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别雷是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位极具个性的诗人、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学家、回忆录作家。他是象征派“年轻一代”的重要代表，既在创作上表达出这一流派的哲学、美学思想，表现出其在诗学领域的实验和创新，又从理论上对象征主义进行了相对系统的哲学美学阐述。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更是拥有世界性的影响，被列为20世纪的“奇书”之一。

生平和创作道路

安德烈·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原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гаев，1880年10月14日生，1934年1月8日去世）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著名的数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母亲是音乐家，擅长钢琴演奏。一方面是精确严谨的科学思维，一方面是充满想象的艺术世界，使得小鲍里斯在“对抗”的家庭氛围中成长。他就读的中学校长、语文老师波里万诺夫，为他朗诵诗歌和童话故事的德国女家庭教师，以及交往甚密的М. 索洛维约夫（是诗人、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弟弟）一家，对鲍里斯日后的思想和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少年的鲍里斯已经开始写作诗歌和小说。1899年，鲍里斯考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然而他并没有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的工作，而是把这些知识应用到哲学理论思考当中，他在莫大文史系又继续学习了三年。这一时期，他对В. 索洛维约夫和尼采哲学、叔本华和康德等的唯心主义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形成独特的世界观和对新世纪的神秘主义感觉。数学、文学、音乐、哲学、宗教，这样一种杂糅的学养，决定了鲍里斯对“艺术综合”的倾心和多面又多变的思想经历。

1902年《戏剧交响曲》的发表，使布加耶夫以别雷这个笔名正式登上了文坛。这是一种韵律散文，也可以说是半诗歌、半散文，共四部，《戏剧交响曲》是其中的第二部。作品中没有鲜明的情节，而是以音乐的结构方式，并不连贯地讲述他和他周围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历程，表达出对“永恒”、“时代的启示录节奏”、即将发生的重大转折等等的朦胧情绪和神秘感受。这种形式上甚至文体上的独出心裁虽然没有在批评界和读者中得到广泛的响应，但是在象征派内部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部《交响曲》也成为别雷以后许多作品的基础，无论语言、结构，还是主题群，都得到了延续。

别雷在登上文坛伊始，就对象征主义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在《艺术的形式》（1902）、《论巫术》（1903）、《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1904）等纲领性文章中，别雷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真正的”象征主义：它超越了艺术的界限，是一种世界观，是未来包罗万象的“生活创造”的雏形，既然重于“创造”，也就摈弃了“年长一代”较多体现的颓废的调子；音乐是最高艺术，其它一切艺术门类都要向音乐靠近，尤其是诗歌。

1904年，别雷发表了第一本诗集《碧空泛金》。诗集体现了别雷阐述的象征主义创作的宗旨，通过抒情主人公这一“预言家”形象揭示出“永恒”、“疯狂”等主题，以各种转义和隐喻传达出诗人的世界观和生活观。1909年，别雷又出版了两本诗集——“史诗性的”《灰烬》和“抒情性的”《瓮》。《灰烬》的题献给涅克拉索夫，意在表示像涅克拉索夫一样关注俄罗斯问题。诗集以抒情主人公的命运寓指俄罗斯的命运，表露出对苍凉、无出路的俄罗斯历史命运的悲剧性思考。《瓮》转向了普希金、巴拉丁斯基、丘特切夫的“哲理”抒情诗传统，是诗人对自己的苍凉、无出路的人生的回忆，是对易逝的过去进行的深刻反思，如诗人所说，他把自己的“灰烬”藏进“瓮”中，另一个活着的“我”，真正的“我”苏醒了过来。

