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上，米·亚·肖洛霍夫是一位具有独特地位和伟大贡献的作家。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像编年史似的反映了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历程，更因为他的承前启后的杰出的艺术成就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推向了世界。一部《静静的顿河》震撼了世界文坛，由于“他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品格”而于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生平创作道路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1905年5月24日生，1984年2月21日去世）生于顿河地区维约申斯克镇克鲁日林村。他的祖上是梁赞省扎拉伊斯克的商人，19世纪中叶他的祖父才来到顿河地区经商，结婚生子，在维约申斯克定居下来。由于是“外乡人”而不是哥萨克，肖洛霍夫的祖父没有土地，也没有权利得到土地，只能给人当雇工、店员或独立经商。经过多年的奋斗，到19世纪80年代他已成为当地登记在册的具有一定资本的二级商人。肖洛霍夫的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很有文化修养的人，他当过店员，给人管理过蒸汽磨房。肖洛霍夫的母亲祖上曾是农奴，父亲早死，从12岁就开始给地主家当佣人。肖洛霍夫的父亲很重视儿子的文化教育，肖洛霍夫少年时患眼疾，父亲带他到莫斯科一家著名的眼科医院去治疗，为了不致因看病而耽误学业，就安排他在莫斯科上学，但莫斯科毕竟离家太远，而且花费也大，后来便转到离家较近的博古恰尔市一所中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乱中断了教学，他才回到家乡。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年代，肖洛霍夫是在家乡顿河地区度过的，他成了顿河地区许多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他亲眼看到1919年初红军部队进驻叶兰斯克镇的各个村庄和这年春天的维约申斯克暴动，也目睹了5月末暴动者的仓皇撤退。1920年顿河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哥萨克村镇的行政机关都需要有文化的人参加工作，肖洛霍夫的父亲、叔父以及肖洛霍夫本人都参加了相应的工作。肖洛霍夫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也做过村执委会的文书、统计员。有一段时间肖洛霍夫在卡尔金镇粮食采购站工作，作为粮食系统的工作人员，他曾有机会到罗斯托夫参加粮食工作培训班的学习，结业后得到一张“粮食税收督察员”的委任状，被派到布康诺夫镇开展工作。这个时期的生活和工作使肖洛霍夫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还在上学的时候，肖洛霍夫就喜爱文学作品，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有很丰富的藏书，俄罗斯和西欧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他大都读过，在村镇里组织文艺演出活动的时候，他将一些古典作品改头换面，换上当地的生活情景和人物，改编成剧本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这大概就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萌芽了。

1922年国内战争结束后，肖洛霍夫怀着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来到莫斯科。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他参加了“青年近卫军”文学小组。当时许多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诗人，如А. 扎罗夫、А. 别兹敏斯基、М. 斯维特洛夫、А. 韦肖雷等，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А. 法捷耶夫和Ю. 利别金斯基同这个小组也很接近。著名的文艺理论家В. 什克洛夫斯基和О. 勃立克经常来给小组的成员讲课。肖洛霍夫边学习边创作，1924年底他在《青年列宁主义者报》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胎记》，后来陆续发表了《放牛娃》（1925）、《看瓜田的人》（1925）、《两个丈夫的女人》（1925）、《死敌》（1926）等20余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最后收入他的中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1926）。

