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巴·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短篇小说作家。契诃夫的小说作品深刻反映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俄国社会的现实，表达出对俄国专制体制和“资本化”社会的庸俗“国民性”的批判、对底层平民生存境遇的关注和同情以及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生平创作道路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年1月17日生，1904年7月15日去世）出生于塔干罗格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由于家庭人口多，生活拮据，契诃夫七岁时就开始在父亲的食品杂货店中帮工，负责帐务和出售货物。契诃夫在繁重劳作和精神压抑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一时期给未来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76年，契诃夫的父亲破产，全家迁往莫斯科另求生计，剩下契诃夫在家乡继续完成学业。契诃夫顿时沦落到赤贫的境地，备尝了人间酸辛。

1880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就读，由此，开始文学创作生涯。

1880年3月，契诃夫的处女作在《蜻蜓》杂志第10期上发表。此后，契诃夫在《蜻蜓》、《闹钟》、《断片》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作品。1884年契诃夫完成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两年后，又完成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五颜六色的故事》。从1887年至1888年，契诃夫又有三部小说集相继问世，它们分别是《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和《短篇小说集》（1888）。

80年代末，随着作家地位的确立，契诃夫意识到所从事专业的严肃性和作家的责任，开始关注起社会现实，思考各种人生和社会问题。

90年代的契诃夫渐渐为国内如火如荼的解放运动所影响，日益萌发的政治热情使得他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开始为争取社会福利和公正而付诸行动，如赈济饥荒、抢治霍乱、人口普查、资助被迫害的青年学子，为抗议当局取消授予高尔基科学院名誉院士，毅然放弃被授予的1900年度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等等。

1898年，契诃夫肺病加重，他遂携全家前往南方雅尔塔疗养。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在德国去世。

契诃夫的小说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中期和晚期。契诃夫的早期创作主要指80年代的创作。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遭到暗杀，国内的政治生态空前恶化。这一时期，契诃夫虽不满于万马齐喑的社会现实，但对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他致力于一种抽象的不具阶级意义的“自由”。契诃夫曾一度认同托尔斯泰主义而反对民粹主义思想主张。契诃夫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以“安多沙·契洪特”为笔名发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虽不及中后期那样主题深刻和手法娴熟，但部分作品已经预示其创作的总体思路——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和对沙皇警察制度以及“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从而凸现出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一个官员之死》（1883）、《胖子和瘦子》（1883）、《变色龙》（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哀伤》（1885）、《苦恼》（1886）、《万卡》（1886），等等。另外还包括《在钉子上》（1883）、《牡蛎》1884）、《音乐师》（1885）、《安纽黛》（1886）、《风波》（1886）等。1886年发表的《好人》、《在途中》，开始正式署名为安东·契诃夫。

契诃夫的中期创作即指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创作。这一时期是契诃夫世界观和创作实践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俄国社会思想和政治运动得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轫。与此同时，“民粹派”、“小事论”滋生，反动统治日益加强。契诃夫一改以往“回避政治”的超然态度，他开始投身社会政治活动。1890年长达三个月的库页岛之行即是这种转变的标志。库页岛之行使作家亲见沙皇专制制度下政治犯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以及西伯利亚农民的悲惨生活。库页岛之行所给与的社会经验为契诃夫批判现实主义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较之于早期创作，契诃夫的中期创作无论在思想主题方面，还是艺术手法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的中期小说创作超越了日常生活主题，转向广泛的社会问题，如知识分子的“中心思想”问题、托尔斯泰主义问题、民粹派“小事论”问题以及沙皇专制制度问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渴睡》（1888）、《草原》（1888）、《没有意思的故事》（1889）、《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第六病室》（1892）、《文学教师》（1894）、《挂在脖子上的安娜》（1895），等等。另外还有《仇敌》（1887）、《哥萨克》（1887）、《命名日》（1888）、《神经错乱》（1888）、《灯火》（1888）、《公爵夫人》（1889）和《恐怖》（1892）等。

