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与托尔斯泰一样，堪与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相媲美，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家。

生平创作道路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0月30日出生，1881年1月28日去世）出生在莫斯科苏舍沃区一个军医家庭。1834—1837年，他先后在莫斯科两所寄宿中学读书，阅读了大量俄国和西欧文学作品。1838年，他考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1841年晋升为陆军工程兵准尉，1843年毕业，留在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1844年他呈请辞职，并以陆军中尉退役，从此便彻底投身文学创作。

历史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和《鲍里斯·戈都诺夫》（均没有保留下来）可以视为他的创作开端。1845年《穷人》问世一鸣惊人。该作深受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的赏识，涅克拉索夫称他为“新的果戈理”！

《穷人》的主人公，小官吏杰武什金善良、敏感，富有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虽然教育水平不高，但拥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感到自己同他人一样也是人，要求受人尊敬。他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表示愤慨。尽管他自己愁吃愁穿，却经常罄其所有，接济一个家境困难、举目无亲的孤女瓦尔瓦拉，还为她买鲜花和糖果，并且强颜欢笑地在信中安慰她。瓦尔瓦拉也将他当作唯一的依靠，关心他同情他。他俩同病相怜，相依为命，在回忆和幻想中度日，但等待他们的是不幸的命运：先是杰武什金因人格受辱，痛苦地酗酒，后是瓦尔瓦拉为生活所迫，嫁给了粗暴、吝啬的贝科夫。作家让两位主人公以书信，也就是“自白”方式抒写他们因贫困而感受到的不幸，解剖自己、分析他人，笔调感伤而兼有抒情气息。杰武什金迥然不同于果戈理笔下的那位自甘卑贱、只配受到怜悯的《外套》主人公阿尔卡基·阿尔卡基耶维奇。别林斯基称这个作品为俄国“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然而，就其实质而言，它在继承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深刻地挖掘了小人物的深层复杂心理，因此批评家В. 迈科夫称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心理诗人”。

作家的第二部小说《化身》（或译为《双重人格》、《孪生兄弟》、《同貌人》，1847）的主人公小官员戈里亚德金在生活境遇上稍强于杰武什金，但他精神空虚，猥琐怯懦，唯恐成为人们眼中的破“抹布”。他渴望向上爬，追求五品文官的女儿，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落入十分狼狈的境地，导致他精神分裂，幻觉中出现了他的化身——小戈里亚德金，这个分裂出来的化身实际上是他内心世界阴暗的一面。这部小说既是作者对精神病研究（他曾就此与医生探讨，并阅读关于大脑、神经系统等方面书籍）的结果，更是他对时代典型的成功捕捉。小说将主人公在幻觉下出现的化身描写得十分形象，这种似乎是非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当时引起争论，作家自己也感到不满，但他很珍视这个母题，他后期作品中不断出现很多有双重人格、有自己“化身”的人物。

继此发表的《普罗哈尔钦先生》（1846）的主人公因深感地位卑微、而惜钱如命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这个“葛朗台”梦想借金钱改变自己屈辱的地位，达到为所欲为的目的。他是作家笔下首个拿破仑思想的体现者，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一些作品，特别是《罪与罚》中得到充分发挥。

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和小品文。在这些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幻想家”的形象。在《彼得堡纪事》（1847）的末尾，作家谈到多种多样的幻想家，他说因为客观和主观原因，很多俄国人无法找到并从事喜爱的工作，久而久之这些意志薄弱、软弱无能的人变成了一种特殊而奇怪的中性存在物：幻想家（ⅩⅧ，32）^〔75〕。此后的《女房东》（1847）、《白夜》（1848）、《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1849，未完成）正是以这类人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善良，有才能，内心复杂，但却耽于幻想，不善于甚至害怕真实的生活，或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才华，不求长进，总是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做白日梦，于是失去了施展才能或获得真正幸福的机会。其中《女房东》充满怪诞笔触，人物具有象征性；《白夜》是作家少有的色彩明朗的小说、《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中的儿童心理、病态心理刻画得相当细腻。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关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但他的兴趣集中于刻画人物心灵的各个层面，偏离了别林斯基等人所期望的、挖掘小人物心灵中的美德和揭露当代社会的阴暗面的坐标。他的作品因此受到冷遇以至于激烈的批评。除文艺观外，他与别林斯基还有社会政治观点上的分歧：一个是基督教和傅立叶的信徒，另一个则是激进的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这导致他们在1847年初的最终决裂。

