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普·普拉东诺夫是20世纪80年代回归文坛的一名“开禁”作家。著名作家С. 札雷金认为，“普拉东诺夫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作家”。高尔基也认为“他是一位有才华的人，拥有独具一格的语言”。他的“长篇小说极为有趣”^〔89〕。但同时，普拉东诺夫又是一位极其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玄妙难解，充满了丰富的幻想。然而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常常得不到理解，在他生前，要么作品长期得不到发表，要么是发表后受到强烈的批评。只是到了80年代，他才最终被恢复名誉，并作为一位经典作家载入俄罗斯文学史。

生平创作道路

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латонов，1899年9月1日出生，1951年5月1日去世）生于沃罗涅日的驿差镇（因在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众多驿差居住此处而得名）。父亲是铁路机车修配厂钳工，母亲是钟表匠的女儿，温厚善良，多病早亡。1906—1914年，普拉东诺夫先后就读于教区小学和城市小学。作为多子女家庭（共11个孩子）的长子，他不满14岁就开始工作，当过火车司机的助手、管道工厂的铸造工、机车修理厂工人。

1918年，普拉东诺夫考入了铁路技校。1919年他志愿加入红军，年底返回技校。1919年春，《沃罗涅日日报》编辑Л. 莫洛托夫发现了普拉东诺夫。从此他在莫洛托夫的培养下参加沃罗涅日及周围地区的报刊工作，并开始接触沃罗涅日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积极参加了沃罗涅日的文学生活。《铁路》杂志成了普拉东诺夫发表诗歌和政论的阵地。1920—1921年间，当干旱饥荒蔓延于伏尔加河沿岸时，普拉东诺夫为了与人民共度患难，离开了《沃罗涅日日报》编辑部，1922—1926年从事土壤改良和农业电器化工作。不过，这期间他仍继续在中央的许多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诗歌与短篇。1922年，克拉斯诺达尔出版了普拉东诺夫的一本诗集《淡蓝色的深处》，引起了В. 勃留索夫的注意，他希望这位“年轻的无产阶级诗人的美好前景在将来得到圆满的实现”。1927年，普拉东诺夫决定回莫斯科全力投身于他所眷恋的文学写作事业。按照В. 阿格诺索夫编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书的看法，“1927年可看成是俄罗斯文学出现一位新的大师的一年”。这年1月，普拉东诺夫完成了幻想型中篇《空中站》（1927）、有关彼得一世时俄罗斯生活改革的中篇《叶皮凡水闸》（1927），2月他开始写《戈拉多夫城》（1927），后来又创作了一系列中篇：《驿差镇》（1927）、《国家的建设者们》（1927，《切文古尔镇》的第一稿）、《内向的人》（1928）。

普拉东诺夫短篇与中篇的出版，引起了当时评论家们对他的注意，但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尤其是在他的短篇《起疑心的马卡尔》（1929）和中篇贫农纪事《有利可图》（1931）发表后，可以用屡屡加于他头上的一个词——‘毁谤’——来概括。说他毁谤‘新人’，污蔑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诋毁党的总路线”^〔90〕。说它“语意双关”，是“进行反抗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意识形态的反映”^〔91〕。中篇《有利可图》作者的艺术世界观是有害的。有的评论家说他是一个“怪异的、边缘的、甚至是疯癫有害的文学现象”。^〔92〕普拉东诺夫在《有利可图》中揭露了当时许多地方存在的极“左”情绪和倾向，并公开提出当时农村的“左”的错误是主要危险，这一看法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据《红色处女地》当时一位编辑回忆，斯大林读到这个小说后，“把‘贫农’勾掉，写上了‘富农’，并在整页上批注了‘坏蛋’或者‘畜生’”^〔93〕等词句。从此，普拉东诺夫便在苏联文坛被彻底孤立起来。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间或有一点点，也是署以笔名。他的笔名居然多达17个。像《切文古尔镇》（1929），《地槽》（1930）和《初生海》（1934）在当时均未能发表，而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直至1986—1988年才得以面世。

卫国战争期间，普拉东诺夫被批准入现役担任军事记者，出版了四本短篇集。战争结束后，他仍坚持创作，1946年，《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他的短篇《伊凡诺夫一家》（即《归来》），这引起批评界向他发起新一轮进攻，出版社退回了他的书稿，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部退回了附有简短附言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不予发表”。此后，作家的文学活动仅限于儿童读物，他着手整理俄罗斯民间故事，并开始创作童话，他将儿童的希望、儿童的忧伤和儿童对正义的信仰编织成一个个美丽的童话。在М. 肖洛霍夫的支持下，出版了普拉东诺夫的两本故事集：《巴什吉尔民间故事》（1947）和《神奇戒指》（1949，主编М. 肖洛霍夫）。普拉东诺夫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神话剧《诺亚方舟》（剧本未能完成，后发表于《新世界》，1993年第9期）。

