑，思考了导致无辜民众巨大牺牲的革命极端主义对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崇高的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关系——这一宏大的人道主义命题在他的长篇小说《老人》（1978）等几部小说中还有更深刻的体现。

60年代末，作家开始了他系列“莫斯科都市小说”的创作。中篇小说《交换》（1969）、《初步的总结》（1970）、《长久的离别》（1971）、《另一种生活》（1975）和长篇小说《滨河街公寓》（1976）先后问世。

《交换》是这组中篇小说中最著名的一部。它反映了苏联现实社会中两种不同价值观与生存原则的冲突。原本对婆母克谢尼娅·费多洛芙娜深有怨恨而不愿一起生活的英文翻译莲娜·鲁基扬诺娃，却在14年后婆母病重垂危之际，为了得到她一套24平方米的房子敦促丈夫要与她搬到一起。在妻子莲娜及其鲁基扬诺夫一家人的再三催促下，技术员德米特里耶夫终于硬着心肠，不顾母亲的病体与心情，精心策划，实施着一场房子和灵魂的“交换”。“交换”在都市的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进行，它使亲密变得疏离，人性变得倾斜。深谙“交换”精髓的现代都市女性莲娜既是“鲁基扬诺夫化”的受害者，也是得益者。她在神通广大的父亲鲁基扬诺夫的帮助下设法把女儿送进了专门的英文学校，自己调进了名利双收的情报研究所，让丈夫离开实验室来到工作舒适而待遇优厚的天然气设备研究所。“她像一条猎犬，紧紧咬住自己的目标不放”，每每总能得逞。德米特里耶夫的老母亲克谢尼娅·费多洛芙娜与79岁的老革命爷爷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都是革命年代道德理想的守望者。他们哀叹拜物主义的盛行，功利世风的蔓延，感伤都市人在“鲁基扬诺夫化”进程中精神世界的卑微，道德、精神传统的失落。小说的出版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共鸣，为作家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招致了文学批评界的激烈争论：深刻反映当下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道德面貌的赞扬声与专注都市下层琐碎日常生活的指责声并存。

《初步的总结》与《长久的离别》继续了知识分子物化、俗化、功利化的“交换”主题，表现了当代人精神元素被挤压、被丢弃、被转化的过程中深层人性的缺失。文学翻译家盖纳季·谢尔盖耶维奇为妻子丽达善于钻营、毫无良心的精神蜕化痛苦不已，也为儿子偷窃家中女工的圣像卖钱挥霍的堕落行为深感不安。他发现，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是通过大小不一的“合同交易”完成的。连他自己都无法抗拒物质利益的诱惑，为了钱他会违心地翻译平庸诗人的诗作。难怪儿子面对他的指责反诘说：“你又能好到哪儿去呢？翻译那些无聊的东西，可你的良心却无言以对”。“初步总结”——不仅仅是主人公在突发中风病后对自己人生的总结，还是作家关于生命意义和人生使命的哲学思索。在后一篇小说里，年轻演员廖丽雅·捷列普涅娃在与“神通广大”的时尚剧作家格列勃诺夫相识、相好之后，才有了重要的角色和飞黄腾达的生活机遇。她不失时机地实施着“交换”，赢得了财富、物质、名誉，但人性在交换中平庸、鄙俗、沉沦。她的从事历史研究的丈夫格里沙·列博洛夫深感生存的压力，物质拮据的难堪，但他厌恶迎合生活的堕落，不肯放弃对事业的追求，并在他所喜爱的研究工作中看到了生活的乐趣与生命的意义。然而，现实毕竟是严酷的，家庭生活与工作上的种种不顺最终使列博洛夫选择了与妻子“长久的离别”。

