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阿·布尔加科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小品文，特写，讽刺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剧本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他的创作继承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尤其是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艺术，并且吸收了西欧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形成了亦真亦幻、亦庄亦谐，貌似荒诞不经、实则涵义深刻的独特艺术风格。

生平创作道路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1891年5月15日出生，1940年3月10日去世）出生在乌克兰基辅市。其父为基辅神学院教授，母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家庭，快乐安详，充满音乐和书籍。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音乐和书籍的陪伴下，在幽雅而安逸的氛围中度过的。童年生活的一些细节在作家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父亲书案上那盏带绿色灯罩的台灯，自己喜爱的关于彼得大帝的儿童读物都走进了后来的作品中，成为温馨的家的象征。

布尔加科夫自幼喜爱文学、音乐和戏剧，这与家庭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未来的作家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常常是在母亲弹奏的肖邦乐曲声中或父亲用小提琴伴奏的歌声中入眠的。家庭剧院也是他们喜爱的节目之一。布尔加科夫后来对戏剧情有独钟，以至于成为苏联独树一帜的戏剧家，都是童年埋下的艺术种子开的花、结的果。

1909年，布尔加科夫考入基辅大学学医。毕业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在野战医院服务，体验了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1916年，他被派到斯摩棱斯克省当地方医生。1918年返回基辅，目睹了盖特曼政府的逃亡和白卫军与彼特留拉分子的血战，心灵受到强烈震撼。1918—1919年间，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布尔加科夫几度被征召，在各种势力走马灯般的变换、政权的十几次更迭中，深受漂泊流离之苦。

对战争、流血和无谓的死亡的厌倦，尤其是内心深处对文学、戏剧的热爱，使布尔加科夫产生了一股强烈的驱动力。1920年2月15日，在弗拉季高加索，他毅然宣布弃医从文。1921年来到莫斯科，先是为报纸写一些小品文、特写、讽刺短篇之类的东西，赖以谋生。以后，随着《白卫军》（1922—1924）、《不祥的蛋》（1924）、《青年医生札记》（1925—1927）等小说的发表，布尔加科夫成为20年代苏联文坛众所瞩目的、具有卓越讽刺才华的作家。他在对现实生活进行观察和描写时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气质——医生的严谨、精确和文学家的浪漫、幻想。这两种气质的奇妙组合，加上神学教授之子对宗教传说的了如指掌，使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兼具讽刺与抒情的才华，形成带有某种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独特风格。“在他（布尔加科夫）的笔下，虚幻的东西有了现实生活的一切特征，而在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中又显示出了叙述的全部神秘性和假定性。”^〔84〕。

布尔加科夫的第一部力作《白卫军》和由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以及稍后创作的剧本《逃亡》，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知识分子艰难的人生选择。

中篇小说《不祥的蛋》（1924）和《狗心》（1925）则把讽刺的矛头对准了革命后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由于出身、素养、年龄、阅历、天赋等多方面的原因，布尔加科夫较之同时代的作家，少了一些狂热和投入，多了几分清醒和旁观。《不祥的蛋》讲述的是一位动物学教授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生命之光”，它能促使动物迅速发育和繁殖。这项尚未成熟的科学成果被不懂科学却又急功近利的农场领导用于孵化小鸡，结果孵出的却是蛇，这些蛇生命力很强，繁殖得特别快，造成了毒蛇横行的灾难。政府动用红军骑兵来灭蛇，但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自然界的一场寒流将蛇冻死，才结束了这场人为的灾难。这篇小说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高尔基赞扬说：“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写得很机警和巧妙。”^〔85〕但当时总的评价是小说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狗心》同样描写了一项科学实验：医学教授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异想天开地把人的性腺和脑垂体植入狗脑中，制造了一个带有狗心的“人”——沙里克夫。沙里克夫徒具人形，却无人的素质，教授又对他进行文化教育，但是沙里克夫不堪教化，仍旧作恶多端，教授不得不再施手术，还其本来面目。这两部小说以及后来的剧本《亚当和夏娃》都是借助荒诞离奇、预言式的科学幻想故事，把现实中的阴暗面放大、夸张到某种极至，达到讽刺和抨击的目的；同时也揭示了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妄为终将自食其果：“给你一个沙里克夫，吃不了兜着走吧。”（《狗心》）

