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尼·托尔斯泰不仅是俄罗斯文化史而且是世界文化史中一个极具特点、性格极其复杂的巨人。他的一生是非同凡响的一生，这不仅表现在他向世人奉献出了卷帙浩繁的、仅就数量来说恐怕无人可与之比拟的文学和思想创作，^〔80〕这种非同凡响更是直接地表现在他充满了矛盾对立的生活之中，其中蕴涵着作家对人类失落的精神家园穷其一生的孜孜求索，蕴涵着俄罗斯民族重精神远胜于重物质的特性及对人生终极目标的渴望和追求。上述种种特点在托尔斯泰身上的具体体现，就是他有意识地放弃奢侈浮华的贵族生活，甘心在生活上作一个对物质条件要求最低的“农民”，像真正的农民一样参加日常劳动，并且最终彻底抛弃了世俗的家庭而离家出走。托尔斯泰绝俗的内在动机明白无误地展现在他辞世那一年撰写的《生活的道路》（1910）一书中，在该书的序言中作家罗列了31条类似宗教训诫一般的“不许”，谆谆教导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当然，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就托尔斯泰来说，这是他漫漫人生长路中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关于人生问题和人类精神价值问题的汇聚。

生平创作道路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8月28日出生，1910年11月7日去世）出生于其家族的世袭庄园——俄罗斯中部图拉省的亚斯纳亚·波良纳^〔81〕庄园，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光。1903年托尔斯泰本着“从善与恶的角度来审视所作所为”的原则，把自己的一生划分为四个时期：一、14岁前美妙的、天真无邪的、快乐而又诗意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二、在此之后荒唐、虚荣、浮浪、纵欲的20年；三、从结婚到“灵魂诞生”的18年，用托尔斯泰自己的话说，这段时期他“过着规矩诚实的婚姻生活，没有犯任何为社会舆论谴责的罪行”，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自私地关心自己的家庭、财产的增长、文坛的名声和种种乐事”；四、最后的30年是托尔斯泰“希望能够在这个时期中死去”的、竭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地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阶段。

托尔斯泰的创作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因此，上述的各个时期都在其创作中得到了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三部曲《童年》（1852）、《少年》（1854）和《青年》（1856）是托尔斯泰最早发表的作品，其中可以找到作家本人的影子，但以尼科尔卡为主人公的三部曲包含的内容更广，如同作家本人所说的：他计划描述的是“人的发展阶段”，是每一个阶段的“典型特点”。作家感受到的童年的典型特点是“纯洁的快乐和对爱的无限需要”，这里表现出的是“肉身洞察者”托尔斯泰的典型感受，对生命乐趣的感受，但与此同时，生命的终结者——死亡——也在主人公的心中留下了惨痛的印象，并且成为作家终生思考的主题，在《三死》、《伊万·伊里奇之死》中甚至似乎成为了超越主人公而独立存在的、主宰一切的形象。

与天生的哲理素质相关，少年时期的尼科尔卡喜欢“独自思考”，但他却不知道应该怎样思考，就像小说中写的：“我问自己：我在思考什么？我回答：我在思考我在思考什么……”由于正处于世界观形成的阶段、处于缺少道德信念的阶段，而且由于无人引导，少年感受到的是“仇恨的吸引力”，只有进入青年阶段之后，在认识了人生的第一位导师聂赫留朵夫之后，他才开始对人、对生活形成了新的看法，即追求道德的完善，渴望用心感受生活，并因此而感受到了博爱的幸福。三部曲是作家表现一个人从自发到自觉地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

在《哥萨克》（1862）中，托尔斯泰继续着对爱的问题的思索。主人公奥列宁是当时俄罗斯社会中典型的贵族青年，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作家本人所划分的自己第二个生活时期中的特点。父母双亡之后给奥列宁留下了可观的财产，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生活，但挥霍、浮浪、空虚的莫斯科上流社会很快使他厌倦了，于是他离开首都来到高加索的普通山民中间，希望在这里寻找到生命的真谛，寻找到挥洒自己青春激情的理想地。奥列宁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他感到自己是“青春的万能之神”，感到全身上下洋溢着“一去不再的激情，人只有一次的为所欲为的权利”，这种激情、青春的力量和生命的本能冲动使他莫名其妙地“想要哭”，但他却不懂得如何去爱，他的心中只有自己，最终只能作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和“不被人爱的人”离开高加索。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外表粗鲁、凶悍，甚至野蛮而却真正懂得爱与同情的哥萨克自由民，其代表人物就是哥萨克老人叶罗什卡大叔和年轻美丽的玛丽亚娜。