契诃夫晚期创作是指90年代后半期至去世这段时期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俄国解放运动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契诃夫虽远离革命中心，但基于艺术家对生活的直觉，他已经预感到俄国社会面临颠覆性的变革。由于意识到“新生活”的日益临近，作家的晚期作品一改以往沉郁的风格，出现了乐观向上的精神元素。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两个部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有：《带阁楼的房子》（1896）、《农民》（1897）、《套中人》（1898）、《醋栗》（1898）、《约内奇》（1898）、《出诊》（1903）和《新娘》（1903），等等。另外还有《我的一生》（1896）、《宝贝》（1899）和《在峡谷中》（1900）等。

中短篇小说创作

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对19世纪后期俄国社会现实给予了广泛、深刻的反映。作家对沙皇专制体制、资本主义制度、俄国“国民性”以及小市民庸俗价值观予以无情的鞭挞，对生活于底层的平民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此同时，契诃夫的小说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理想和憧憬，表达出对俄国“新世纪”的乐观情绪。

按照题材界定，契诃夫所创作的短篇小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小市民生活题材。对小市民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剖析和批判成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重要内容。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加速进行，俄国形成了特定的阶层或群体——小市民。作为俄国当下“主流文化”的基础和代言人，小市民的市侩习气和庸俗品质成为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社会结构变革的最大阻力：他们一方面对极权专制阿谀奉承，卑屈忍让，充满奴性；另一方面则顽固守旧，寄生腐朽，充满惰性。小说家契诃夫将批判矛头直指小市民主体的社会风尚。

在《醋栗》、《约内奇》、《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和《带阁楼的房子》等作品中，契诃夫揭示了小市民庸碌无为、猥琐卑下的精神世界，并且对他们失去了人的精神性的生活方式给予批判。《醋栗》叙述了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小公务员——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奋斗”故事。这个卑微的小公务员的最大理想是拥有一座种有醋栗树的庄园，以便坐享其成，安闲度日。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开始积攒钱财，过着果戈理笔下的人物普柳什金式的生活，最后不惜婚娶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买下一座庄园，并在园子里栽种下20株醋栗树。在《约内奇》中，地方医生约内奇年轻时纯洁诚挚，为人正派。后来渐渐堕落成典型的拜金主义者，竟然养成一种特殊的习惯或偏好：每晚清点当天挣来的钱币。除了一座田庄以外，他还拥有两处房产，并且计划购置第三处房产。他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钱财，舍此别无他图。约内奇最终变得颐指气使、凶残粗暴。他与现实社会隔绝开来，成为一架赚钱的机器。

俄国社会崇尚的小市民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庸俗、专横、伪善、停滞和保守成为契诃夫关注的焦点。与高尔基一样，契诃夫在其小说创作中对19世纪后期俄国“国民性”之一的小市民习气予以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第二，底层平民生活题材。像所有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一样，契诃夫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阶层的生存状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通过对“大多数人”的生活境遇的描写，作家寄予深切的同情。底层平民题材的代表性作品有：《苦恼》、《哀伤》、《万卡》和《渴睡》等。在《苦恼》中，刚刚丧子的老车夫悲痛欲绝，但为了生计他还得冒着严寒出外赶车。痛苦难忍的他向坐车的客人诉说自己的不幸以此来缓释内心的压抑，但是并没有人去关心他和他的遭遇。拉完两趟活以后，他独自坐在马车上发愣，感到世界虽大，但却没有人去关注他和他的痛苦。于是他选择小马作为自己诉说的对象。他的苦恼来自原始事件——丧子——但更来自对事件本身的寻找心理平衡的不可能性。在这种情形下，人间的冷酷和漠然则通过作家之笔凸现出来。

在契诃夫底层贫民生活题材的小说作品中，可以发现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19世纪后期文学中得以继承和发展的历史表征。