《顿河故事》中的作品大都以肖洛霍夫在国内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素材，反映了顿河上游地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哥萨克劳动者善良美好的心灵和他们渴望新的生活的愿望。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时期，顿河一带的斗争是非常尖锐和残酷的，正如《死敌》中所描写的，“仿佛有谁在村子里犁了一道鸿沟，把人分成敌对的两方”^〔113〕。这篇小说写的是顿河农村中势不两立的对立情景。村中的贫苦农民要推选复员回村的红军战士叶菲姆当村苏维埃主席，但是掌握村中实权的却是富农伊格纳特和他的女婿普罗霍夫。他们欺压百姓，为所欲为，叶菲姆要为贫苦农民办事，因而成了他们的“死敌”。他们对叶菲姆进行种种暗害，直到最后把他杀害。《看瓜田的人》写的是激烈的国内战争使家庭内部分成生死对立的两派。父亲是白军战地法庭的警卫队长，大儿子菲多尔却是红军战士。两军对垒中，警卫队长发现妻子给红军俘虏送饭而将其杀死，小儿子米嘉逃出家门，当了“看瓜田的人”。一天，他在瓜棚附近发现一个受伤的红军战士，正是他哥哥菲多尔。父亲沿血迹追来，正要开枪打死他。米嘉从背后用斧头砍死父亲，兄弟二人投奔红军去了。小说中描写，菲多尔明白“真理在谁的一边”，他“为了让世界上人人平等，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大家一律平等”，他要“为土地，为穷人去作战”。^〔114〕《人家的骨肉》（1926）写的是一对年老的哥萨克夫妇费心尽力地救活一个红军战士的充满人情温暖的动人故事。作者以饱含深情的语调描述哥萨克劳动者的善良和温情。从迦夫里拉夫妇身上那种淳朴敦厚的性格可以看到《静静的顿河》中伊利伊奇娜形象的萌芽。在这些作品中，肖洛霍夫独具一格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已经初露端倪。他大胆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把巨大的斗争场面浓缩在个人的关系上，通过家庭矛盾、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冲突来表现斗争的激烈和残酷，这是他的作品的深刻之处，也是他不同于其他同时代作家的独树一帜的地方。他写人物总是从生活出发，多方面、多角度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顿河故事》尽管带有初出茅庐的作者常有的那种艺术技巧上的稚嫩，但是从这些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大艺术家的身影：处理复杂题材上的大胆无畏，敢于直面生活冲突和悲惨事件的勇气和胆识。因此А. 绥拉菲莫维奇把这些作品誉为“生气勃勃”，“色彩鲜艳”的“草原上的鲜花”^〔115〕。俄罗斯文艺理论家А. 梅特琴科在评论肖洛霍夫的创作时，虽然也指出这些作品只是肖洛霍夫的“试笔”，是他“最初的实验”，但是他认为，“《顿河故事》中已经确立了肖洛霍夫人道主义的本质特点：它的革命的历史具体的性质”，这些作品表现出作者“追求史诗的多结构性，不仅描写典型的，而且描写那些似乎摆脱了社会宿命论‘注定结局’的不可重复的东西”^〔116〕。

1925年肖洛霍夫又回到家乡维约申斯克镇，他要在这里创作一部描写“革命中的哥萨克”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这部小说历时15年，直到1940年才最后完成。

20世纪30年代苏联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把一家一户的农业合并成大规模经营的集体农庄。一直生活在农村，一向关注农民命运的肖洛霍夫，立即停下《静静的顿河》的写作，投身于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在运动过程中，他发现有些苏维埃政权的农村干部对农民强迫命令，强行没收农民的牲畜、粮食，甚至种子，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目睹这些严重的情况，肖洛霍夫曾直接写信给斯大林反映“集体农庄出现了十分危机的情况”^〔117〕。肖洛霍夫根据亲身参加这场运动的体验和感受，趁热打铁，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1932）。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达维多夫等三个领导集体化运动的共产党员，他们的思想觉悟、领导水平和个性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具有共产党员的典型特征：勇敢、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为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的精神。小说以真实而生动的艺术形象大胆地表现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反映了敌对势力或明或暗的抵抗和破坏，而且表现了劳动者的重重疑虑和观望；肖洛霍夫对农业集体化是抱着满腔热情和积极态度的，他认为这是农民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这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共同认识，所以，小说中尽管表现了运动领导者的错误、偏差和“过火行为”，但集体农庄毕竟取得了胜利和成功。不管今天对这场运动怎样评价，但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农村所发生的这些事件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小说主人公达维多夫等人的性格、思想、心理正是那一代人的思想状况和心理活动的体现，因此小说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具有认识价值。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肖洛霍夫同许多苏联作家一样，投笔从戎，上了前线。战争期间，他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创作了短篇小说《学会仇恨》（1942），并着手创作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按作者的构思，这部长篇小说是一幅苏联人民保家卫国的规模宏大的史诗画卷，已发表的章节中，描写几个普通战士的形象，通过战争期间的战斗场面和平静的日常生活来揭示普通人的美好心灵。小说中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和战士的日常生活穿插交织，相映成趣。从人物形象体系的布局和历史背景的铺陈来看，一部恢宏的战争史诗已初露端倪，可惜这部作品最终未能完成。

战后年代，肖洛霍夫作为苏联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其创作对20世纪后半叶的苏联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一系列表现顿河农民命运的作品直接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农村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他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1957）开创了苏联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新局面，启发了那些刚刚走上文坛的“前线一代”作家，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学创作的新流派——战壕真实派。