1852—1856年，托尔斯泰以个人经历为基础先后完成了一系列具有纪实性质的、统称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军事题材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军事题材故事。作家的目光仍旧聚集在普通人身上，并在他们普通的外表下发现了真正的伟大和美。《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中的几段文字可以概括作家的认识：“在这个沉默寡言的、不自觉的伟大面前，在这种坚强的精神面前，在这种对自身的崇高品德感到羞涩的心情面前，您就会俯首无言。”而离开这些普通人的时候，“您带走的是主要的、愉快的信念，——这就是塞瓦斯托波尔不可能被占领，而且在任何地方想要动摇俄国人民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您了解到使他们行动起来的感情，并不是您自己所经验到的那种浅薄、虚荣、健忘的感情，而是另一种更豪迈的感情，这种感情使得他们在枪林弹雨下，在人人都会遭受到的九死一生的机遇中，以及在这种不断的劳动、熬夜和泥泞的条件下泰然地生活”。小说中与普通人形成对照的是那些追逐虚荣的贵族子弟。这种对照在短篇小说《琉森》（1857）和《三死》（1858）中也得到了鲜明体现：前者表现了“最文明国家中最文明的人”的冷酷无情与乡村农民的善良和同情心；后者通过叙述贵夫人、农夫和一棵树的死亡事件表现了人的三种生活态度、对待死亡的态度：贵夫人因怨天尤人而垂死挣扎、农夫因无怨无悔而宁静安详、树木因生前充当鸟儿栖息的家园而死后为其它树木腾出“新的开阔空间”而被作家看成是死亡的最高境界。

托尔斯泰于1863—1869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史诗巨作《战争与和平》围绕着上流社会的包尔康斯基家族、别祖霍夫家族、罗斯托夫家族和库拉金家族而展开故事叙述，其核心主题是探索“人民的思想”和“人民的真理”，表现战争状态下俄罗斯人民焕发的惊人力量和爱国热情。被士兵亲切地称为“我们老爷”的皮埃尔·别祖霍夫从俄罗斯人民的代表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美德：宽容、通达、忍耐和爱，顿悟到让他以后能够平和地面对生活、面对人们的道理：“承认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想，去感受，去看待事物。”伯爵小姐娜塔莎·罗斯托娃与生俱来的生活热情和生命力感染了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她是本能与直觉感受的具体体现者，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代表，作家通过普通百姓的眼睛反映出来的她所体现的民族气质更具说服力。她美妙的、不加修饰的歌喉触动了每一个人的内心，她独具俄罗斯民族气息的舞蹈引发了庄园管家的感慨：“这个在法国移民女教师手中接受教育的伯爵小姐是在哪里、以什么方式、什么时候从她呼吸着的俄罗斯空气中吸纳了这样的精神？”而女仆安尼西娅“眼含泪水笑着，望着这个纤细、雅致、对她来说那么陌生、在绫罗绸缎中长大的伯爵小姐，这个伯爵小姐懂得安尼西娅、她的父亲、姑姑、母亲和所有俄罗斯人心中的一切”。娜塔莎懂得俄罗斯普通百姓的感情是因为她接近自然的生活，对一切事物她都是凭借自己敏感、单纯、真诚和快乐的心去体会，正是通过她作家表达出了《战争与和平》中“和平”一词所蕴涵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即“米尔”精神，^〔82〕其核心内容是娜塔莎在教堂祈祷时感悟到的“全体一起，没有等级之分，没有仇恨，被博爱联系在一起”，而这也正是作家毕生探索和弘扬的俄罗斯“人民的思想”。