普拉东诺夫于1951年因肺结核病死于莫斯科，被埋葬在亚美尼亚公墓。

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

《切文古尔镇》成书于1929年。有人认为，假如没有作家的《切文古尔镇》这部长篇小说，没有中篇小说《地槽》和《初生海》，那他的创作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就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没有《恶魔》和肖洛霍夫的创作中没有《静静的顿河》一样。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在作家创作中的地位。然而，《切文古尔镇》却被尘埋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88年才得以全文发表。《切文古尔镇》手稿完成后，普拉东诺夫将它送到联邦出版社，但被退回。据作者本人说，之所以不能出版，是因为有人认为：“小说对革命的描写是不正确的，有人甚至把整部作品看成是反革命的。”即便是高尔基，也认为小说“是不能得到发表和出版的”，因为小说“对现实的描述带有抒情讽刺色彩……笔下的人物却带着讽刺意味……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些‘怪人’和‘性情乖僻的人’……”^〔94〕

“切文古尔镇”一词是作者为了表达一个虚拟的类似于农村的乌托邦的天堂而杜撰出来的，对其含义俄罗斯评论家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多数人认为它表示俄罗斯传统方式的追求真理的终结。

作品是一部以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为背景的超现实主义和怪诞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在书中探讨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开头几年出现的最复杂的问题，试图警告社会有可能出现的疏漏、错误和犯罪。所以，该书所写的故事看起来荒诞，离奇，但处处带有对现实社会的讽刺，至今有许多东西仍然是令人警醒的。

小说的主人公萨沙·德瓦诺夫在很小的时候，其母亲便不知所终；其生父（渔民）因对死亡感到好奇，“忍不住从船上跳下水去，他将脚用绳子捆起来，为的是不让自己游上岸去”，就这么死掉了。孤儿萨沙·德瓦诺夫由普罗霍尔·阿布拉莫维奇夫妇领养，后在11岁上被其长子普罗科菲·德瓦诺夫于灾荒年景逐出家门，过着到处乞讨的生活，最后又被扎哈尔·帕夫洛维奇收养。十月革命爆发后，扎哈尔·帕夫洛维奇领他去登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战时共产主义的艰难时期，省执委会主席舒米林要了解一下省城有什么地方社会主义“意外地成功了”，于是就把“品行好、懂科学的小伙子”、患伤寒病初愈的萨沙·德瓦诺夫派去了，萨沙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自己心爱的恋人索尼娅，去探索社会主义的萌芽去了。

在省里考察过程中，萨沙几乎死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手中，幸被野战军司令科片金——世界革命的骑士，新时代的堂吉诃德救下。科片金骑着名为“无产阶级力量”的战马，前往自己向往、心仪的革命偶像罗莎·卢森堡墓地去朝圣。这是一个典型的奉行强权的官僚主义形象，“仿佛他身上有一种惩罚和主宰的力量”，他相信通过行政命令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他发布命令，强迫人们“立即砍掉比捷尔马诺夫林区的树木……腾出土地用来种植黑麦和其他比多年才能长成材的树木更有利的作物”；乡苏维埃驻可汗村的全权代表莫雄科夫（为达到自我完善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科片金和萨沙的指导下，要在第二年夏天到来之前建成社会主义，强迫富裕农民将牲口交给既无饲料，又无饲养经验的贫农。

在切文古尔镇，极左的做法走得更远，在讨论省委下达的有关“立即组织消费合作社以取代私人贸易的指示”时，革委会主席切普尔内伊认为“这是针对落后县的”，因为他认为“在切文古尔镇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用他的话说：“我们可是超越了社会主义，我们这儿比社会主义还好。”可切文古尔镇的共产主义是如何实现的呢？按照切普尔内伊的想法，“假如在切文古尔镇除了无产者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人了，共产主义便会自行产生”。于是切普尔内伊便命令肃反委员会主席皮尤夏“把城里的压迫分子清除干净”，他们安排了一次“基督再次降临”，将资产者们统统杀死。皮尤夏打算杀死所有居民，“既然有无产阶级，那还要资产阶级干什么？”对此切普尔内伊随随便便就同意了。切普尔内伊还到马克思的书本中寻找理论根据，只会为自己谋利益的普罗科菲·德瓦诺夫成了为他出谋献计的秘书，“尽管普罗科菲有一套卡尔·马克思的全集，但他对整个革命的解释却是随心所欲”的，普罗科菲看着马克思的书，搜肠刮肚一番，自圆其说道：“我认为……，既然卡尔·马克思没有说到其他阶级，那他们就不可能存在。”于是在消灭完资产者之后，又做出一个“消灭残余的恶棍阶级的决议”，“宣布对全体中等的后备的残余资产阶级分子处以死刑”，这些所谓的恶棍阶级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一些其当家人已被枪决的老太婆，戴着蓝色便帽的40岁左右的中年人，受偏见所影响的青少年，被裁减搅得疲惫不堪的旧职员，以及这一阶层的其他拥护者。”还有寡妇、小掌柜，甚至还有被裁减下来的无产阶级官员。实际上，他们是想用这种恐怖的办法将这些人驱逐出切文古尔镇，如不走，就用机枪扫射。这样做的结果，切文古尔镇最后就只剩下11个布尔什维克了，“整个切文古尔镇都笼罩着一片无依无靠的哀伤”，“不光是半资产者离开了他们，而且连小动物也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切普尔内伊不懂得，无产阶级也需要辅助的干粗活的劳力”。所以，他要普罗科菲立即动身去随便什么地方招募穷人到切文古尔镇来，“要招募各种各样的人”。