早在1846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彼得拉舍夫斯基邂逅。与别林斯基决裂后，他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这一步几乎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命运。但他在这里表现出矛盾的倾向：一方面，他信仰傅立叶主义，认为它是“和平的体系”，并主张对俄国社会进行和平的（不通过斗争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却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激进的斯佩什涅夫的小组，参与建立秘密印刷所和发动政变的计划。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发后，1849年4月22日晨他与小组的重要人物同时被捕，因他在一次“星期五聚会”上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而被判处死刑。行刑前一刻，他与其他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得到沙皇的“赦免”，改判服苦役四年，期满后再当五年列兵。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因此放弃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他表示：“只要手能握笔，宁愿监禁15年”（ⅩⅩⅧ／Ⅰ，163），但他的政治信念开始发生变化。此后服苦役的四年中，他无情地批判自己，决心改过自新。而这段经历以及他因孤独生活，自我专注，潜心默想，使他后期作品具有思想深度。俄苏文艺学家П. 萨库林院士独具慧眼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成熟的作品都溯源于苦役和流放的岁月。”^〔76〕

在狱中，他写了一部《小英雄》（1849，1858发表）。苦役期满，他于1854年转往塞米巴拉金斯充当列兵。在那里，他与税务官亚·伊萨耶夫的遗孀结婚。但因作家的身体状况和伊萨耶娃敏感脆弱的性格，这一婚姻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幸福。

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以陆军少尉退役，并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重返文坛的最初几年间（1859—1862）的创作可说是过渡性的。除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契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外，重要作品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多线索小说：娜塔莎和阿辽沙的爱情、涅莉和斯密特的遭遇，伊凡的奔走和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活动……瓦尔科夫斯基是书中众多人物蒙受苦难的罪恶之源。他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认为整个世界是为他而创造的。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自私、贪婪和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的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本性。他觊觎工厂主斯密特的财产，勾引他的女儿，旋又遗弃她和女儿涅莉；他诬陷管家伊兹缅洛夫，诈取了他的一万卢布使他破产；他为了捞取三百万嫁妆，破坏娜塔莎与自己儿子阿辽沙的婚姻，弄得她与父母离散。小说中的讲故事人伊万有作者自传的成分，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人想起《白夜》的主人公。娜塔莎和涅莉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涅莉至死也不愿饶恕瓦尔科夫斯基，而娜塔莎则要以痛苦换取未来的幸福，认为痛苦能洗涤一切。小说结束时娜塔莎一家的团聚带有感伤气息，而涅莉的死则保持了全书的悲剧气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继续贯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大部分作品之中。

《死屋手记》（1861—1862）写的是狱中生活。为了避免检察机关的注意，假托作者是杀妻的刑事犯，但书中不时显出《手记》出于政治犯之手。

小说写到监狱中的环境，囚犯在劳动之余的争斗、打架，偷贩私酒、放高利贷、嫖妓、赌博、干私活以至于洗澡、娱乐等一幕幕景象。囚犯们常常遭到非人的待遇。残酷成性的狱吏对囚犯为所欲为，他们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刑吏以行刑为乐事，想尽办法折磨犯人。