《一个人的遭遇》是肖洛霍夫酝酿了十年之久才写出的一篇小说。早在1946年春天，肖洛霍夫就了解到一个汽车司机在战争年代的坎坷遭遇，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表示要用这个素材写一篇小说。十年后所写成的小说已看不出外表的激动情绪，震撼读者心灵的是那凝聚在内心的深沉。就情节而言，这是一个战争年代普普通通的故事。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自幼家境贫寒，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过上衣食不愁的生活。德国法西斯的入侵破坏了一家人的安宁和幸福。安德烈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在一个汽车连当司机。战斗中他受伤被俘，在德国集中营里受尽折磨，后来九死一生，逃回祖国，已是家破人亡。亲人牺牲，家园毁灭，并没有压倒这颗坚强的心。他仍旧当司机，而且收养了一个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孤儿，“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砂子”，相依为命，坚强地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篇小说一反过去苏联军事题材作品单纯表现英雄主义的写法，着重表现凝积在人民内心深处的战争创伤，以“痛苦的真实”描写法西斯侵略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样的艺术处理不仅激起了广大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而且增强了谴责侵略战争的感情力量。《一个人的遭遇》浓缩了人生的苦难际遇和人对命运的抗争，是一部具有史诗意义^〔118〕的高度概括的作品，肖洛霍夫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审视战争和人的命运，因此小说的动人之处，不在于主人公遭遇的悲惨，而在于他性格的坚强，在于他遭遇不幸而没有被命运压倒，从而表现出令人鼓舞的精神力量。《一个人的遭遇》结构谨严，语言简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短篇小说的思想容量，是一部情真意切，艺术感染力很强的作品。

肖洛霍夫晚年曾两次中风，不能工作，于1984年2月21日病逝于他的家乡维约申斯克。

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一生最主要的作品，小说从顿河哥萨克的生活和命运这个侧面表现了俄罗斯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十年（1912—1922）社会变迁。这十年中不仅爆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在俄罗斯国内发生了1917年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和结束资产阶级统治的十月革命以及长达四年的俄罗斯国内战争。这是俄罗斯风云变幻，社会动荡，新旧交替，激烈搏斗的十年。肖洛霍夫说，他想在小说中表现“革命中的哥萨克”^〔119〕，因此，了解什么是哥萨克，哥萨克是些什么样的人，是正确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

俄语“哥萨克”一词来自突厥语，意思是勇敢的人，自由的人。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是由16世纪初从封建贵族、地主的庄园中逃亡出来的农奴、仆人和沙皇军队中开小差的士兵组成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不甘封建压迫的市民。他们都是俄罗斯人，逃到顿河一带后，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起农业和渔业。当时顿河一带是俄罗斯的边远地区，沙皇政府的统治势力比较薄弱，而且经常有外族入侵，他们便自发地组成骑兵队，自选首领（阿塔曼），保卫自己的家乡和劳动成果，从而形成相对自治的哥萨克组织。这种战斗和劳动相结合的生活，世代相传，使哥萨克养成勇敢、慓悍、坚强的性格，热爱劳动和自由，眷恋土地家园的传统习惯。俄罗斯历史上几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其领袖都是哥萨克，如斯捷潘·拉辛，叶米里扬·普加乔夫等。沙皇政府虽然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农民起义，但实际上对哥萨克是无能为力的，最后不得不改变方针，采取了收买政策。沙皇政府答应给哥萨克一份土地，让他们终身占有，免交课税，并给他们许多特权，特别是对哥萨克上层人士，给他们封官晋爵，授予贵族称号，但是每个哥萨克男子都必须为沙皇服兵役，自备战马军刀，入营当兵。这样，哥萨克就成为一个特殊阶层，久而久之，为沙皇服兵役，忠于“祖国和沙皇”就被哥萨克男子视为自己的神圣天职了。沙皇政府也极力在哥萨克中间灌输“忠于沙皇”、崇拜等级荣誉、哥萨克是“最高等部族”等思想，使哥萨克成为一个具有特殊生活方式、保持宗法社会家长制和独特经济条件的社会阶层。所以绥拉菲莫维奇说哥萨克是“身穿军服，被沙皇地主制度摧残得心胸褊狭而又畸形的庄稼人”^〔120〕。《静静的顿河》开头有一首《卷首诗》，这是一首古老的哥萨克民歌，歌中唱的就是哥萨克被沙皇政府驱使的血泪历史。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