《灰烬》和《瓮》出版以后，别雷把创作重心放在了小说和评论上。191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银鸽》问世。这是一部象征主义小说的佳作。主人公达里亚尔斯基是一位诗人、神秘主义者，他积极投身于“到民间去”的运动，成为鸽子派的信徒。在此期间，他的精神和情感一直徘徊在城市和乡村、贵族女子（卡佳）和乡野妇人（玛特廖娜）、理性知识和神秘宗教的十字路口，当他最终决定离开鸽子派，回归往昔的生活时，却丧生于鸽子派信徒之手。小说有意识地遵循果戈理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但这一传统却为揭示象征主义的广阔内涵所用，即借助主人公“到民间去”遭到失败这个故事，衍生出“魔鬼”与“天使”、“鸽子”与“老鹰”相混淆，“土壤”与“文化”、“肉体”与“灵魂”相矛盾的象征意蕴，而这些对立，归根结底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作品以“东方”与“西方”这一历史神话概念，应和了勃洛克以文章形式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主题。在艺术上，作品以浮雕感描绘出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生活方式，细致地传达出不同人物各种行为的心理动机；又以音乐化的结构、诗歌化的韵律、非同寻常的词语搭配，为新型小说构筑了一个范本。

1909年，别雷作为“缪萨革忒斯”出版社的组织者之一，将一些热衷于宗教哲学和巫术观念的象征主义者聚拢在一起，继续为象征主义摇旗呐喊。该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象征主义》（1910）、《绿草地》（1910）和《小品集》（1911），其中收录了他在20世纪前十年的批评文章和哲学美学论文、对象征主义诗歌诗学方法进行探讨的文章，以及他对俄罗斯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的评述。所有这些文章都由一种主导思想统一起来，那就是：象征主义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精神体系，它含纳了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是理解宇宙存在的一把钥匙；象征主义是一种集大成的理想艺术，它“不否定现实主义，也同样不否定浪漫主义，不否定古典主义……”，“这三个流派都在自己的最高点通向象征主义”。^〔76〕

1911年秋，别雷开始了长篇小说《彼得堡》的写作。1916年第一次出版单行本，之后别雷对其进行了大幅删减，1922年在柏林出版删节本。在苏联本土，这部小说经历了“风靡”、“冷落”和“重拾”，直到1981年再版原先的全本。它不仅是文学家别雷的巅峰之作，也是整个象征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是20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的一次革命性创新。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形式上，这部小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部“奇书”。

20世纪的前20年间，别雷曾多次出国游历，并在旅行随笔中记录了所见所感。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一次旅行，是同第一任妻子阿霞·屠格涅娃一起到德国科隆，听人智学说创始人施泰纳的演讲。之后别雷便开始迷恋人智学说，他不但追随施泰纳到欧洲巡讲的课堂，还以一系列文章和诗歌来宣扬人智学说。由于这一学说强调人的内在的自我认识和个性完善，“自传性”开始成为别雷创作的主要特征。他把延续“东方”与“西方”主题的系列小说总称为《我的一生》，但没有最终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柯吉克·列达耶夫》（1916）和《受洗的中国人》（1921）。两部作品均试图以描绘主人公孩提时代的原初感受来重新唤起成年人身上渐渐消散的记忆，将思想中的一些影子用语言汲取并讲述出来。后来的自传性作品还有长诗《初会》（1921）、随笔《怪人日记》（1922）、长篇小说《莫斯科》（1926）和《面具》（1932）。在后两部小说中，别雷继续通过节奏、造词、隐喻等语言手段进行新型的象征主义叙述文体的尝试。

到了30年代，别雷集中撰写了几部长篇回忆录，包括《两个世纪之交》（1930）、《世纪之初》（1933）和《两次革命之间》（1934）。这三部巨著成为记录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面貌和历史景象的珍贵文献。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他的学术专著代表作《果戈理的技巧》（1934），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大作，它成为后来的结构语义学和符号学分析方法的先声。

1934年初，别雷病逝在莫斯科。Б. 皮利尼亚克、帕斯捷尔纳克和Г. 桑尼科夫联名在《消息报》上发表祭文，指出：“安德烈·别雷因动脉硬化辞世，他是我们世纪的卓越作家，他的名字将同俄罗斯以及全世界的经典作家一起载入史册……他作为象征派年轻一代的代表进入俄罗斯文坛，但他一人创造的一切，却多于这个流派年长一代的全部成就……他又因对随后的所有俄罗斯文学流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超越了自己的流派。”^〔77〕