作者从人道主义立场批评这种残酷的牢狱制度，认为任何的烙印和脚镣都不能迫使犯人忘记自己“是一个人”。小说中更多观照的是囚犯们复杂的性格。

人不是按照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分成善恶的。他看到，道德败坏、腐化透顶、卑鄙下流的告密者贵族А，比膂力过人、恶毒残酷的鞑靼人卡津和贪得无厌的犹太人伊赛·福米奇更加野蛮和厚颜无耻；也看到善良纯洁、可爱又可亲的鞑靼人阿列伊和宁静开朗而又疾恶如仇的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列兹金仁努拉等最受压抑的受苦人“白白地毁灭在牢房和痛苦的厄运中”……他看到囚犯在仇视贵族出身的犯人，感到人民与贵族的敌对，他还体会到人的复杂性：“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而在强盗中间可以看到存在着深沉的、坚强的、美好的人，“在粗糙的外壳中发现金子”。他认为，在罪犯们的野蛮、粗鲁表面下隐藏着淳朴、智慧、善良、特别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东正教意识——承认自己有罪并自觉地服罪，因此得出结论说，需要学习人民的思想：上述这些认识成为他后期的“根基论”基础。梅烈日科夫斯基说：“命运给他上了一堂严峻而又极好的课，不上这一课，他就不可能走上新的生活道路。”^〔77〕

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长兄米哈伊尔的名义（并由他担任名义上的编辑）呈准创办月刊《时代》（1861—1863）。创刊之初，在各重要刊物上发表的《1861年〈时代〉杂志征订启事》，是作家当时开始形成的“根基论”的宣言和纲领。“根基”（почва，或译为土壤）是指人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现状表明将会发生异常重大的变革，“变革将在全国范围内和平协调地完成”。“这场变革能使有教养人士与民众根基相结合……”“我国生活未来发展的基础，不应该同整个欧洲一样到处是阶层之间的相互敌视，胜者与败者的相互敌视。”“……我们说的是文明社会与人民本原之间的和解。我们感到双方最终应该相互理解，应该澄清它们之间积累下来的众多误解，而后和谐一致地共同走上宽阔美好的新路。无论如何要好好团结起来……”（ⅩⅧ，35—37）。《时代》杂志当时采取中间立场：一边与反动文人М. 卡特科夫、一边与革命民主主义者Н. 杜勃罗留波夫论战。

1863年，《时代》因发表Н. 斯特拉霍夫关于波兰起义的文章而遭查禁。次年又由长兄米哈伊尔出面呈请，并获准出版月刊《时世》（1864—1865）。但当局要求该刊保持“无可指摘的方向”，并加以特别监视。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这个刊物改变了中立的方向，反对虚无主义者，反对当时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现代人》。

此时，他发表了两个篇幅不长而意义重大的作品：一是《冬天记的夏天的印象》（1863），另一是《地下室手记》（1864）。《冬天记的夏天的印象》是1862年6月至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出国游历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等国的观感。这并非旅行笔记，而是在事后经过思考和总结写成的，它带有政论色彩。“俄国和西方”是当时俄国社会的“中心”问题，俄国是追随西方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抑或采取自己的独特的形式——也正是当时西欧派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同斯拉夫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派所争论的问题。特写以讽刺笔触描写拿破仑三世时代法国的社会风尚，展现了伦敦无产者的可怕生活画面，揭露了西欧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民主”、“博爱”的虚伪性。这篇特写可以说是作家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纲领的缩影。他揭露资本主义的一面是有力的，但他没有看到西欧资本主义相对于沙皇俄国而言的进步意义。

《地下室手记》被有些人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后五部长篇小说的“哲学导言”。“地下室”一词来自普希金的《吝啬骑士》。原计划中小说共有三章，但只写成两章。第一章是主人公的自白。他是退职的八品文官，一个脱离人民的知识分子，他孤僻成性，与社会隔绝，像老鼠一样20年间躲在地下室里。他是一个“悖论者”，自白中具有全面的“对话性”，中心思想是：人喜爱随心所欲地行动，不愿受理性的约束。地下室人是“自我中心主义者”（高尔基语），鼓吹自由意志，认为自由独立的意愿是整个生活的表现。关于这个作品，批评家К. 莫丘尔斯基说，就大无畏的精神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逊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78〕。作家自己说过，这个形象是“我从心里挖出来的”。显然，作品带有自传因素。但他后来在《少年》的前言中对地下室人持批评态度。他说：“地下室之因，在于丧失对公共规范的信念，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ⅩⅢ，320）