然而，在庸俗社会学盛行的20年代，布尔加科夫独辟蹊径的创作明显地不合时宜。因此以讽刺为创作基调的布尔加科夫，从其文学活动之始就受到“拉普”的排挤。他们认为讽刺就是“抹黑”，提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的错误口号。在这样极左的政治思想气候下，布尔加科夫的命运就不言自明了。从20年代末开始，正当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如日中天之际，他却被命运之手扼住了喉咙。1929年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卓伊卡的住宅》、《火红的岛》全部被禁演，排练中的《逃亡》也遭“枪毙”，作品完全不能发表了。1927年末发表的中篇小说《吗啡》成为作家生前在祖国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

在如此“不可思议”的情形下，布尔加科夫仍然勇敢地坚持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原则，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拒绝按别人的旨意修改作品。但是在遭到全面封杀的严峻情况下，以写作为生的布尔加科夫面临生计上的危机，1930年他被迫上书政府，坦言自己的处境和想法。后来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布尔加科夫，并答应安排他去莫斯科剧院工作。

1932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之后，要求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渴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因而使文艺领域的气氛有所改善。在这样的形势下，布尔加科夫的《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于1932年恢复上演。由布尔加科夫改编的《死魂灵》也在莫斯科剧院与观众见面。然而禁锢并未真正得到解除。尽管作家笔耕不辍，但他30年代完成的16部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包括剧作《亚当与夏娃》（1931），《无上幸福》（1934），《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935），《伪善者们的奴隶》（又名《莫里哀》）、《普希金》（又名《最后的日子》）（1935—1936），《巴土姆》（1939）及改编的剧本、歌剧脚本等，全部夭亡了。小说《莫里哀的一生》（1932—1933）、《剧院故事》（未完成，又名《死者手记》，1936—1937）、《大师与玛格丽特》（1929—1940）等辉煌作品也被束之高阁。

从20年代末直到1940年3月10日布尔加科夫在莫斯科病逝，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只是手稿。“手稿是烧不毁的”这句名言既表达了他对真理、对真正的艺术创作的执著信念，也包含着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和慨叹。在经历了20年代末的封杀之后，布尔加科夫开始思索天才与时代的问题。他后期创作的重要作品，如历史剧《莫里哀》、《普希金》，小说《莫里哀的一生》、《剧院故事》及其巅峰之作《大师与玛格丽特》，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一般认为，未完成的《剧院故事》是自传性的作品，充满幽默和讽刺。小说通过剧作家马克苏朵夫为创立剧院而走过的荆棘道路，揭露剧院生活的内幕，是“大师的命运”这一主题在现代生活中的继续。这一时期，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天才充分展现并步入淡化自我、平和深邃的艺术境界。遗憾的是，他后期的作品直到作家辞世20年之后才得见天日。

布尔加科夫文学创作道路之坎坷，既是天才与时代矛盾的结果，也有他本人阶级立场、文化素养方面的因素。天才往往具有时代超越性，天才之不能容于时代的悲剧是屡见不鲜的。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他作品主题的变化，充分体现了作家对现实世界独特的、不懈的探索和思考。他所选择的创作题材，都是非具直面人生的大智大勇所不敢触及、也无法把握的。这就给对他创作的接受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同时，作家的立场和视角及其天才的特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布尔加科夫在1930年3月28日给苏联政府的信中认为，这是他的作品不能在苏联生存的原因之一：“人们在我的讽刺小说中发现了阴郁的神秘主义色彩（我是一个神秘主义作家）。在我的作品中揭示了无数丑恶现象，语言充满毒药。……描写我们人民身上可怕的、早在革命前就引起我的老师谢德林深深忧虑的可怕特征。”^〔86〕实际上，布尔加科夫所理解的这种“可怕的特征”是对生活规范的种种背离。他把这些背离加以突出、放大、夸张到让人感到荒谬的程度，以达到一种强烈的曝光和批判的效果。但应该指出的是，布尔加科夫认定的生活规范带有他所出身的阶级烙印。比如，“家”的标准在布尔加科夫看来就是，也应该是图尔宾们的家：铺着地毯，悬着吊灯；墙上挂满油画，钢琴上放着打开的乐谱；带灯罩的台灯，镀金的茶盏，百读不厌的经典名著以及四处弥漫着的巧克力甜香。当时代变迁的洪流冲毁了旧的生活秩序，要将一切重新进行安排之时，原来的生活被打碎了，但固有的标准仍留在心中，成为审视新生活的一种潜在的尺度。这样的立足点必然导致作家与现实生活的隔膜感，使其作品中的冷嘲热讽带有主观的、神秘的色彩。这是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不能与时代合拍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

