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康·米·西蒙诺夫
(1915—1979)
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中,康·米·西蒙诺夫在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方面是个很有建树的作家,他的创作涉及诗歌、戏剧、小说、报告文学等广泛的领域,但是大都同战争和军事有关,所以他自称是“军事作家”。
生平创作道路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имонов,1915年11月15日生,1979年8月28日去世)生于彼得格勒。他的生父是个军官,后来在战场上失踪。他的母亲出身贵族,丈夫失踪后改嫁。西蒙诺夫是跟着继父长大的。他的继父也是军官,十月革命后参加了红军,在军事学校任战术课教员。西蒙诺夫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从小就对军队生活感兴趣,对军人的勇敢精神十分崇敬。西蒙诺夫以毕生的精力执著地写军事题材,与童年生活的印象不无关系。1930年西蒙诺夫中学毕业,受当时“普遍的浪漫主义建设热忱”〔125〕所感染,他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进工厂当了工人。沸腾的生活激动着这个15岁的少年,他开始写诗,并经常在工人的集会上朗诵。1934年,西蒙诺夫作为一名有才华的工人被推荐进入“高尔基文学院”深造。到1938年,他在文学院毕业时已经是出版了两本诗集的青年诗人了。
1939年,日本侵略军同苏联军队在中蒙边界的“诺蒙坎”(即哈勒欣)地区发生武装冲突,西蒙诺夫被派往战地采访,写了许多诗歌,事件结束后,创作了剧本《我城一少年》(1941)。剧本写一个顽皮的中学生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最后成为一个足智多谋的指挥员的故事。剧本借主人公之口,表现出对即将爆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预感和忧虑。西蒙诺夫说正是对反法西斯战争的预感促使他写了这个剧本〔126〕,这种对时代、对局势的敏锐感成为西蒙诺夫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的前夕,这个剧本在苏联各地上演,曾引起广泛的反响。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人侵苏联,西蒙诺夫以前线记者的身份采访各条战线,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诗歌和小说。他的一首抒情诗《等着我吧》(1941)一发表立即传遍前线和后方,成了人人传诵的诗篇。
等着我吧,我一定要回来,
只是你要耐心地等待。
等着我吧,当那凄凉的秋雨,
令人愁绪满怀,
等着我吧,当那大雪狂飘,
等着我吧,当那暑热煎熬,
等着我吧,即使人们忘却昨日情怀,
都不再期待故人归来。
当祖国危亡,亲人离散,这“我一定要回来”的呼号表达了前线和后方的人们的共同的心声,这不仅是爱情的坚贞,也是战胜敌人的坚强信念。西蒙诺夫的抒情诗,情真意切而又深沉含蓄,诗句流畅,音律铿锵。他善于利用身边的具体事物抒发感情,表达内心感受,不仅令人备感亲切,而且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他的抒情诗《祖国》(1941)就把祖国的形象写成俄罗斯大地处处可见的白桦、小路、溪流和渡口,从而把人们的乡土之情升华为爱国主义的激情。
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西蒙诺夫受命到斯大林格勒前线采访。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日夜浴血苦战的英雄气概使他深受感动,归来后,写了中篇小说《日日夜夜》(1943—1944)。小说并没有描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整个过程和全部事件,而是集中地描写营长沙布洛夫大尉和他的战士们守卫已成废墟的三座楼房的战斗生活。小说突出表现沙布洛夫的勇敢机智、稳重坚定的性格特征,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坚毅精神。他们把出生入死的战斗看作像上班一样的日常工作,因此那些日以继夜的苦战也就是平常的“日日夜夜”了。西蒙诺夫以写实的艺术手法,不仅通过战斗场景,而且在描写守卫斯大林格勒的“日常生活”中塑造了各具特色的战士形象,使这部小说成了歌颂苏联人民爱国主义的传世之作。
作为作家,西蒙诺夫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除了诗歌、小说,西蒙诺夫在战争期间还写了剧本《俄罗斯人》(1942)、《望穿秋水》(1943)、《必将实现》(1944)等。战争结束后,他已是苏联国内外知名的作家了,他仍旧写诗歌、小说、剧本,先后发表了剧本《俄罗斯问题》(1946),中篇小说《祖国的青烟》(1947),诗集《友与敌》(1948)等作品。
战争年代的经历和体验成了西蒙诺夫毕生从事文学创作的源泉,除了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三部曲(1955—1971)外,其他的一些作品也都是写的卫国战争中的人和事,晚年他把这些作品合而为一,总称:《所谓的个人生活》(1978),并加上副标题《洛帕金日记摘抄》。1979年8月28日,西蒙诺夫在莫斯科因病去世,死前口述了一部历史资料性的作品《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1988年发表),历述他的个人经历和他作为苏联作家协会副主席所亲见亲历的许多重大事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生者与死者》三部曲
西蒙诺夫从1955年起开始写《生者与死者》三部曲,1959年发表第一部《生者与死者》,1964年发表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三部《最后一个夏天》完成于1971年,前后历时16年。三部曲以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作品内容不仅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几个重大战役和重要历史事件,也涉及到战争年代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苏联战时生活的百科全书。