一般认为，正是在完成《地下室手记》与《罪与罚》的60年代中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他从入狱和流放开始的世界观和社会、政治以至于文艺思想观点的最终转变。

1864年，他的妻子伊萨耶娃去世，1866年他因同时赶写《罪与罚》和《赌徒》两部小说，聘请女速记员А. 斯尼特金娜帮助。次年与她结婚，并与她一起出国，直到1871年1月回国。

1867年9月至1869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写成《白痴》（1868），主题是写“十分美好的人”。他知道，塑造理想人物十分困难，全欧作家对此都无能为力，但为了与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作品中的“新人”相抗衡，他以自己的正面人物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梅什金公爵和娜斯塔霞是小说的主人公。梅什金道德高尚、温和、宽厚、天真得近乎白痴（他患有癫痫病）。这是一个现实中的堂吉诃德，是现代基督，他宣扬博爱和宽恕容忍的基督精神，对不幸的人满怀同情心。他否定革命，承认贵族阶级在社会上的领导地位，主张他们通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与人民团结的途径来实现社会和谐。

梅什金深深同情并企图拯救备受屈辱的娜斯塔霞，看到了这个“清白的女人”的心灵，爱上了她。娜斯塔霞在自己的生日晚会上，变成了买卖交易的对象：贵族托茨基为了娶贵族小姐而出重金摆脱她，加尼亚为了重金准备接受这个他所不齿的别人的情妇；罗果任出于情欲，不惜以十万卢布竞拍她。这个几乎所有人物登台的场面高潮，是娜斯塔霞将罗果任的十万卢布扔进火炉的一幕，全场人的惊呆和加尼亚的昏厥……充分展示了贵族阶级的腐败，金钱万能和人们对它的崇拜……这是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兴起、人的观念、社会的风气、道德和心理的激烈变化的缩影。全书的冲突在此全面展开。娜斯塔霞是既纯洁又“堕落”的女人。她高傲，却沦为托茨基的情妇，有独立人格却成为金钱交易的对象，向往美好而又居于屈辱地位。她的高傲与梅什金的温顺适成强烈的对照，而高傲则是这个悲剧人物的祸根——她因高傲而自卑，拒绝了真诚爱她的梅什金。小说的最后部分是主线上冲突的解决。以娜斯塔霞被罗果任所杀和梅什金的发疯的悲剧结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美的毁灭以及梅什金所谓“美能拯救世界”的理想的幻灭。

《群魔》（1871—1872）是作家最激烈反虚无主义的小说。此前，作者原要写一部《无神论》，写一个有点教养的人突然失去信仰最后又找到了“俄罗斯的基督和俄罗斯的上帝”。但不久作者另行构思《大罪人传》，提出令他终生苦恼的问题——“上帝存在”的问题。最后他萌生了新的思想，利用见于1861年报刊的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杀害他的“人民惩治会”中一个不可信赖的成员、农学院学生伊凡诺夫的案件，写无神论的虚无主义者。