托尔斯泰对战斗细节的真实描写得到了包括海明威在内的世界许多作家的赞赏，但他对战地指挥官作用的认识却让他们很不满意。英国作家毛姆就此写道：“在托尔斯泰看来，他们（伟大人物）不过是一些傀儡，被他们不能抗拒或控制的某种因素支配推动着。”海明威的看法也是这样：“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当过兵的、正常思考的人，对大部分军事指挥官如此之蔑视，以致达到真正荒谬的程度……在一种神秘的民族主义情绪鼓舞下，他把全世界有数的几个真正伟大的统帅之一拿破仑，写成并不能真正指挥他的战争进程、纯粹听凭他全然无法驾驭的各种力量所驱使的傀儡。”^〔83〕甚至连俄罗斯历史学家И. 伊里因也认为作家对拿破仑和俄罗斯统帅库图佐夫的形象塑造是歪曲事实的，只不过这种歪曲表现在前者身上是丑化，而在后者那里却是美化。这自然与托尔斯泰否认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有关，与他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有关，更与他创作《战争与和平》的宗旨有关。如果说作家“歪曲”拿破仑的本来面目，目的是为了批判以其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否定“西方”一词所蕴涵的新兴资产阶级文明的种种弊端，那么“歪曲”库图佐夫却是为了赞美以其为代表的俄罗斯宗法制传统生活方式的种种“美德”和“优势”，即作家所追求的俄罗斯“人民的思想”中所具有的核心内容：和谐、相互信任、博爱和忍耐。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安德烈公爵也是“西方”概念的体现者，他的喜怒哀乐和情绪变化基本上都建立在体现个人价值和追求个人幸福的基础之上，他对生活的态度和认识有过多次反复，每次变化都与此有关。拿破仑曾经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段时期他一味追求个人的荣誉，渴望建功立业和出人头地，在他眼里别人都是乌合之众，是“一群混蛋”，只有他才是真正优秀的战术家，只可惜在托尔斯泰所表现的指挥失去了任何作用的战场上，他的才能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但第一次参战时与死亡近距离接触的经历以及妻子和父亲的死亡使他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认识到与生命相比荣誉只不过是虚荣心的满足而已，感悟到需要“为别人而活”，需要“爱别人，渴望为他们做点什么，渴望得到他们的褒奖”。在此仍旧不难看出他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意识，而且，虽然他开始羡慕普通农民的简朴生活，但骨子里不由流露出来的还是贵族的优越感。爱上娜塔莎使他重新燃起生活的热情，他感到：“应当使我的生活不只为我一个人所有，应当使他们，比如这个小姑娘，不能与我的生活没有关系，应当使我的生活在他们当中有所反映，使他们与我一起生活！”这里的自我中心意识显而易见，一旦想象与现实发生冲突，娜塔莎离他而去，他就又一次对生活产生了绝望。尤其让他不能忍受也不能妥协的是：“明天我就会被打死……形成了对别人来说那么习惯的新的生活环境，而我却不知道这些环境，我不在了。”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安德烈公爵临死的时候目光变得冰冷，空洞，让所有活着的人感到在他面前有罪，他的妹妹玛利亚公爵小姐在他冰冷严厉的目光中读到的是：“你有罪，因为你活着，在想着活人的事情，可我呢？”