切文古尔镇人不劳动，认为“劳动同资本主义一样会产生肮脏的矛盾……”说“劳动永远是贪婪的余毒，……因为劳动促使财富的产生，而财富就会促使压迫产生……而通过人的劳动所导致的任何口粮的增加都会引发阶级战争的爆发”，“各种劳动和操劳都是剥削者发明出来的，他们想弄到非分的更多的东西，超出太阳系提供的食物”。“革命为切文古尔镇赢得了做梦的权利，把做梦变成了主要职业”。他们唯一的劳动就是在义务星期六搬动房子，挪动果园，“只是对小资产阶级遗产的自发的破坏”，“希望无产阶级在结束自己工作的时候，把房子这种压迫的遗迹拆掉”。因此，他们“很快便吃完了资产阶级剩下的食物，只靠吃草原上采集的植物度日了”。实际上，他们对这种极左的做法所产生的后果连自己也感到怀疑，左得最厉害的切文古尔镇肃反委员会主席皮尤夏就说过：“……老百姓这么瘦！假如雅科夫·季特奇这么瘦的话，他的身体内还能保存共产主义吗？”当然，这种做法和产生的后果更加受到老百姓的无情谴责，一个铁匠就跟萨沙·德瓦诺夫说：“你说粮食是供革命用的，你这个傻瓜，老百姓都死光了，你的革命还留给谁？”由于余粮收集制政策严重伤害了人民的利益，人们对政权有严重的不信任情绪。当出台新经济政策以取代余粮收集制时，扎哈尔·帕夫洛维奇就断言“注定要失败”。一位农民跟切普尔内伊说，“这个政权反正不让人白活着”。

应该说，本书所塑造的主要人物都是好人，主人公萨沙·德瓦诺夫离开自己心爱的姑娘，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牺牲了他已经获得的宁静的生活，到荒凉的草原上去为穷人搞共产主义，萨沙“最想保证全体切文古尔镇人都有饭吃，使他们能长期地不受伤害地生活在世界上”；科片金“是个一辈子都未能为自己谋到好处的人”，以切普尔内伊为首的切文古尔镇的11个布尔什维克，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谁也没有去为自己找一个舒适的住处，而是大家一起躺在一家公用砖房的地板上。这家砖房还是1917年专为那些无家可归的革命者修建的。切普尔内伊自认为那座砖房才是自己的家，而那些温暖而舒适的住处不是”。本来切普尔内伊已经躺到被消灭的一个资产者的床上想体验一下了，“但他马上觉得这么舒舒服服地躺着显得既可耻又无聊，仿佛他得到这张床是用不大妥当的革命精神换来的”。而且他还让把“革委会搬到随便什么棚子里去，挑个坏一些的”。在切文古尔镇遭到哥萨克进攻的时候，以科片金、萨沙、切普尔内伊等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们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其中大部分人献出了生命。尽管他们是好人，想为大家谋利益，但如果脱离了实际，仍然会事与愿违，仍然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而陷入重重苦恼之中。老百姓指责他们“不让农民安宁”。一个过路的铁匠对亚历山大就有这样的看法，他觉得“他面前的这个人，像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似乎是个很不错的人，可干起事来，却总是和老百姓对着来”。