长篇小说《彼得堡》

《彼得堡》这部小说的任务，按照作者的话来说，是“借象征性的地点和时间描写残缺不全的想象形式的下意识生活……”，是“大脑的游戏”，“而日常生活、彼得堡、在这部小说的背景下发生于某地方的带有革命性的蛊惑威吓，只不过是那些想象形式的假定性外套罢了”。^〔78〕因此，要理解这部小说，就不能按照传统的阅读方式去跟随情节的线性发展和时间的先后顺序，尽管读完以后，会在大量的景物细节描绘和意识流程描写中整理出这样的故事：

1905年革命背景下的彼得堡。老参政员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一如既往地热衷于国务活动，忠诚地维护着国家机器的运转。他的性格古板、冷漠，不接受任何“不安分的”思想和行为，这使他的妻子安娜·彼得罗夫娜离开了他，随一位意大利演员远走他乡。儿子尼古拉也从心里厌恶父亲，还在上大学的他对现实不满，迷恋康德主义和叔本华哲学，并承诺为一个“轻率的”恐怖政党完成任务。恐怖政党派尼古拉的同学、平民知识分子杜德金把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沙丁鱼罐头秘密地带到尼古拉家，而此时二人还不知其为何物。尼古拉追求朋友利胡金少尉的妻子索菲亚而遭到后者的嘲笑，于是他整日穿着红色多米诺式斗篷游荡在彼得堡，用跟踪恐吓来报复索菲亚。在楚卡托夫家的假面舞会上，尼古拉从索非亚手中接过一封信，信中要他用那个装有炸弹的沙丁鱼罐头炸死自己的父亲，与此同时阿波罗也得到自己将被“红色丑角”炸死的消息。利胡金从妻子那里得知了那封信的内容，于是趁机敲诈尼古拉，尼古拉与他大吵了一架。其实那封信是国家保安局打入恐怖政党并当了其头头的密探利潘琴科写的，他的目的是要破坏革命。真诚参加“轻率政党”的杜德金认清了利潘琴科的真面目后，深夜潜入他的郊区别墅杀了他，还用青铜骑士像的姿态坐在他身上。舞会后，阿波罗和尼古拉父子俩一个感到残酷痛苦，一个感到惶恐不安，各自心事重重地回到家中。被情人抛弃的安娜·彼得罗夫娜这时也回来了。正当一家团圆，亲情复生的时候，“沙丁鱼罐头”炸响了。结局是：老参政员没能晋升大臣，从此退休，和妻子回到乡下；尼古拉恢复知觉以后去北非旅行，数年后回来继承了已逝父亲的领地，他再也不问世事，只偶尔在乡间散散步、读读书。

跟别雷的其他作品一样，小说的内容含量大大超越了这样一个文本故事。作品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表现两种力量的对抗——官僚政权和革命暴力——来反映沙皇统治下的彼得堡覆灭的主题。官僚政权的体现者是阿波罗，可以从他身上看出托尔斯泰笔下的卡列宁形象；革命暴力的体现者是杜德金，他是当时流行的恐怖暗杀活动的代表，令人想起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叶甫盖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别雷对这两种力量都持否定态度，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中，别雷看到了唯理主义的西方和混沌无序的东方的冲突。按照别雷的观点，官僚首都内在的机械运行和革命势力对毁灭的机械憧憬有着同一个源头：彼得一世。因此，他的象征——青铜骑士像——是作品中人物的必经之地，普希金笔下的“青铜骑士”这个幻影也常常在文中出现：“在门槛中间，从透进硫酸盐色空间破裂的墙缝里，——站出一个闪耀着磷光的巨大身体，他低垂着戴花环的绿莹莹的脑袋，直伸着一只沉重的、绿莹莹的手臂。”^〔79〕