第三，“公众生活”政治题材。在这类小说中，契诃夫将批判矛头直指沙俄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揭示专制极权及其体制文化对“公众生活”的渗透。这方面的著名作品有《一个官员之死》、《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和《套中人》等。在《一个官员之死》中，通过对小官员切尔维亚科夫被将军的一声吼叫吓得魂不附体、继而郁闷而死的悲剧故事，揭示出强权政治及其衍生的奴性心理。《变色龙》不仅反映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奴颜媚骨的习性，同时更加突出了他欺压弱势群体谄上欺下的丑恶灵魂。在《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主人公退役中士普里希别叶夫则是沙俄专制秩序或规范的“监护人”。这个退役的下级士官在村子里飞扬跋扈，颐指气使，自觉担当起政府的编外宪兵。他对全村人的生活起居横加干涉，把一切都纳入到他的规矩中，并肆意曲解法律，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国家机器。通过对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行为的描述，契诃夫对沙皇专制体制下人性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带来的对公众生活的破坏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第四，“资本化”社会题材。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制度在俄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此也给俄国的传统经济生活、本土文化价值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

对资本主义惟利是图、丧失人性的价值观给予观照和描写成为契诃夫小说又一重要题材。这类题材的代表作有：《磨房外》、《农民》和《出诊》，等等。在《磨房外》中，磨房主比留科夫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新兴资产者所有的劣根性：贪婪吝啬、巧取豪夺、惟利是图、冷酷无情。他一方面欺诈农民，另一方面又残酷剥削磨坊工人。他甚至对自己一贫如洗、沿街乞讨的母亲也毫无恻隐之心。

在契诃夫的全部小说创作中，《变色龙》、《套中人》和《第六病室》最具代表性。

《变色龙》创作于1884年。它叙述了巡官奥楚蔑洛夫主持处理一起民事纠纷的故事。奥楚蔑洛夫带着一名巡警经过广场。这时不远处传来叫喊声和狗吠声。他们赶到出事现场——原来一条狗咬伤了鞋匠赫留金的手指。巡官宣布根据法令将对这条狗处以极刑。这时，一个围观的人说这狗像是将军府上的。巡官听后顿时改变了态度：他对鞋匠大加指责，而对狗百般辩护。随后，巡警声明，这条狗不属于将军府。巡官遂又改变立场，大骂狗而安抚鞋匠。最后这条狗的归属得到证实：它属于将军府。巡官重又改变作法：令巡警把狗送回将军府上，并讥笑鞋匠被咬是活该倒霉。待到后赶来的将军府厨师推翻结论——巡官判定这是条野狗，须立即处死。厨师补充说这条狗虽不属于将军，但是他兄长的，巡官又变得和颜悦色，对小狗大加褒扬。尽管这部作品篇幅不长，然而在这不长的文字中却蕴涵了深刻的社会批判力量。作家通过对话方式完成了具有戏剧性的多次“场景转换”。这种取决于“官本位”的立场转变包含有对人身权利的公然践踏和对与权力关联的物的崇拜。它揭示了沙俄政府基层执法人员谄上欺下、残暴凶狠和阿谀奉承的卑劣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充满奴性的腐败本质。

《第六病室》创作于1890年契诃夫库页岛之行归来以后，表现出作家对沙皇专制制度本质的深刻认识。《第六病室》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中讲述了一位具有独特个性和经历的医生的“精神病史”。

在医院破败、肮脏的第六病室里住有5名精神病人。看守人尼基达为了维护所谓的“秩序”，经常对病人拳脚相加、肆意虐待。负责医院工作的拉京大夫刚到医院工作时，就发现医院管理混乱、工作效率低下，且医生缺乏职业道德。面对医院现状他感到无能为力，随即放弃努力，把一切归咎于社会，但又常陷入矛盾、自责之中。民事执行官格罗莫夫作风正派、遵纪守法，但总觉得自己可能被捕入狱，因而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被送进了第六病室。通过接触，拉京大夫认为，格罗莫夫思想深刻，且饶有情趣，故经常前去同他交谈。他们的话题涉及到理想和信仰、生活和现实，等等。拉京与格罗莫夫的思想发生了交锋：拉京认为人的幸福源自内心的平静，并不取决于环境。格罗莫夫则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优越舒适的生活是产生这种观念的原因所在。不久，整座医院都怀疑起拉京的精神状况，继而他的职位被同事取代，并且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了第六病室。此时，拉京再也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他怒不可遏，奋力呼喊，因而遭到了尼基达的镇压。拉京第二天命丧黄泉，临终前他才真正体会到第六病室的病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经受的痛苦。