安德烈公爵最后的感受最深切地体现了“肉身洞察者”托尔斯泰的绝望和无奈：“爱一切事，爱一切人，总是为爱而牺牲自己，这就意味着谁都不爱，意味着不过这种尘世的生活。”因为“爱妨碍死。爱是生。……爱是上帝，因此死就意味着我、爱的一个组成部分回归到共同的、永恒的源头去”。但也正像作家所写的，“这些想法让他感到安慰。但这不过只是些想法罢了”。因此，安德烈公爵的内心挣扎和怨恨恰恰印证了托尔斯泰的哲学思想是“生活的哲学”，表现的是“活生生的生活”，正因为生命如此值得留恋，死亡才因此而显得更为可怕，作家及其主人公渴望寻找的那个体现为“无限、永恒、伟大但不可知的力量”的上帝才对摆脱绝望的处境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把小说主人公从思维方式上作一个划分的话，则安德烈公爵代表的是理性思维的人，娜塔莎是直觉与本能思维的代表，皮埃尔是感性与理性思维混合的典型，而玛利亚公爵小姐则以宗教思维见长，但她的言行却背离了人民的信仰，背离了俄罗斯的“人民的思想”。作家一方面极力渲染她的虔诚：对她来说，“爱与自我牺牲的法律”是人应当遵守的唯一法律，她随时准备离家出走，去过一个朝拜圣地的苦行僧的流浪生活；另一方面，从她的具体表现上却可以发现，她不具有真正的宗教精神，不符合“爱与自我牺牲法律”的要求：她“不由自主地嫉妒她（娜塔莎）的美丽、年轻、幸福，因哥哥对她的爱而吃醋”，她“体会到对娜塔莎怀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反感”；对于丈夫从前的恋人、“没有一点可指责的地方”的索尼亚，她“常常在心中怀着对她的恶意，怎么也克服不了”；她抵挡不了花花公子阿纳托利·库拉金漂亮外表的诱惑，在他的目光注视下感受到一种“又折磨人又欢喜的情绪”；她表面上热爱父亲，但潜意识里却盼望他死，因为脾气暴躁、不通人性的父亲压抑了她对家庭幸福的渴望，妨碍她建立家庭并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曾经有研究者认为，玛利亚公爵小姐的生活原型是托尔斯泰的母亲，她的姓氏“包尔康斯卡娅”与作家母亲的姓氏“沃尔康斯卡娅”也的确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因此其表里不一的表现甚至虚情假意只能证明一点：作家通过她表现的仍旧是“活生生的生活”，只有与生活结合起来的时候，作家希望通过她所表现的宗教性才拥有了真正的内容，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也正因为这一点，成为了贤妻良母的她，其所作所为才可以让人感到亲切和真诚，她的行为才真正体现出了宗教的宽容、博爱和慈悲精神。

在《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一文中，作家清楚地表明：妇女的天职是生养和教育孩子，妇女的尊严就在于认识自己的这一使命，一个妇女为了献身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作家对自己的女主人公的精神追求是持否定态度的，因此，虽然作家在对最终变成了“雌性动物”的娜塔莎的描写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伤感和失望，但因其全身心献身家庭，所以他为之辩护，玛利亚公爵小姐也同样因此而变得平和和幸福，而没有这一切的索尼亚则可以被理所当然地、残忍地、蔑视地称作“无果花”。小说的结尾部分尤为清楚地凸显出“人民的思想”之外的另一个主题：家庭主题。

家庭主题和与之相关的家庭伦理主题构成托尔斯泰于1873—187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核心，小说一开始就点明了这一点。正文的第一句是早已成为名言的句子：“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一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幸的家庭占据着小说的中心位置，成为叙述主要线索之一的卡列宁家就是如此：安娜就本性而言与娜塔莎·罗斯托娃很相像，她“极其单纯”，非常热爱生活，浑身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她似乎就是为了爱才来到人间的，而身为古板官员的、与之年龄相差悬殊的丈夫卡列宁却满足不了她对爱的渴望和追求，她最终没有抵挡住同样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军官沃隆斯基的诱惑而堕入情网，这段恋情不仅毁灭了她的家庭，而且最终毁灭了她自己。小说的另一个主要线索列文的家庭虽然最终获得了圆满的结局，但列文与妻子吉提走向这一结局的道路却是漫长而又曲折的。列文在家庭、劳动和为自己庄园里的农民谋福利中寻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与托尔斯泰对男人的“天职”所形成的认识密切相关，因为“男人的天职是作人类蜂房的工蜂”，仅仅“关心自己的家庭、财产的增长、文坛的名声和种种乐事”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自私的”，男人不仅有责任和义务忠于和捍卫家庭，而且更应当承担社会义务。