在最初构思中，中心人物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后改为斯塔夫罗金。韦尔霍文斯基卑鄙、奸诈、凶残，他自称是“骗子手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以成员间相互监视来严加控制，让他们在省城内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从事种种阴谋活动。正是他主使暗杀了小组成员、所谓的“告密者”沙托夫。显然，这个韦尔霍文斯基形象，是对当时60年代年轻革命家的漫画化，而且是把当时进步青年与涅恰耶夫分子混为一谈。斯塔夫罗金出身贵族，作者原来是要把他写成一个在意识中因信仰与不信仰二者斗争而深受折磨的人物，后来又一再要把他写成“新人”，但却失败了。斯塔夫罗金聪明过人，外表潇洒，镇静而理智，却是一个冷酷、乖戾、淫乱而又心狠手辣的阴谋家（他的脸像僵死的面具）。他指使费季卡杀死自己的“妻子”——跛脚女人而丝毫不露声色。我们没有看到他直接参加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活动，但他是“精神上的煽动者”。他是由有信仰的人变成无神论者的。他具有作家笔下人物的典型的双重性格：

他无视善和恶的原则，却明确二者的界限；他能够在干坏事时和做好事时体验到同样的乐趣；能够在爱一个人的同时恨他。在作品发表时被迫删节的《谒见吉洪》一章里，斯塔夫罗金在“自白”中谈到奸污一个14岁女孩，并在她自杀时坐视不救（当时他在窗中见到的“红蜘蛛”正好是他心灵淫乱和堕落的象征）。最后他因良心上无法摆脱这一罪恶感而自缢。尽管如此，作家还是把他当作悲剧人物来写的。小说另一重要人物是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一位40年代的西欧派、自由主义者。他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肉体上的父亲，又是斯塔夫罗金的精神上的父亲（教师）。作家这样安排，是因为他认为西欧派、自由主义者脱离俄国，脱离人民是产生虚无主义者的根源。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一般认为是40年代自由主义活动家格拉诺夫斯基，也带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身影。这个人物身上固然有一些美好的品质，但却在多处被漫画化，显得滑稽可笑。小说中的卡尔玛津诺夫的原型是被丑化了的屠格涅夫，也因为他是西欧派、自由主义者。基里洛夫是道德上纯洁而又甘于自我牺牲的人，但他因斯塔夫罗金的引导成为极端的无神论者，以至于认为“如果没有上帝，我就是上帝”，就可以为所欲为，最后以自杀证明了自己所追求的绝对自由。作品对省长也作了讽刺性描写，但讽刺的是他在惩治革命者上的软弱无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部作品时很有激情，在给Н. 斯特拉霍夫的信中（ⅩⅩ-Ⅸ／1，112）甚至说：我想说出“……在我的脑海里和心灵中积累起来的东西”，“纵使因此毁了我的艺术性也在所不惜”。

在《群魔》发表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В. 索洛维约夫，这位宗教思想家对他颇有影响，但也没有使他克服折磨他终生的上帝存在的问题。

《作家日记》最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年任梅谢尔斯基的《公民报》编辑时在报上开辟的一个专栏，1876年后则是他自己创办的一份月刊（1876—1877，1880，1881），两者都专门发表自己的作品。《作家日记》在他的文学遗产中有着重要的位置。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记”，其所以用“日记”命名，是因为发表的都是每月的新闻事件、各种琐事给作家本人留下的切身感受和印象，可以由此感到时代的脉搏，并以此积累写作的素材。书中有政论，关于俄国和西欧作家的文章和几个短篇小说。政论中有关于大俄罗斯主义和根基论的充分论述，关于“偶合家庭”和青年问题的见解。小说中最出色的是《温顺的女性》（1876）。作品中在时间上充满幻想性，并较为集中地采用了意识流手法。