《另一种生活》是一部以女主人公做梦的方式表达爱妻思念亡夫而追索生命意义的中篇小说，表现的是由于对生命意义看法以及价值观不同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甚至爱人之间生存的龃龉与人性的冲突。从事生物不相容性问题研究的奥丽嘉·瓦西里耶芙娜是一个生活态度十分实际的女子，认定人生命的本质就是介于生死之间的生物存在，就是为了美好的生存而进行的竞争。而她的丈夫，从事历史研究的特洛依茨基认为人的生命本质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存在。但是生存现实远比他对生命与历史的理解严酷得多。由于他拒绝让副所长和他的情妇留宿，拒绝向他出让论文的部分研究成果，而失去了在研究所的工作。对生活彻底失望的特洛依茨基放弃了对学术、生活的追求，开始迷恋于逃避现实的招魂术，最后在郁郁寡欢中心脏病发作而离开人世。深爱丈夫的奥丽嘉因他的猝然辞世而精神失常，沉溺在过去与今天，梦幻与现实的两重世界中。过去和梦境与丈夫相连，而今天的现实却与世俗纠缠。生活孤寂而又心灵空虚的她思索丈夫与她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为自己对已经死去的丈夫缺乏人性的关怀而深感歉疚。作品开放性的结尾似乎表明，现实的悲哀正在于：谢尔盖奉行的截然不同于常人的“另一种生活”是一种遍布荆棘的悲剧之路，而周围人们无暇顾及精神的世俗生活确实少却了偌多的困顿与灰暗。

这些作品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莫斯科城里的民宅小区，近郊的乡间别墅，主人公大都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科技工作者、教师、作家、演员、学者等。作家以道德情怀杂陈都市人生世相，为读者营构了一幅幅鲜活的日常生活景观，展现了当代人在生命向往与精神追求中道德与心灵的变化。在这些“心灵嬗变小说”中作家竭力避免主观的介入与评价，让大量的事实说话，通过具体、琐细、日常的生活场景来揭示生活与时代的独特性，展现知识分子当下的精神现状。特里丰诺夫说：“写作时要提高作品的密度、浓度和饱和度。这样的书才能显得‘厚实’，如同一个出色的女当家做的红菜汤。”^〔136〕小说中虽然没有尖锐的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却又无不与社会、时代、历史勾连。但作家既看到了人物的思想、行为、心理的时代与历史制约性，也看到了知识分子群体及个人自身的道德责任。

从长篇小说《滨河街公寓》开始，作者的审美价值观从早先的革命理想和目标逐渐转向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追求，文学个性理念也增添了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关注，大大强化了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精神沉沦与人性劣化的哲理沉思。

书中的男主人公格列勃夫，一个贫寒小职员出身的科技工作者投靠通讯院士甘丘克，借着与他的女儿索尼雅是中学同学、后来又成为他可以利用的女友的关系，靠变色龙的手段，由平庸的学术小丑变成了“科研天才”，成了研究所的副所长，成了居住在“高干楼”——“滨河街公寓”的学术名流。而甘丘克，一个有着光荣革命经历和学术成就卓著的老教授，却在经历了重重打击、陷害之后，失去了应有的一切，甚至连妻子、女儿也都相继在怨恨中死去，他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无助地寻求着倾诉与抚慰。作家通过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命运展示了在一个据称是发达而美好的社会里，邪恶与欺骗如何挑战构成文明社会基础的正义与诚实。世界何以变得如此“荒唐”与“毫无觉悟”？这是凄苦的耄耋老人甘丘克在女儿坟前发出的追问。社会是非曲直的颠倒，生存利害驱使下人精神灵魂的失落，与道德、人性的背离，固然不无时代的印记，但作者说，利己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两种品质并存于人的本性之中，处于永恒的搏斗之中”。由历史时代而都市人生，特里丰诺夫在《滨河街公寓》中完成了由“历史歌者”向“人性鼓手”的转型。作品鲜明的道德立场，强烈的批判精神，深刻的人性探索成为特里丰诺夫的文学创作明显有异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别样文学”。

1981年3月28日，特里丰诺夫在做完肾脏手术后的第二天因肺动脉栓塞辞世。作家死后又有生前没有发表的历史题材小说推出，它们是长篇小说《时间和地点》（1980），随笔体短篇小说《被推倒的房子》（1980）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消逝》（1980）。

长篇小说《老人》

《老人》是一部历史与现实、命运与人性相交织的长篇小说。作品涉及了作家历史小说与都市小说的全部命题，充分地体现了作家的创作风格。

特里丰诺夫以人性激活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展现人性。他说：“每个人身上，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带有他经历过的东西，或者说他不得不经历的东西。……所以，我在塑造一个人的时候，力图把他身上所有已经混杂在一起的，以某种方式聚合成一个整体的各个层面都抖搂出来。作为一个作家，我有义务解剖人的本质。”^〔137〕