小说的题引是一句取自《圣经·旧约》中上帝耶和华所说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复。”它明示了小说所要表达的犯罪并因此必然遭受报应的深层内涵。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罪与罚”的认识完全一致，即犯罪者应当为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并接受惩罚，但这种惩罚首先不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肉体惩罚，而是意味着接受道义上的审判，并且有资格作出审判的不是人，不是人类法庭中的法官，而是最高审判者上帝。对于安娜来说，耽于肉欲之欢而背叛家庭，尤其是舍弃自己骨肉的情爱是自私的，有罪的，为此她理应接受惩罚，这惩罚就是始终伴随着她的自责和精神折磨，而她的精神解脱也正蕴涵在这种对犯罪所持的态度之中，蕴涵在人们共同承担罪责而相互宽恕时刻的泪水之中。关于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得很透彻，他在《〈安娜·卡列尼娜〉是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事实》一文中揭示出创作这部作品的“作家目的中全部本质的方面”，即面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时，人们的“全部外壳都蜕去了，暴露出来的只有他们的真……仇恨和谎言开始用宽恕和爱的语言说话……没有罪人，因为大家全都指责自己而因此马上使自己得到解脱。……这个瞬间是存在的，尽管它很少以自己全部的光芒展示出来……诗人（即托尔斯泰）寻找到了这个瞬间并把它以其全部的真实展示出来……”^〔84〕

长篇小说《复活》

“罪与罚”的主题在作家写了九年多的最后一部被称之为“社会心理小说”的长篇小说《复活》（1899）中表现得更为集中和鲜明。作家选自《圣经》中《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和《路迦福音》的题引点明了小说的这一主题。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和曾经在其姑妈家充当“半是婢女、半是养女”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在初次见面的不长时间里，两个年轻人产生了纯洁、甜蜜但又朦胧的爱慕之情，但在三年过后他们第二次见面时，19岁的卡秋莎仍旧是从前的那个纯洁、质朴的女孩，而经过了上流社会生活浸染的聂赫留朵夫“却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了”，他从原来的“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的青年，变成了“荒淫无度的彻底利己主义者，专爱享乐”，女人对于他来说，“其功用是很明确的：女人无非是一种他已经尝试过的享乐的最好工具”，如果说从前他认为“精神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我，如今他却认为他那健康而活跃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了”，本着这样的人生原则，与卡秋莎重逢的他“听从他那如今肆无忌惮的兽性的人的唆使，对卡秋莎起了歹心”，奸污了她，之后就把她彻底遗忘了。七年之后他们的第三次相遇出现在法庭上，这时候的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老爷，为了对社会尽一点义务充当着陪审员的工作，而怀了他的孩子的卡秋莎被女主人赶出了家门，最后沦为妓女，走上法庭是因为她被指控为谋财而杀害了一名商人。

在小说开始用了很少篇幅对主人公的历史作了简要追溯之后，此后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聂赫留朵夫如何利用各种关系为卡秋莎解脱“罪责”而展开，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全方位地展示了俄国国家机关的种种腐败、黑暗、草菅人命、随心所欲以及其它种种罪恶，借此作家所要表达的、与他的整体认识一脉相传的思想是：由人来审判人是不可靠的，由人来制订法律是错误的，人能够惩罚人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错误”。由人来审判人的不可靠性、随意性甚至荒唐行为在法庭和陪审员决定卡秋莎一案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对她的最后判决充满了一系列偶然性，就像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大家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而不是另一样的决定，倒不是因为大家都同意这样做，却是因为：第一，庭长的总结发言……偏偏漏掉了他平素总要交代的话，也就是陪审员们答复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是的，她犯了这样的罪，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第二，上校把他内弟的妻子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聂赫留朵夫当时过于激动，竟没有注意到漏掉了一句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之类的保留意见……第四，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当时不在房间里，首席陪审员重读那些问题和答案的时候，他正好出去了；不过主要的却是因为大家都已经疲乏，都希望着快一点散会，所以才同意了这个可以把事情快一点了结的决定。”不难发现，小说中对其他很多犯人的判决同样充满了与此相似的偶然性。通过对一个年老的、在主人公思想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在展现作家思想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的旧礼仪派教徒（就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塔耶夫一样）和一个英国人对法律和惩罚持有迥然不同态度的直接对比，托尔斯泰表明了自己作为俄国人的典型立场，那就是：“反基督的人把人抓起来，然后把一大帮人关在一个笼子里。人是应当靠脸上流汗种出粮食来吃饭的，可是反基督的人却把人关起来，像猪那么养着，不让人干活，把人变成野兽……你干你自己的事，不要去管人家的事。各人只管各人的事。上帝才知道应该惩罚谁，应该饶恕谁，我们可没法知道……”