70年代中期，因涅克拉索夫的约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长篇小说《少年》。

《少年》（1875）是一部教育小说。教育小说又名成长小说，一般写一个青少年步入人世时遭受挫折或误入歧途，由此得到经验教训，思想上开始成熟的过程。《少年》中第一人称主人公阿尔卡季在21岁所叙述的此前一年，正是这样一段生活历程。作品着重写的是当时俄国大转折时期中社会秩序混乱、思想道德败坏，在贵族中出现的“偶合家庭”。阿尔卡季就是“偶合家庭”中的“偶然”成员——他是贵族韦尔西洛夫与家奴马卡尔的妻子的私生子。开篇时他来到彼得堡，要实现他的一个“罗特希尔德思想”，即通过积攒，成为像当时欧洲的大银行家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式的人。他认为金钱万能，但并非崇拜金钱，只是将它当作一种手段：借以得到充分的“自由”，而他所追求的“自由”是高傲地漠视一切，过幽居独处的生活。在彼得堡，他受卑劣的同学兰别特的影响，沾染了一些恶习。一个偶然机会他得到一份“文件”——一封信——有了它，就足以使一位将军遗孀阿赫玛托娃失去本来可能从公爵父亲那里得到遗产的继承权。由此他卷入重重纠葛漩涡之中。他的异母姐姐、恶少兰别特等人都是为了追逐金钱，想获得这“文件”，实施了种种阴谋。这一切使阿尔卡季渐渐对“罗特希尔德思想”、对金钱失去兴趣，他开始考虑如何生活的问题，但从那他始而憎恨、继而亲近的生父韦尔希洛夫那里得不到答案。后者是世袭贵族，他思想矛盾。他并不反对农奴改革，但他又以自己是俄国贵族出身而感到骄傲，认为俄国的一部分贵族（一千人）身上保留着正直、良心、科学和崇高的思想；而自己似乎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信仰上帝，却又是无神论者；而且是双重性格，为人高尚，但又有犬儒主义思想，他感到自己身上同时存在“相互对立的感情”。他有“另一个自我”……最后阿尔卡季见到自己的养父——马卡尔。后者是笃信东正教的信徒，是云游各地修道院的朝圣者。阿尔卡季从他身上看到“好人品”^〔79〕。其意义大致是信仰基督，爱生活，不作恶，为他人效劳。阿尔卡季说自己热烈追求这种“好人品”；但在作品中没有具体表现，只是到最后说自己开始新生活了。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形式上是刚成年的主人公手记，他对周围发生和接触到的一切，都不甚了了，常常是猜度的、假定的，因此他的叙述常常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甚至情节安排也较为混乱，这使全书表现出作家的一种特殊的风格。

作家晚期的《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汇集了作家所经历过的、思考过的、写作过的一切，成为堪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媲美的史诗性巨著。

作品情节的基础是作家在服苦役时一位蒙冤的难友——贵族出身的“弑父者”的经历。小说以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示了“偶合家庭”的现象。“偶合家庭”一词最早出现于《少年》，但其含义在《作家日记》中表述得更为明确。这是指在当时社会激烈变化中，世世代代形成的道德观念遭到否定，因此家庭成员不再有一致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卡拉马佐夫一家正是这样“偶合”的家庭。父亲费奥多尔是暴发的地主。他道德败坏，亵渎神明，贪婪好色，专横冷酷，胡作非为。有时甚至自称是“丑角”。他是“卡拉马佐夫气质”的根源。他夺走第一个妻子的全部嫁妆；在她死后又占有一个美貌、天真的温顺女子，还从心灵上百般折磨她；后来又强奸了一个疯女人。他置自己的孩子们于不顾，甚至要霸占他们应得的母亲的遗产。大儿子德米特里是退役军官，性格豪爽，为人坦诚，富有同情心，而且信仰上帝。但他轻浮、暴躁，挥霍无度，行为放荡，他的心灵是“上帝与魔鬼斗争的战场”。他因为父亲想侵吞他应得的遗产，又争夺他的女人格鲁申卡，愤怒之下公然声称要杀掉父亲。此后涉嫌弑父，蒙冤入狱，他不努力为自己辩白，而是自我反省，甘心以承受苦难洗涤自己和社会的罪恶。