小说以73岁的革命老人列图诺夫回忆与思考的方式串联起历史与现实，通过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再现苏维埃政权建立前后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现历史在现实中的延续、传承，历史经验在现代人生活、理念中的变化。继承传统，高扬道德与人性，批判专制与暴力，珍视宝贵的人生与鲜活的生活，这是该书贯穿始终的主旨，也是这部有着浓重的历史意识的作品得以与当代读者沟通的精神渠道。

中心人物列图诺夫具有革命者与历史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这是一个读着关于罗伯斯庇尔的书长大，在革命狂热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度过青春，与苏维埃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老人。55年没见的中学同学，早年爱恋过的女战友阿霞的来信将他从并不美好的现实中拉回到烽火硝烟的革命岁月。1917年，在审判红军将领米古林的军事法庭上他当过书记员，1925年，他参加过莫斯科的政治清剿运动，无比忠诚地扮演过革命利剑的角色，却在30年代的政治大清洗中遭贬。历史中有过正义与邪恶的颠倒，人生的命运中充满了曲折坎坷，重新思索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能不成为暮年的他的一桩神圣的事业。在生命暮年他的强烈的愿望是：为被不公正地被镇压的米古林正名，让后代了解历史的全部真相。他以清醒的历史记忆修正了革命的历史神话，然而，回忆历史并没有彻底改变列图诺夫作为一个革命原则维护者的精神底色，他坚持认为，革命风暴的真理是不容置疑的，时代铸就的历史老人津津乐道地谈起“强有力的”战争年代时依然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与自豪，迟到的反省也没有使他敢于正视在米古林含冤而死的问题上无法逃脱的道德责任。

谢尔盖·米古林形象的原型是苏联著名的军事将领菲利普·米隆诺夫。他出身贫寒，是一个善良刚毅的哥萨克。早年他当过士官生，为捍卫哥萨克士兵的利益与上司发生过冲突，并代表哥萨克到彼得堡杜马寻求公道，最后被剥夺军衔、开除军籍。走上革命道路后，他成为北方军区杰出的红军将领，曾被授予两枚红旗勋章和荣誉手枪。在战争中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人道的原则与人性的真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他号召白军哥萨克士兵放下武器，在他们投诚后让他们回家种地。但他的行动引起了主张用“扫荡迦太基”的方式^〔138〕对待敌人的极端革命者的强烈不满。在决定顿河命运的关键时刻，军事委员会担心米古林反对灭绝哥萨克的政策而站在哥萨克人的立场，将他的部队撤离后方。但他依然带领部队来到顿河而受到军事审判。他仗义执言，冒死进谏，从而使得灭绝哥萨克的错误决定最终被撤销。尽管他的主张拯救了红军，改变了南方战局，但他也因此被免职，被送往精神病院，被捕，妻子阿霞也受到牵连。平反后的1921年，在返回莫斯科接受红军炮兵总监职务的途中，他又毫无顾忌地反对余粮征集制，被指责为反革命言行而被军事法庭处决。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个性内心世界的完整性，一个革命者对人生理想的无比忠诚，对人民的无比热爱。

作者以人性激活历史的文学原则还体现在他复活并塑造了一系列其他的人物形象。虚构的历史人物，如“钢铁硬汉”布拉思拉夫斯基、教条主义者什贡采夫、残酷无情的奥尔里克、怀疑主义者贝钦等，成为米古林精神与道德的对立面。他们是一批主张以“铁血政策”实现“人民幸福”的“红色罗伯斯庇尔”。在他们看来，如同感情、人性在革命历史中没有任何意义一样，个人、个性是毫无意义的，只是革命事业这道“算术”题中可以随时变换的数字。米古林的妻子阿霞，如今的老太太安娜·康斯坦丁诺芙娜·涅斯捷连科，列图诺夫妻子的女友波琳娜·卡尔洛芙娜等的人生与精神都留在了充满英雄主义的时代，似乎都对过于功利而又太缺乏人情味的今天的现实痛恨之极。显然，叙事人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他认为，真理的标准从来就不是永恒的，永远都会因人的认识而有异，都会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描写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特里丰诺夫没有过多地涉及他们的历史业绩和命运轨迹，却更重于对他们思想感情，性格气质，行为心理中人性的展示。叙事人作者作为主体精神在与历史对话的时候，充满着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洋溢着积极参与的激情，或痛切的反思，或正义的修正，或中肯的批判。作为一个苏维埃时代的公民，一个革命家的后代，一个在后斯大林的赫鲁晓夫解冻时代的文学家，特里丰诺夫不可能把革命与国内战争看作是违背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暴力行为，革命与十月的理想以及后来的国内战争无疑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剑与火，流血与牺牲，灭绝人性的暴力仍然让作家感到无法容忍。