彼得堡在小说中被描述成由一些直线（笔直的街道）和正方形平面（房子）组成的令人生厌的几何空间，反映出它的腐朽僵化和毫无生气。这个处在东西方之间的“地球上的一个点”，一个虚幻的城市，却是整个俄罗斯社会的缩影，也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它正面临着一场日益临近的灾难。在这座虚幻的城市中，人物和景物也如同幽灵一般时而匆匆忙忙，时而若隐若现，一切都显示出“疯狂”的特征。“疯狂”这一主题在别雷的创作中是具有延续性的，从《第二交响曲》到诗集《瓮》，再到小说《彼得堡》，这种对“疯狂”的描写有时甚至是大段逐字的重复。以谣言蛊惑、身份不明、模棱两可、比例失调、梦呓幻觉等等荒谬的形象传达出来的风雨将至的感觉，让人读来心头发颤却又欲罢不能，迫不及待地想找到其中的玄关。正是由于幻觉在小说中被作家描绘成真实的存在，因而世界的混乱感和非理性显露无遗。小说也正是透过“影子世界”（现实世界、虚幻存在）的面纱，揭示出意识深处的“心灵世界”（与宇宙灵魂紧密相联的真实世界、永恒存在），从而体现了别雷所遵循的象征主义的本质：“在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之间建立精确的对应关系。”^〔80〕

别雷的全部创作都具有深重的社会使命感，他以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孜孜探索俄罗斯社会的出路。这一出发点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宗旨并不相悖，只是他寄希望于通过在人与人之间确立精神上的一致性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兄弟关系来“改造世界”和“建设生活”，正如他本人所说，“重塑个体，创造新的，更完善的生活体制，新的、更完善的人际关系，是一切艺术，尤其是象征主义的任务”。^〔81〕在这部小说中，别雷所期待的“新人”没有出现，通向“新人”的道路也行不通，稚嫩的改造世界的空想最终趋于破灭，因此它和诗集《灰烬》、《瓮》，小说《银鸽》一样，流露出悲观主义色彩。

从艺术特色来看，《彼得堡》是一部颠覆了传统小说写作方法的象征主义小说佳作。首先，小说中的形象是用来传达意识内容和象征观念的载体，形象的确立过程是从某种普遍意义出发，反映到个别具体的人物上去，这与现实主义小说那种从个别到普遍的典型化过程不同；其次，它表达了“对某些在轰动一时的事件表象的掩盖下，在不远的将来即将酝酿成熟的事实的模糊感受”，作品中的形象“所表现的不是‘已经形成的’现实，而是形成过程之中的现实”，^〔82〕这正是象征主义者们所追求的那种“表现未来的”艺术。

象征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一个流派，是持语言本体论观点的，因此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和文体风格。别雷这部实验性极强的小说就被视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在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发展虽然有明确具体的时间（1905年9月底10月初），令人感到似乎仍是以情节为主导的小说，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却始终难以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弄个水落石出，因为真正浮出水面的是大量的、多视角的心理描写，它迫使事件线索变得断断续续。这一心理描写又配合了复调结构，让读者常常在同一时间背景下，分别看到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联想，看到他们“未经消化的感觉的沸腾”。许多学者认为，这正是别雷的一种创造，并将其与乔伊斯、加缪、卡夫卡，以及普鲁斯特等作家的“意识流”相联系，认为他们的创作方法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

别雷是一位“语言的作曲家”，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体现了创作过程和作品结构音乐化这个特征。他在《作家自述》中说，虽然“‘交响乐’我已经不写了：我在写——‘长篇小说’；不过结构小说的原则依然如初（不是用写字台，而是在漫步时把结构好的语句记录下来）……”，他的小说作品是“诗歌与‘散文’联姻的先声”，他“把作家看作民间语言流向的组织者：他既是一位活灵活现的讲故事人，又是一位亮出音色、带有动作的歌手”。^〔83〕因此，小说中使用的语言不是普通的俄语，作家自己创造的词组，甚至词乃至声音随处可见。别雷还将对位、变奏、转调等音乐的手法融入小说创作，把一些语句以音乐主导动机的形式插入叙述当中。而充当这些主导动机的，又经常是一些表现特征的语句，其集合性、多义性、模糊性和暗示性使象征内涵更为突出，比如：“许许多多的鼻子”、“留小黑胡子的陌生人”、“星光闪闪的小老头子们”，等等。

别雷一生都致力于象征主义的理性思考，同时又积极有效地不断尝试着新的文体形式和创作手法，为其理论寻找着适宜的艺术表现。文学家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曾说别雷是“将象征主义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小说创作的象征主义者”，而《彼得堡》无疑又是他的佳作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