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

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

静静的顿河的滚滚的波涛是爹娘的眼泪。^〔121〕

《静静的顿河》共四部八卷，以顿河岸边鞑靼村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等几家哥萨克的经历为经线，表现了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动荡变革的历程。这几个保持着宗法社会家长制传统的哥萨克家庭，在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中，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家破人亡。葛利高里的妻子娜塔莉亚在战乱年代死于流产，兄嫂及父亲都在哥萨克暴动的混乱中相继死去。葛利高里的邻居，司捷潘·阿斯塔霍夫在哥萨克暴动失败后随白军逃亡国外，他的妻子阿克西妮亚同葛利高里相爱，在葛利高里经过种种遭遇后两人决定逃离鞑靼村时，阿克西妮亚被巡逻的红军士兵打死。当葛利高里历尽磨难返回家园时，他那个曾经充满欢乐和幸福的大家庭只剩下了已出嫁的妹妹和失去母亲的儿子。

肖洛霍夫用经纬交织的笔法把家庭的悲欢离合和社会的动荡、冲突结合起来，展现出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感情、风习、性格。尽管肖洛霍夫描绘这场历史大变革时保持着冷静、客观的笔调，但作品总的思想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哥萨克宗法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而哥萨克劳动男女的悲惨遭遇，却是社会的悲剧。肖洛霍夫是拥护十月革命的，他认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社会进步，但是他又为小说中哥萨克男女在历史动荡中的悲剧命运感到惋惜，深表同情。这可以说是整个小说的基本倾向。因此整个小说的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命运都让人感到，尽管革命力量遭到种种挫折，革命队伍内部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革命力量终究要向前发展，取得胜利的，哥萨克劳动人民只有摆脱那个宗法制度的羁绊，才能获得新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一点，尽管小说中写了许多家破人亡的悲剧，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基调。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整个小说的情节、结构都是围绕他展开的。葛利高里是个哥萨克劳动者，勤劳、淳朴、善良、真诚、热情、勇敢，是他显著的性格特征。他从小就跟着父兄干各种农活。他像所有的哥萨克一样，爱马，善于骑马，而且骑术高明。他心地善良，割草时无意中砍死一只小野鸭，他捧在手上，十分心疼。他待人宽厚，尽管他同司捷潘曾为阿克西妮亚而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在战场上看到司捷潘处在危难之中时，坦然不记前仇，救他脱险。如果说葛利高里具有劳动哥萨克的种种优点，那么他身上也最充分、最深刻地体现着哥萨克的种种弱点：效忠沙皇，谨遵父命，哥萨克光荣等传统观念，也是葛利高里的生活信条。作为劳动者，他对土地的感情是淳朴的，但是作为私有者，他对继承家业也是铭刻于心的。他之所以不肯同阿克西妮亚远走高飞，就是因为不能舍弃土地、房屋和父亲挣下的那份家业。如果不是生活在20世纪初期这个动荡的时代，葛利高里可能会像父辈一样，作为一个勤劳勇敢的哥萨克而度过一生。但是时代的波涛将他推到了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上，而在这里就暴露了葛利高里摇摆不定的性格特点。在历史的巨变中，他有了新的追求，但是又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因而造成了在人生道路上的摇摆不定。小说中从两个侧面展现葛利高里性格和命运的这一特点。在爱情生活中，他深爱阿克西妮亚，但却不敢冲破哥萨克的传统观念，只能谨遵父命而娶娜塔莉亚，然而婚后又不能舍弃前情，忘却阿克西妮亚，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两个女人的悲剧。在葛利高里的人生道路上，少年时代鞑靼村的哥萨克生活，是他最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但是从他入营当兵起便被投入到颠簸激荡的历史长河中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德战场上，他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哥萨克，作战勇敢，但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具有进步思想的乌克兰士兵加兰扎的一席谈话，揭穿了战争的实质，效忠沙皇，哥萨克光荣等传统观念第一次受到剧烈冲击，在他的头脑中发生了动摇。但是他一回到家中，亲人的崇敬，邻里的奉承，又煽起了哥萨克的优越感和偏见，回到前线仍旧为沙皇效命。葛利高里曾两次参加红军，又两度离开红军投入白军。在那历史急剧变化的关头，他徘徊于生活的十字路口。他有驰马挥刀冲锋陷阵的勇敢精神，却没有摆脱旧传统束缚的思想力量；他有追求合理生活的向往，但是传统的观念又羁绊住他迈出的脚步。他四顾茫然，不知所向。当他终于认清了应走的道路时，已经铸成了终生的大错。这就是葛利高里的悲剧。小说的结尾，葛利高里孤身一人回到鞑靼村，看到儿子米沙特卡，儿子告诉他，姐姐得白喉病死了。葛利高里双手抱起儿子，“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这就是暂时还使他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在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相联系的一切”。