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信仰与无信仰、社会主义和东正教的斗争，因此占有重要位置的是二儿子伊凡。伊凡和弟弟阿辽沙是同母所生。伊凡是大学生，聪明而高傲，性格内向，不苟言笑，爱好思考，他崇尚理性而不信“永恒不死”，否定上帝，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正直，有社会正义感，对渗透“血泪”的现存社会深表愤慨，他所举的一个将军放出狼犬撕碎农家孩子的故事只是他所愤慨的一个例子。不过，伊凡的性格是复杂的，双重的。他也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宣扬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超人”思想。他从心底里憎恶父亲，又想得到父亲的遗产，潜意识中希望有人杀掉父亲。在预感到受他思想影响的斯美尔佳科夫要杀父亲时，却专门地离开，实际上起了帮凶的作用，最终他因良心受到折磨，自称是“凶手”，以至于精神崩溃。伊凡和德米特里不同：后者心中有上帝，真正要弑父却没有下手；伊凡是无神论者，因此成了心理上的弑父者。与理智的伊凡相反，阿辽沙对人信任、友爱、宽容、忍让、顺从，往往凭直觉行事。在他面前，父亲有时也表露出温柔的一面。阿辽沙进修道院做见习修士，竭尽全力穿梭于人们之间调停劝解抚慰，他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行恶之人，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开导孩童。他是长老佐西玛精神上的儿子，是作家思想的传声筒。在作家计划但却未完成的第二部小说中，他将还俗，拯救他人。斯美尔佳科夫是费奥多尔与疯女人生的私生子，他在费奥多尔家做厨子。他了解自己的身世，自轻自卑的同时急切地想要出人头地，他贪财又凶狠，伊凡的“为所欲为”理论使他更胆大妄为，杀死生父，并抢走财物，而栽赃于德米特里，最后畏罪自杀。

在伊凡创作的《宗教大法官》中，宗教大法官认为：《福音书》提出崇高的道德要求，可“人是软弱和低贱的”，人首先要的是“面包”，无法达到这些道德要求。这些没有道德观念的芸芸众生，即使给他们自由，他们也不会合理接受。“自由”会使他们不分善恶、互相残杀、陷于纷乱和痛苦。他们还会以“自由”去换取“面包”，因此他们必须用“奇迹、神秘和权威”或者恺撒的利剑才能来统治，也就是说应该以权力代替基督那些无法实现的道德遗训。伊凡并不同意这种理论，并不认为宗教大法官要建立的那种社会适合于人类，但他又不能提出自己的任何主张，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有“人间天堂”——尘世上的幸福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还写到了“孙辈”。柯利亚等孩子在阿辽沙的引导下，在伊留沙墓前发出为全人类受苦，永远善良、真诚的誓言，表达了作家未能完成的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思想。

《卡拉马佐夫兄弟》凝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思考以及当前现实的许多重大问题。首先是折磨他一生的“上帝存在的问题”；其次，小说还以全力写出他后期十分重视的“偶合家庭”问题；再次，作家还写了当时关心的儿童问题。小说中代表各种“声音”的人物聚会，“狂欢化”的场面，急转直下的突发情节，法庭论战的雄辩声音，伊凡矛盾思想的深刻的社会和理论基础，德米特里心中的所多玛城和圣母，阿辽沙神示般的直觉，许多人物受虐狂和虐待狂的表现，神经质、歇斯底里的作为，以及所描写出的梦魇和潜意识的广度，所涉及的社会道德、人生哲理的深度，这既是此前作家作品的总结，又是所有方面的升华。总而言之，这部书的哲理性深度和艺术手法的多样性也是作家此前作品所未曾有的。它是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的总结性作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80年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说，它几乎是作家的文学遗嘱。这不仅是他关于普希金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的思考，更是由普希金作品引发的对俄国历史命运的思考。不过，他对普希金的解释并非十分全面，只是借此印证自己的“根基论”。他引述普希金的《茨冈》等作品，呼吁有教养阶层“高傲的人”低下头来，诚心驯服，接受人民的基督教信仰。呼吁西欧派回到俄罗斯的根基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诗人。他反映当时激烈变化中的社会生活现象，但他主要是通过人们的内心生活的激烈变化反映这个激烈变化的社会生活。他18岁时就立志“猜透”人的“秘密”（ⅩⅩⅧ／Ⅰ，63），晚年他更明确地说：“我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绘人的心灵的全部深度。”（ⅩⅩⅧ／Ⅰ，65）不过，他所描写的心理，大多是病态的：从过强的自尊心和自卑心理到自虐狂与施虐狂，以及神经质、歇斯底里甚至精神分裂。不仅如此，他有时是性恶论者，认为“不正常和罪恶来自心灵本身”（这当然与其反“环境论”有关）。因此他描写地下室心理，窥视心灵的罪恶深渊。而且善于写内心的善与恶的斗争。固然他没有忽视人们心灵中光明和闪光的东西，也写过一些人物的美好心灵（常常在小人物身上），只是在他作品中的理想人物的形象是苍白无力的。但他一般认为人性是双重的，写了不少双重人格。