第六病室是充斥着非理性暴力的沙皇俄国的象征。在这间形同监房的病室中，主导所谓秩序的是看守人尼基达的暴力。在此，暴力替代了法律、正义，取消了思想自由，甚至是人的生存权利。主人公拉京性格颇为复杂：一方面，他富有正义感，鄙视周围愚昧、停滞和庸俗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他则信奉“不以暴力抗恶”，对人生甚至人类、宇宙抱持虚无主义立场，这种悲观主义态度决定了拉京世界观的主导方面。基于此，拉京声明要“蔑视痛苦”——“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痛苦这个观念，丢开它”，“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这种认识必然导致他对第六病室的评价：“温暖而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这一观点引发了他与格罗莫夫之间的争执。他被斥为“托钵僧精神”的代表。而当拉京本人被“诊断”为精神病人被关进第六病室后，他切身体验到失去自由、暴力摧残的生活。他真正了解到数十年来第六病室生活的真实，也意识到自己则是暴力制度的合谋。拉京“不以暴力抗恶”的信念随之瓦解，然而一切为时已晚，当他决定以暴制暴之时，他的肉体即将倒毙在暴力之下。与拉京形象对立，格罗莫夫形象却从正面传达出小说的主题。平民知识分子格罗莫夫纯洁、善良，富有正义感。他揭露腐败，抨击时弊，批判庸俗。残酷的现实使得他患上了被虐狂。然而，与拉京的处世哲学截然不同，格罗莫夫声明：“受到痛苦，我就喊叫，流眼泪；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面对暴力和社会的不公正，格罗莫夫依然奋起、积极反抗。他厉声声讨发生在第六病室中的暴力行为：“这是强暴！这是专制！”并坚信：“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

《第六病室》突出的艺术风格在于对象征手法和对话语式的运用。在《第六病室》中，“第六病室”作为形象体系中的基本象征，指称专制制度下沙皇的俄国。它意在表明这座凭借暴力支持的“监狱”在实现其秩序时所采取的手段具有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特征。其次，病室看守人尼基达形象则象征沙皇俄国国家机器，他的愚昧无知、粗鲁残暴构成了国家暴力的合法性。拉京与格罗莫夫的对话在《第六病室》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小说主题的揭示具有主导作用。在此，两种人生哲学和社会观念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对话”过程中，社会正义、人生意义、人道主义和社会理想等问题得以展示和解决，从而使得小说获得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套中人》创作于1898年，属于契诃夫的晚期作品。这部小说叙述了知识界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的故事。在中学教授古希腊语的别里科夫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怪人”。他行为举止怪癖，不可理喻：晴天外出也要穿雨靴、带雨伞；整天把脑袋缩在衣领下，眼戴墨镜，耳堵棉花；坐马车时要求车夫支起车蓬；家中睡床挂着帐子，睡觉时用被子蒙着头；将各种用品，包括文具都装进套子中。别里科夫对当局的各种禁令了如指掌，而对别人的“违法”和“不规”难以忍受、忧心忡忡。他的名言是：“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啊！”十几年来，小城的人们在他的“监控”之下惶惶度日——他们放弃了晚会、打牌，甚至说话也得压低声音。人们把教员柯瓦连科的妹妹、活泼可爱的瓦连卡介绍给别里科夫。别里科夫表示接受，但他对他们兄妹的处事方式却不以为然，所以求婚之事一再被推迟。一次柯瓦连科兄妹在大街上骑自行车让别里科夫发现，别里科夫认为柯瓦连科作为教师不应骑自行车，而女人骑自行车也不合常理，他前去与柯瓦连科交涉，一场激烈的争吵由此爆发。随后别里科夫扬言，要去报告校长，柯瓦连科听罢怒不可遏，一把将别里科夫从楼上推了下去。别里科夫从楼道上连滚带爬下来，窘态百出。这一情形让瓦连卡和女友碰见，并引起了哄堂大笑。这件事发生后，别里科夫内心沮丧不已，从此卧床不起，不久便一命呜呼。别里科夫的死给小城的生活带来了一线生机，但一星期之后人们随即又回到了原先的生活中去了。