肖洛霍夫是在社会巨变的历史潮流的大背景上表现葛利高里的人生悲剧的。社会的进步，革命的胜利同个人的悲剧恰成鲜明的对照。这里当然有葛利高里自身背负的因袭重担所造成的迷误，也有客观形势导致他误入歧途的原因。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还写了许多体现历史前进方向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形象，描写了他们在伟大革命斗争中的献身精神。这方面的内容虽然也很重要，但作家的主要艺术目的并不在于为革命者立传。肖洛霍夫将葛利高里这个哥萨克农民置于小说结构的中心是想再现在历史巨变、社会动荡、新思想同旧观念、新世界同旧世界激烈搏斗的过程中，以葛利高里为代表的哥萨克劳动者走向新生活的艰难曲折的历史道路和他们中许多人充满迷误和痛苦的悲剧命运；是想从革命的立场上对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权对哥萨克农民的“过火政策”进行政治的和道德的评议。1931年他在致高尔基的信中说：“我应该反映消灭哥萨克和限制中农哥萨克政策的错误方面，因为不写这些，就不能揭示暴动的原因。……依我看来，关于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将会长期地摆在我们面前，也摆在要走我们革命道路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面前。去年的集体化和过火行为的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同1919年的过火行为相类似，恰好证实了这一点。”^〔122〕

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有的地方不加分析地把哥萨克一律看作“沙皇的走卒”，推行所谓“消灭哥萨克”的政策，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暴动。肖洛霍夫自幼生活在哥萨克劳动者中间，对于那些本不应该被历史淘汰，却成为历史车轮的牺牲品的哥萨克劳动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于他们中某些人所走过的一段弯路（或者说在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迷误），他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从总结历史教训的高度来看待的，并不是简单地把他们推入敌对的营垒。因此他对葛利高里在人生道路上的摇摆不定和误入歧途，并不是严厉的批判，而是一种深沉的理解。肖洛霍夫的这一立场，许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因而使葛利高里成为一个文学界争论不休的人物。

肖洛霍夫谈到自己的艺术追求时说：“对于作家来说，他本身首先需要的是把人的心灵的运动表现出来。我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身上就想表现出人的这种魅力……”^〔123〕通过“人的心灵的运动”展示“人的魅力”是《静静的顿河》在艺术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肖洛霍夫在俄罗斯文学中第一次把农民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他们的感情世界，真正显示出他们的“人的魅力”。《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众多的人物，特别是那些哥萨克农民，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是栩栩如生的，他们的悲欢离合、言谈话语、行为举止，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阿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这两个哥萨克劳动妇女的形象，其艺术的成功给俄罗斯文学优美妇女形象的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

《静静的顿河》继承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史诗艺术传统，既表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的恢弘，也描绘个人生活矛盾迸出的火花，因此小说中的个人命运、个性特征，乃至心理活动都带有时代的特定色彩。古典悲剧是以英雄人物的死来弘扬他为之而奋斗的某种理想和信念。《静静的顿河》所描写的不是个别英雄人物为理想而牺牲的悲剧，而是以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为代表的哥萨克劳动群众在历史洪流中的悲惨遭遇而构成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静静的顿河》对悲剧史诗这一体裁是有所开拓和创新的。

《静静的顿河》的另一艺术特色是它那浓郁的地方色彩。顿河流域的自然风光，顿河两岸哥萨克的风俗习惯、世态人情、婚丧嫁娶，都写得栩栩如生，多姿多彩。有位苏联文艺理论家对肖洛霍夫创作的这一特色给予很高的评价：“历史的局部的事物，各国人民、各个民族的永远感兴趣的事物，能够把它们之间的联系揭示出来，在它们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这是肖洛霍夫艺术创作的巨大概括意义的表现。”^〔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