时代变了，但历史似乎在重演。尽管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区，包括列图诺夫外孙在内的孩子们杀狗的叫喊声与国内战争期间的杀人声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却难说没有俄罗斯人人性中兽性的传承，也很难说不会影响到俄罗斯精神的未来。“莫斯科都市小说”独有的场景出现在这部历史小说中：有那么多人在争夺邻舍的别墅——死去的阿格拉费娜·鲁基尼奇娜的小屋。“钢铁硬汉”似乎有了新的传人——“钢铁男人”奥列格·瓦西里耶维奇·康达乌罗夫。“崇尚暴力者”仿佛也有了新一代的接班人——列图诺夫的女婿尼古拉·艾拉斯托维奇。苏联社会特有的政治产物告密者也有了他们的新生代——别墅区合作社的负责人普里霍奇卡，一个靠出卖灵魂与良心而赢得滋润人生的俄罗斯人的丑类。相当多的年轻人都专注于物质财富与自身利益而失去了生命的意义。甚至连主人公优秀的下一代，奋不顾身扑灭森林之火的青年鲁斯兰，也未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70年代莫斯科近郊别墅小区的命运似乎进一步说明了俄罗斯现实的可悲：百姓的别墅小区将要成为中央某位领导的现代化公寓。

波澜曲折的历史风云，让人产生对历史无穷的惊叹，也让人对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契合顿生感慨。一切历史从来就是当代史，而所有的现实从来都是历史的延伸。记忆与忘却的对立是小说所展现的另一重要主题。记忆是历史的经验与传承，忘却是历史的断裂与对它的背叛。历史经验应该成为现代人道德的基石，抗拒物化、俗化与功利化的重要精神力量。现代人种种道德背叛行为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历史的忘却，对自己和他人经历过的人生经验的忘却。《老人》已经显露出作家一种新的审美理想：生活远比任何局部性的事件、政治和道德准则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人生命运恰恰体现在人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把他的作品的内容概括为体现在个体生命中的“生活现象与时代现象”^〔139〕。革命、战争、阶级斗争、追逐物质利益和享受、损人利己、逍遥人生——这些都不能成为人生命的准则。生活远比任何哲学、政治、思想、原则丰富可爱得多。而最最重要的是活着的人，生命短暂而注定会死去的人。疾病与即将到来的死亡终将事业蒸蒸日上的“钢铁男人”康达乌罗夫化为尘土。列图诺夫也自知时日不多，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结，他对人生的体验也越加深刻。随着时光的流逝，记忆会变得越发沉重。它是幸福的，因为它能让人想起昔日美好的往事，但它又是痛苦的，能勾起旧日的创伤与哀怨。它既是自我的惩罚，又是自我的愉悦。他对孩子们说：“我们被赋予的生命是多么美妙的无价之宝，它不是随便被赐予的，而是让我们做些什么，达到某个目标，而不是像个蛤蟆一样在沼泽地里呱呱地叫着度过时光。”“大雨如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氧的气息。两个小姑娘头上蒙着一块透明的塑料布，光着脚丫在柏油路上奔跑”^〔140〕——小说富有哲理性的结尾更凸现了生命与生活的珍贵，难能阻挡的生活进程。

小说《老人》有着独特的叙事时空与文体结构。主人公列图诺夫自始至终生活在两个时空中：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阿霞的七月来信将列图诺夫从1974年莫斯科近郊乡间别墅的现实生活中拉回到1919年国内革命战争的岁月，紧接着转向对顿河、南部俄罗斯的回忆，从而展开汹涌澎湃的苏联历史的叙说，街上的狗叫声又使老人回到严酷的现实。小说用现在时对国内革命战争事件的叙写表达了作家对历史深切的记忆以及与现实交融难能分离的创作用心。以意识流形式展现的历史回忆与心理独白极大地丰富了主人公列图诺夫复杂的内心世界并强化了人物深刻的自我反省。作家与人物的距离感，小说独特的形象体系与结构，富有哲理性的思考，对人的情感与理性的高度关注，呈现出《老人》这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