浓缩着小说思想精髓的四段题引出自《圣经·新约》，它们贯穿整部小说，与此密切相关的种种生活现象和小说最后一章对聂赫留朵夫有关生命价值全新认识的描述使作品首尾呼应，在结构上形成一个紧凑的和谐整体，借此作家实际上也阐述了自己对“罪与罚”的态度，阐明了自己“不以暴力抗恶”的主题思想：“为了摆脱……骇人听闻的、使人们受苦的恶势力，唯一毫无疑义的方法仅仅是人们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能惩罚别人，也不能纠正别人而已。……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恰巧就是基督对彼得做出的答案，其大意就是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没有罪，因而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的。……社会和一般秩序所以能存在，并不是因为有那些合法的罪犯在审判和惩罚别人，却是因为尽管有这种腐败的现象，然而人们仍旧在相怜相爱。”读罢《马太福音·登山训众》中的五条戒律：“人非但不应当杀人，而且不应当对兄弟动怒，不可轻视别人，骂人家是‘加拉’”；“人非但不应当奸淫，而且要避免迷恋妇女的美色”；“人不应当在许诺任何事的时候起誓”；“人非但不应当以眼还眼，而且应当在有人打你右脸的时候，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人非但不应当恨仇敌，打仇敌，而且应当爱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聂赫留朵夫“凝望着那盏点燃的灯的亮光，他的心停止了跳动。他回忆我们生活里的种种丑恶，然后清楚地想象倘使人们按这些箴规教育自己，这种生活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于是一种很久没有经历过的欢乐抓住了他的心，这就像是他经过长久的疲劳和痛苦以后突然找到了安宁和自由一样……”小说的结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如出一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通过福音书找到了生活的真正意义，都是从此开始拥有了“全新的生活”，虽然作家写道：“至于他一生当中的这个新阶段会怎样结束，那却是未来的事了”，但那盏象征光明的灯已经点燃了。

被誉为“社会心理小说”的《复活》不仅表现了广阔的俄罗斯社会生活，展现了“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在聂赫留朵夫灵魂深处的搏杀以及“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的、被他称之为“灵魂清除”的过程，展现了在搏杀和清除过程中主人公内心世界细腻的心理变化，而且托尔斯泰因其对一个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富于变化的人性的深邃认识而使自己与因展现“地下室人”最隐秘的心理活动而著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道构成俄罗斯文学史中最光辉耀眼的双子星座。他下面的一段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表述的人永远处于精神之美和肉体之美的斗争之中、而“人心是斗争的战场”的名言一样著名：“人好比河：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都是同一个样子，可是每一条河里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人性的一切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人物性格的“流动性”不仅构成了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核心，使我们得以发现作家建构个人道德自我完善理论的现实基础，而且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作家创作的本质内涵、透视作家本人矛盾复杂的性格特点和思想演变。

作为人和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表现出来的自身性格中的多样性及复杂性早已彰显在世人面前，但却很少有人说自己完全读懂了他，就连与之共度了48年时光的妻子也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托尔斯泰在人们眼里一直以来展示出的总是两个极端的形象，复杂矛盾个性的集合体：青年时期堕落放纵的生活和后半生的禁欲行为与说教；激烈地抗议政府、教会以致被革教出门和从未停止过的寻找“自己的上帝”；重视并捍卫家庭的完整性和神圣性却最终离家出走……人们交口称赞他的文学创作，但又不能接受其中的许多东西，尤其是他的“没完没了”的说教和议论。可是有一点应该明白，如同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伟大艺术家一样，托尔斯泰从事创作的原初动机绝非是为了塑造所谓的文学形象，其主要宗旨正在于阐述思想，他几乎所有的创作都带有自传性质，其中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寻找到作家本人不同时期的影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段著名的话：美与丑、善与恶处于永恒的搏斗之中，人心是斗争的战场。托尔斯泰所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具有矛盾个性的人以及人心中潜藏的一切奥秘和灵魂的挣扎。