第一部《生者与死者》,通过军报记者辛佐夫的经历,并以他的目光展示了战争初期苏联军队仓促应战,节节败退,损失惨重的悲惨情景。后来他在前线邂逅了在德军包围中沉着应战,指挥若定的团长谢尔皮林。这是位在1937年“肃反”中蒙冤受屈的老布尔什维克,直到战争爆发才重获自由。辛佐夫在谢尔皮林的部队中,同谢尔皮林的部队一道突出重围,但是突围部队却被当局下令解除武装,回后方整编,途中又遭德军包围,辛佐夫受伤被俘,历尽艰险,回到莫斯科,但是他失去了所有证件,因而也失去了军衔和党籍。他只得重新参军入伍,以列兵身份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因作战勇敢而晋升排长。
从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开始,谢尔皮林取代辛佐夫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整个作品的视角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小说情节以三条线索围绕斯大林格勒战役展开。谢尔皮林已升任师长,在指挥作战中始终遵循“爱惜人”的原则,为避免无谓的伤亡,他抵制上级的错误命令,不惜为此而丢掉师长职务。但他毕竟是位能征善战的指挥员,小说的结尾他已经从师长、集团军参谋长升任集团军司令了。小说的另一条线索讲述辛佐夫的战斗经历。经过战火的考验,他从文职军官锻炼成为英勇善战的步兵营长。第三条线索是围绕女军医塔尼雅展开的。通过描写她在莫斯科和塔什干的经历和见闻,小说展现了后方的艰苦生活,人们坚持生产支援前线的情景以及某些人贪生怕死、投机倒把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
第三部《最后一个夏天》写的是1944年夏苏联军队将德国法西斯赶出苏联国土,解放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季昂”战役。这是苏联军队在自己国土上作战的最后一个夏天。战功卓著的谢尔皮林率领他的集团军打回到四年前他们突围撤退的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城下。作品既成功地展现了大规模兵团作战的宏伟场面,也穿插描写了战争环境中个人悲欢离合的命运轨迹。这里有谢尔皮林和女军医巴兰诺娃之间的爱情插曲,也有辛佐夫和女军医塔尼雅复杂的感情纠葛。这些描写既是塑造丰满人物形象的需要,也是作家表现他所推崇的道德理想的手段。小说的最后,当战役即将胜利结束时,谢尔皮林却不幸中流弹死去。主人公的死使小说的结局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它象征着苏联人民为捍卫祖国而付出的沉重代价。这样,三部曲从莫吉廖夫撤退开始,又以解放莫吉廖夫、明斯克结束,写出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环形结构。
《生者与死者》三部曲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仅写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几个重大战役,前线的激烈战斗,最高统帅部的运筹帷幄,而且也写了敌后游击队的战斗生活和战俘营的悲惨景象;它不仅写了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后方的艰苦劳动和艰辛生活,而且鞭挞了某些贪生怕死的懦夫的苟且偷安。三部曲不仅写了战争本身,而且触及到那些年代苏联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挖掘了人们的心理意识、伦理道德等所谓精神世界的东西,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富于时代感和历史感。
《生者与死者》第一次真实地表现了苏联卫国战争初期,1941年西部战场上的溃败和混乱,然而,也正是在战局节节失利的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小说揭示出蕴藏在苏维埃人平凡的性格中那种英雄主义的品质。“西蒙诺夫在描写人民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为1941年所付出的代价时,努力探求人民功勋的真正尺度,揭示苏维埃性格的英雄特征,因为正是那个时候这些特征才表现得那样充分,那样清楚。……西蒙诺夫在表现我们在极端困难、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抵挡法西斯时,他首先是以这一点,即苏联人民和军队的性格、爱国主义感情的力量来说明我们在莫斯科城下胜利的原因的。”〔127〕整个三部曲以鲜明的艺术形象令人信服地证明,具有高度觉悟的苏联人民是战胜法西斯的力量源泉。
对于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失利的原因,小说中除了写到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的突然性,军事力量和技术装备的优势之外,更多的是通过人物的思考、独白、作者的插叙,批评苏联当局对战争缺乏警惕,缺乏必要的物质准备。小说里多次写到苏联的肃反运动使许多经验丰富的将领蒙冤被关押或被杀,也是造成1941年苏军失利的原因之一。〔128〕小说主人公谢尔皮林痛心地说:“在1937年、1938年,我们军队里发生的事情简直为他们(指德国法西斯——引者)战胜我们铺平了所有的道路……”
肃反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小说中突出表现了30年代的肃反运动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状态上所产生的影响,尖锐地提出应当相信人和爱护人的问题。《生者与死者》中写到谢尔皮林率部队突出重围后,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自己部队,却被解除武装,几乎被敌人全歼。辛佐夫侥幸逃出,但丢失所有证件,因而不能得到信任,他的同伴则明哲保身,不敢为他作证。这种人人自危的心理正是肃反运动造成的恶果。
同这个问题相关,道德伦理问题也在小说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谢尔皮林不能容忍他的儿子以种种借口而在后方苟且偷安,虽然他明知上前线就意味着牺牲,但他仍旧劝说儿子到前线去,因而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尽管辛佐夫和塔尼雅的爱情凝聚着两人同生死共患难的经历,但是当塔尼雅得知辛佐夫的妻子还在人世的时候,为了使他们重新团聚,便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离他而去。西蒙诺夫笔下的这些人物,总是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在生活中总是把个人放在第二位,事事总替别人着想。正如小说中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师长库兹米奇将军所说:“不管什么时候,在自己的共产主义之神面前,应该是清白无瑕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同小说中那些贪生怕死、损人利己、事事为个人打算的人的人生准则,形成鲜明的对照。