书中所描写的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充满乌托邦式的种种幻想。这也反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清楚的。既没有理论的指导，也缺少实践的参照。萨沙·德瓦诺夫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充满兄弟友爱和同志情谊的社会；因要进行自我完善而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莫雄科夫把社会主义想象成好人的社会；步行者卢伊则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远程旅行”，并建议“让切文古尔镇从永远定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戈普涅尔的共产主义是“保证妻子和其他无用之人衣食无忧，安度晚年”；旧职员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波柳别济耶夫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合作社。切文古尔镇人追求绝对的平等，人对人没有任何优势，既没有物质的优势，也没有智力的优势，不存在任何压迫。为此要消灭除了裸露的同志肉体以外的一切——财富、私有制，甚至作为获取某种新事物来源的劳动。切普尔内伊甚至设想说不定某个时候“没文化的人通过个决议，让有文化的人抛弃文化——好做到人人平等，……况且，让少数人放弃文化比让多数人从头学文化容易得多”。……由于革命胜利后人们所产生的狂热情绪，再加上舆论的不恰当的宣传，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到了宗教迷信的程度，难免会干出一些愚蠢而又荒唐的事情。例如，书中的科片金对已故的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从崇拜、向往、心仪，竟至于到了暗恋的地步；切普尔内伊逢人便夸耀切文古尔镇的好处，说“我们那儿自发地产生了共产主义”，“如今我们切文古尔镇可好啦！天上有圆圆的月亮，……全都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如同鱼儿生活在湖里一样！”在消灭了资产者和半资产者之后的第一天，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天，太阳升起来了，“因此整个自然界都站在了切文古尔镇一边”。当切文古尔镇的布尔什维克们把在黑夜的草原上发现糖厂的锅误以为是天上的陨星时，竟然说“现在就等着幸福降临吧”，“现在星星都飞到我们这里了，……鸟儿可能会像死去的孩子似的说起话来”^〔95〕。所以才有人向切普尔内伊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如今红星成了人身上的主要标志，而不是十字架，不是圆圈？”其实，这些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们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科片金没来得及读完卡尔·马克思的书，他在有学问的切普尔内伊面前颇感到难为情”，而切普尔内伊本人也没读过，他说“我这是唬人的。……群众大会上我听到一点，我就拿来宣传鼓动”。普罗科菲·德瓦诺夫倒是读，可他却是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从马克思的书中摘引片言只语，对马克思的书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这种脱离实际的、将马克思主义到处套用的做法，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为我所用的做法，只会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失望，连切普尔内伊自己也说，“这是从前的人读的，从前的人写的，对于生活，他们一点儿也不懂，倒一直为别人寻找什么道路”。“令切普尔内伊和他的少数几个同志感到痛苦的是，无论是在书本里，还是在童话中，哪儿也没有把共产主义谱写成一支通俗易懂的歌，可以让人在危险的时刻想起它而感到宽慰；卡尔·马克思像异己的万军之主一样，从墙上注视着大家，他的那些洋洋万言的书籍并不能把人领到对共产主义感到快慰的想象中去”。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狂热，对世界革命胜利的幻想和憧憬并不能抵消自然规律的作用，也不能消除贫困、痛苦和死亡。当一个女乞丐的孩子在她的怀中死去时，科片金对切文古尔镇的共产主义彻底地怀疑了：“这叫什么共产主义？”“孩子连一次都没有因为有共产主义而喘上一口气，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来了，又死了”。

从本书的整个基调来看，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充满由衷的同情，认为他们所干的一些荒唐事情都是由于他们的愚昧和无知造成的，他们都是地球的孤儿，父母双亡的孤儿，他们当中“谁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而母亲，也只是凭失去的宁静记得她的模糊的愁容”。他们“没有天赋，所以他们不可能有聪明的才智和丰富的感情”，“这些人身处有产者的暴行和极度贫困的包围之中”……难怪高尔基说他“待人的态度很亲切”。^〔96〕

书中人物的理想社会是美好的，他们的好些做法也是令作者赞美的：切文古尔镇人在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却能为流浪者打扫房屋，准备食物；为病人修风车取火，为他修磨盘磨面做薄饼，替他修房子；为别人去消灭臭虫，……每个人都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操心，而是把切文古尔镇人的幸福看作自己的幸福……

“正如死后生活的秘密折磨过德瓦诺夫的父亲一样，切普尔内伊忍受不了时代的秘密，便加紧在切文古尔镇建设共产主义，以终止漫长的历史，这也像渔夫忍受不了自己的生活而把它变成了死亡，……德瓦诺夫爱父亲、爱科片金、爱切普尔内伊和许多‘其他人’，因为他们大家像他的父亲一样，将会因为忍受不了生活而死去，可他却单独留在陌生人中间”。然而，萨沙也不愿单独留在人间，当科片金、切普尔内伊牺牲之后，他便信马向穆杰沃湖中走去，他“从马鞍上下到水里，去寻找父亲当年曾出于对死亡的好奇走过的那条道路……”

像普拉东诺夫的多数作品一样，《切文古尔镇》的结局是悲剧的结局。尽管作者声言“他真心诚意地试图在小说中描写共产主义社会的开端”^〔97〕，但客观上给读者的印象是：前途是漆黑的，没有出路的。作者实际上是在向人们证明，切文古尔镇的脱离实际的、与人的本性相悖的共产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