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梅烈日科夫斯基在专著《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把前者定义为“肉身洞察者”，使之与同时被定义为“灵魂洞察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立起来。就托尔斯泰来说，该思想家依据的是其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于物质世界的生物感受的描写。俄罗斯作家布宁同样认为，托尔斯泰的创作中充满了赤裸裸的“肉体”，从人种学的角度出发，布宁认为，托尔斯泰“在身心两方面都带有极大程度的原始性”，而他所属的“这些古老世家的人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属上品，其强壮有力是尽人皆知的……”^〔85〕因此，根据当今最新的基因科学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认定，如果说托尔斯泰在身心两方面的感觉总是非同一般地强烈，那么其主要原因正在于他的“原始性”非同寻常，进一步地说，他的肉欲感和罪孽感都非同寻常地强烈。我们在托尔斯泰的笔记、日记、文学创作中随处可见他对尘世欢乐的描写，并通过这些描写感受到他对尘世的热爱，但这仅仅构成了其创作的一个方面，与之决然对立的是：一个如此张扬原始本性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竭尽全力压抑的也正是这种本性，以其全部的智慧和理智与天生的“原始性”做着终生的搏斗。托尔斯泰的理性的“我”在不断地告诫自己：“幸福只是对精神而言，它只在于越来越多地摆脱肉体——那注定要作恶、唯一阻碍人得到幸福的因素……”^〔86〕

托尔斯泰就这样在本能地体会到生活的快乐而又坚决否定这种快乐、敏锐地感受到艺术的美而又不遗余力地否定艺术、捍卫家庭而又在夫妻生活中看到罪恶等等矛盾对立中挣扎着，这种矛盾与以正教文化为核心的整个俄罗斯文化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Н. 别尔嘉耶夫总结得好：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文学的艺术性越来越退居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作家们越来越强烈的道德自我拷问，越来越深刻的道德性，这种过程发端于果戈理，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Л. 托尔斯泰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认识托尔斯泰的创作、认识其在《复活》中得到典型体现的“忏悔的贵族”这一形象产生的根源和表现形式，离开俄罗斯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是很难做到的。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在思想上、创作上和个人生活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立独行与其本人的天生素质和道德追求有关，神学博士Ф. 伊里因的阐释值得关注：“托尔斯泰……是摧毁者。”他“如同尼采一样否定文化，只不过与尼采不同的是，托尔斯泰是为了道德而否定，尼采是为了美学而否定。但二者进行的都是文化重估”^〔87〕。对于作家所拥有的摧毁“特权”，伊里因的解释是：“托尔斯泰是典型的天才。而一切法律都不是给天才写的。更准确地说，天才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律。天才首先是一种自然本性的存在，这是他压倒一切、焚毁一切之力量的源泉，是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源泉。”^〔88〕托尔斯泰一生的困惑源出于此，他最后的解脱只能在这里寻找，而这也正是我们深刻认识其创作本质的切入点。

托尔斯泰以其创作内容的丰富性引起了世界的瞩目，此外，他的被归结为“心灵辩证法”的创作手法也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并因此被称为“心理描写大师”。这一术语是由车尔尼雪夫斯基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托尔斯泰“没有局限于表现心理过程的结果：使他感兴趣的是过程本身……过程的外在形式，规律，心灵的辩证法……”作家本人也认为：“主要的是内在的、心灵的工作，目的是展现实际的工作过程，而非最终的工作。”“心灵辩证法”是一种心理分析方法，借助于此作家表现的是人物性格的“流动性”，是性格随着时间的流逝所发生的变化，在描写性格变化的过程中作家展现了人物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对立的特点。借助于这种创作手法，作家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参与空间，使其有可能亲身感受作品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有可能亲历主人公的心理感受。从托尔斯泰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自始至终都是遵循着这样的原则来认识和揭示人物性格的，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承认人的性格具有“流动性”和变化的可能性，这是作家建构和宣扬道德自我完善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