《生者与死者》三部曲塑造了一系列苏维埃人的形象。他们都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劳动的普通人,但是在祖国危亡的关键时刻,都能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勇敢地走上保卫祖国的第一线。谢尔皮林、辛佐夫、塔尼雅、库兹米奇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其中最成功的,是谢尔皮林的形象。
谢尔皮林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参加了革命运动。作为一个久经考验和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他的性格的核心是他的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他始终不渝的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甚至在他蒙冤受屈被关在集中营时,都没有丝毫的动摇。他为人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恩怨和个人得失,而把对革命事业的责任看得高于一切。他的冤案平反后,不等恢复军衔和党籍,便急切地要求上前线。为了给战友平反冤案,他仗义执言,上书斯大林,直言勇谏。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的。有的人在枪林弹雨中出生人死,毫无惧色,但在政治风浪中却不敢直率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谢尔皮林的行动不仅显示出他的正直和勇气,他的个性的坚强,而更重要的是突出表现出他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信念,从而使这个形象更富于深刻的时代和社会内涵。
谢尔皮林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善于用兵,做事精明,懂得爱惜士兵的生命。他严肃而不冷峻,温情而不懦弱。他无私无畏,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谢尔皮林的形象“体现了他这一代人——肩负过革命的使命、经受过战前艰苦的历史环境考验的一代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129〕
谢尔皮林的形象贯穿整个三部曲。小说通过描写他对革命事业、对家庭生活、对爱情和友谊的态度,同上下级的关系,对公与私、个人与事业关系的处理,通过揭示他内心世界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展现出他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使他的性格放射出多棱角的光芒,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西蒙诺夫在这个形象里“令人信服地把作品的三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主题、性格、事件,或者说得稍微详细点:激动作者的思想,独特的个性特征,在行动中,在过去战争的最大战役的真实战斗环境中表现主人公——融合在一起了”。〔130〕
小说中对斯大林的描写占有重要地位。西蒙诺夫打破了过去苏联文学中把斯大林神化、概念化的框框,把他作为普通人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中来描写,这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三部曲较多地描写了斯大林性格特征的缺点方面,而对他的雄才大略、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扭转乾坤的钢铁意志则表现不足。西蒙诺夫生前曾谈到他对斯大林看法的一些变化:“战后几十年来,观点仍在变化,包括对斯大林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的看法都在变化。我在内心里最终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关于这点我的小说中也是这样写的):他是个可怕而又伟大,伟大而又可怕的人,一提到他,这两者都不会忘记。”〔131〕不过,三部曲中西蒙诺夫所塑造的斯大林形象,是“可怕”而胜于“伟大”的,这不能不说是50年代苏联当局全盘否定斯大林给三部曲的创作留下的深刻印记。
以广阔的画面真实地再现苏联卫国战争的时代和成功地塑造谢尔皮林这个艺术典型,是《生者与死者》三部曲的主要艺术成就。三部曲反映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它的人物形象的生动和丰富,使它成为一部军事文学的佳作。
在小说体裁上,西蒙诺夫力求创新。他主张写“事件小说”,即以“事件”为中心结构整个小说。所以小说一开始便是德国法西斯突然入侵苏联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小说中“事件”一个接一个,令人目不暇接。这种写法对于表现苏联方面被动、混乱的局面,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印象,是非常精彩的。但是当西蒙诺夫试图进一步分析事件的社会根源,触及到深刻的社会问题时,这样的写法却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西蒙诺夫又把重大的历史事件同谢尔皮林、辛佐夫、塔尼雅等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以个别人物的命运映照历史事件,在历史事件的大背景上烘托人物性格的时代特征,从而做到既有生活细节的真实,又具有时代的历史特点。西蒙诺夫这种“事件结合命运”的写法对20世纪后半叶的苏联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解体十年之后,有位俄罗斯的评论家在谈到《生者与死者》三部曲时还深情地说:“这是第一部真正诚实的描写战争的小说,这是描写俄罗斯士兵的第一个真实的话语。”他认为,“是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为著名的、伟大的‘一代中尉’打开了通向文学的道路……因此而产生了惊世的战争小说,把身处非人的条件下而能保持自己人性的俄罗斯人的声音、情感、精神状态带给我们。”〔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