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呕心沥血12年、八易其稿的绝唱。这是一部复杂的作品，内容极其丰富，多种主题互相交织，充满时空的切换变幻，小说融历史传统、宗教故事、神秘幻想、现实世界于一体，集幽默讽刺、滑稽可笑和深沉、歌颂、庄严神圣于一身，是作家20年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的总结。

《大师与玛格丽特》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魔王沃兰德造访莫斯科，想看看“莫斯科居民的内心是否发生了变化”，从而引发了一幕幕滑稽剧、悲喜剧；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古犹太国总督本丢·彼拉多宣判处死耶舒阿的故事。

一个故事从小说展开，在春天一个奇热的傍晚，沃兰德化装为外国专家，在公园遇到莫斯科文联主席柏辽兹和年轻诗人“无家汉”，同他们进行了关于有神与无神的争论。作为反驳无神论的例证，沃兰德预言柏辽兹马上就会身首异处。事实果然如此，就在柏辽兹去报告来了一位可疑的外国人时，他被有轨电车轧死了。“无家汉”惊慌失措，去当局报告，然而他的报告因有悖常理而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他被当作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结识了大师。大师写了一部关于耶舒阿和彼拉多的小说，遭到严厉批判，为摆脱精神上的折磨而躲进精神病院。与此同时，沃兰德一伙设置的考验又在莫斯科一家剧院拉开了帷幕。一张普通的纸片转眼间变成了十卢布纸币，撒向观众席；舞台上刹那间出现了巴黎时装店，免费以旧换新。人们争相捡纸币，换时装，乱成一团。可是到了曲终人散时，却发现十卢布的票子原来是废纸，巴黎时装也不翼而飞，害得追时髦的女士们只落得穿着内衣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乱窜，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而沃兰德一行则通过贿赂房管主任占据了众人垂涎的、已故文联主席柏辽兹的住宅，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撒旦晚会。他们邀请大师的秘密情人玛格丽特参加晚会，考验她对爱情的忠贞。玛格丽特为了爱情甘愿变为妖女，经受住了魔王的考验，终得与大师团聚。当沃兰德的魔法终于引起当局的重视，开始立案侦查并对他们进行搜捕时，他们又将武装警察捉弄一番，放了几把火后，腾空飞离了莫斯科城。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浪漫哲人耶舒阿来到耶路撒冷城，他宣扬善的真理，反对暴政，被犹大出卖。彼拉多在审讯耶舒阿时，深深为他的话所震动，他理解耶舒阿，想释放他，却又囿于政治上的原因，不敢这么做。他希望耶舒阿会因惧怕死亡而暂时说谎，这样他就可以不杀耶舒阿，可耶舒阿却选择了真理。于是彼拉多又几次询问大司祭，到底赦免谁，想以此推卸“流义人之血”的罪责。然而，当死刑终于执行，大错业已铸成之时，他却发现，这是根本无法推脱的罪责，他为自己的怯懦深感悔恨。他下令秘密处死了叛徒犹大，又找来耶舒阿忠实的弟子利未·马太，许之以职务和金钱，希望以此赎罪，但马太拒绝了。从此彼拉多的心灵就失去了安宁。他被内心的悔恨折磨了近二千年，才得以解脱。