作为契诃夫的代表作之一，《套中人》以其非凡的叙事艺术和深刻的社会内涵在19世纪俄国小说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别里科夫形象则以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内涵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形象。

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作为现存秩序——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真诚的维护者，其本质特征则是对现实生活新元素的拒斥。为了防止自身受到生活新元素的作用和影响，他采用的唯一必需的方式则是回避现实——这种方式本质上是荒诞不经的。作者通过艺术夸张手法将别里科夫的“回避”行动绘声绘色地展示出来，这就造就了作为新、旧界线的“套子”形象和栖居其中的“套中人”形象。然而，“套中人”别里科夫并不满足于“洁身自好”，对现实生活变革可能性的焦虑（“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迫使他一反怯弱性格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的人”——至此，他充当起小城的专治风化的“警察”，只不过其执法方式特别：告密和谗言。别里科夫“警察”身份的业余性质反倒使得专治工作效力惊人。他所在的学校同事，甚至全城市民都划入到他的统辖之列。由此，小城被别里科夫无形的“套子”所束：他专治“违背法令、脱离常轨、不合规矩的事”。终于，十多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于是，整座城市万马齐喑。别里科夫形象的深刻意义在于揭示出俄国知识阶层的保守势力及其话语权与封建文化和专制制度的合谋关系。一般而言，知识阶层被定义为先进文明、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的设计者和实践者，然而真正的反动势力也正出乎其中，况且，由于合法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较之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具有更大的威慑力，对社会文化和公众生活也具有更大的破坏力。

《套中人》的艺术风格主要是对象征手法和夸张手法的运用。首先，“套子”作为“隔缘”体，意指将新、旧生活元素分立的界线。对“套子”的使用则表明对新生活元素的回避和拒斥，从而突出出守旧、保守、庸俗和反动的特质。在这种意义上，“套子”的象征意义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其次，在别里科夫与“套子”的关系上，作者采用了诸多具象（雨鞋、雨伞、棉大衣、伞套、表套、小刀套、衣领、帽子、棉花、墨镜），以夸张的方式将他与这些物品具象的关系加以呈现。这种手法特具讽刺意味，因而获得了特定的审美效果。

契诃夫在小说创作中遵循特定的美学原则，并在小说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契诃夫小说创作的艺术结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精练和简洁。精练意指小说从语言到文本在语义方面的集中性，简洁则是指小说在人物设置、情节铺陈、结构安排等方面的简约性。契诃夫认为“简洁是天才的姊妹”，在创作时，在人物、情节、结构和语言等方面应保持有高度的简洁。短篇小说体裁特性和契诃夫创作美学原则的要求使得作家的短篇小说的主要风格特征是精练和简洁。契诃夫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往往截取生活的片断和侧面，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细节着手，揭示出现实生活中具有本质意义的内容。

第二，幽默和讽刺。幽默和讽刺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突出的风格特征。这一风格特征在作家的早期创作中就已显露出来，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它不断臻于成熟。最终形成了契诃夫式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小说的幽默源自他对生活的“日常性”的理解，而讽刺则是作家秉承人道主义传统对社会不公正现象和“国民性”所持的立场和态度。

第三，心理表征和抒情性。契诃夫的后期小说被称之为“抒情心理小说”。在其后期小说创作中，心理表征和抒情性成为重要的艺术特征。短篇小说体裁的特性要求作家在描写人物心理时，不可能采用内心独白、内部对话以及意识流等方式来完成。在此，契诃夫选择了另外一条途径，即通过人物外部行动揭示其内心状态。契诃夫小说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将人物的心理过程呈现出来，并由此间接揭示出引发这一心理过程的社会现实，以使其小说的容量和深度得以扩大。契诃夫后期小说的抒情性与作者在世纪之交对新生活的信念和展望密切关联，它渗透着乐观的情绪，即在对旧生活鄙弃和批判、对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进行全面否定的同时，突现出对未来的期望和憧憬。契诃夫后期小说的抒情性对揭示小说主题的嬗变，也具有指示作用。

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短篇小说作家，契诃夫一生共创作有七百多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广泛、深入地描绘了19世纪后期俄国的社会现实。经过契诃夫的不懈努力，俄国短篇小说体裁在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