从以上的简述可见，这是两个无论在时空、内容和叙述风格上都相去甚远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现实的故事，其中糅入了神话和幻想，写得奇幻、神秘、荒唐、滑稽，有悖常理；第二个故事是历史传说，反而写得真实、严谨、庄严、神圣。布尔加科夫将它们奇妙而有机地组接在一起，把总督的故事切割成一个个片断，镶嵌于沃兰德莫斯科之行的故事之中。他做得如此巧妙，使两个那样泾渭分明的故事衔接自然，浑然一体。首先，布尔加科夫为故事中的故事设计了三个讲述者：沃兰德，以无所不知的魔王的身份向无神论者柏辽兹和“无家汉”讲述审讯和宣判（第二章）；“无家汉”，在梦中见到行刑的场面（第十六章）；玛格丽特，在大师的小说手稿中读到总督下密令杀犹大、掩埋死者及召见马太的情节（第二十五章）。一个故事由三个不同的人来讲述，更见其真实性。其次，每一次时空的过渡都有伏笔、有交代。如第一章结尾时，沃兰德说：“……他穿着白色披风……”，第二章一开始就是：“……他，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身穿血红衬里的白色披风……”第十五章结尾，伊万（无家汉）在梦中见到，“秃山上空的太阳已经渐渐向西偏斜，整个山冈被两道封锁线围得严严实实……”，第十六章则是以同样的两句开始的。第二十四章结尾是玛格丽特反复地读着：“黑暗，地中海方向袭来的黑暗已经完全笼罩住这座总督所憎恶的城市……是的，黑暗……”，紧接着，第二十五章第一句话便是：“地中海方向袭来的黑暗已经完全笼罩住这座总督所憎恶的城市”。第三，这样的结构安排，打破了平铺直叙的线性情节发展趋势，造成了跳跃式的、高潮不断、紧张度很强的戏剧效果，引人入胜。

布尔加科夫引入故事中的故事也是主题方面的需要。故事中的故事不仅仅用于反衬现实世界的堕落与荒诞，更重要的是借这个载体突出作家所表达的主题：信与不信、光明与黑暗、善与恶、自由与政权、选择与责任、短暂与永恒，等等。作家在以往的作品中对各种主题的探索都汇入了这部传世之作，升华为综合的、超越自我的哲理思考。撩开《大师与玛格丽特》那神秘的、充满宗教色彩的面纱，可以看到，对人类精神道德的呼唤，对思想、创作之自由的追求，对和平生活、安宁和谐的内心世界的向往是小说的主旨。布尔加科夫借魔王及其随从之手对莫斯科居民的精神道德状况进行了一番考察，揭露了种种丑恶、阴暗的现象，从而说明，精神道德价值的缺乏将使人变成非人；又借耶舒阿之口道出“任何一种政权都是对人施加的暴力，将来总有一天会不存在任何政权，不论是恺撒的政权，还是别的什么政权。人类将跨入真理和正义的王国，将不再需要任何政权”的思想，表达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在安排大师的归宿时，赋予了他永安，这也是作家从第一部小说《白卫军》起就一直苦念的理想境界：安宁、和平、永恒的家园。

实际上，布尔加科夫在两个故事这个表层结构下面还隐含着一个三世界结构，即以圣经故事、魔鬼传说和现实生活构成的神、鬼、人三界。这三个世界分别由耶舒阿与彼拉多、魔王沃兰德及其随从、大师和玛格丽特为代表，既各自为政，又互相关联。作家运用时空的交错重叠，匠心独运地把现实与幻想、通俗与深刻组合在一起，构建了多侧面、多层次、极富建筑美的艺术世界。

《大师与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创作的最高成就。这部小说是作家丰富的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懈探索的结果。在这部小说中，多种主题融会贯通为一个整体，呈现出全方位的开放性。它既是历险记、侦探故事、幻想小说、市井百丑图，也是启示录；它所包含的多层含义，能适应不同理解层次的需求，因此被认为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经典之作。西蒙诺夫评价说，“布尔加科夫的创作达到了讽刺文学、幻想文学和严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并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影响了当代的文学倾向——即对文学综合发展的愿望”^〔87〕。

布尔加科夫在文学创作上走过了一条坎坷的荆棘之路。他的作品在他创作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因不合时宜而屡屡遭禁，辉煌之作尘封20余载不得面世。面对这样的重压，布尔加科夫没有屈服、妥协，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在他逝世后，法捷耶夫称赞他是“一个既不在创作中，也不在生活中用政治谎言来为自己惹麻烦的人，他的道路是真诚的……”^〔88〕。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不随波逐流、不媚俗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敢，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散发着机智的、永久迷人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