作为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成就还表现在艺术，特别是艺术创新上。如刻画人的前意识与潜意识；通过对话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广泛运用内心独白，还运用意识流手法。他可以说是现实主义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而他的深入地下室心理，刻画善恶同体和破坏性格以及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手法等，又成为现代主义的直接先驱。他确实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承先启后的伟大作家。

长篇小说《罪与罚》

《罪与罚》一书的构思始于185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列兵时期。1864年，他曾拟写一部名为《醉汉》的长篇小说，写酗酒问题并展示当时社会生活的病态。不久他改变主意，在1865年9月他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要写“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基本情节与后来写成的小说相似：一个被开除的大学生受到社会上流行的某些未定型的幼稚思潮的影响，决定杀死一个高利贷者，劫取钱财，让自己完成学业后出国，正直诚实地过一生。

小说在写作过程中又有些变化。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因贫困辍学的大学生。他正直、善良、富于同情心，但有时甚至淡漠无情、麻木不仁到几乎毫无人性。他高傲孤僻、深沉而耽于哲理思考。他的生活费来自其每年仅有125卢布抚恤金收入的母亲，因此衣衫褴褛、食不果腹，靠抵押借贷过着蜷缩在棺材般的阁楼里的艰苦生活。于是萌生了杀死高利贷老太婆的念头。使他克服内心犹豫的是一连串事情：先是在酒馆里听到邻座一大学生也谈到要杀死这个老太婆、劫富济贫；继而看到马尔美拉多夫一家，尤其是他女儿索尼娅因家境而被迫卖淫的痛苦境况；随后又接到家书，得知妹妹杜尼娅准备为了他而嫁给卑鄙冷酷的律师卢仁。在走投无路之际，为挽救妹妹、也由于愤恨社会的不公正，他决计铤而走险，去干“那件事”。各种巧合使他顺利得手，但当他杀死了老太婆，抢得财物准备逃走时，又劈死了从外面回来的善良无辜的丽扎维塔。

小说共分六部。上面的情节是在第一、二部里叙述的。它说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动机是想摆脱自己的困境、拯救家庭或杀富济贫。这两部发表在《俄国导报》1866年第1—2期上。《俄国导报》第3期是在4月4日后出版的，而在4月4日正好发生了革命者卡拉科佐夫行刺沙皇（未遂）事件。当局坚决要挖出普遍存在的虚无主义的深藏的根子，《俄国导报》因此没有发表《罪与罚》的第三部分。据研究者说，该刊主编卡特科夫可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些修改，因为书中涉及杀人案件。而且当时政府四处逮人，彼得堡的文学家人人自危，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惊惶不安，这不能不影响他对《罪与罚》后面部分的创作倾向。

《俄国导报》第4期上刊出的《罪与罚》第三部（第5章）中，侦察员波尔菲里第一次提到拉斯柯尔尼科夫此前发表的文章《犯罪论》，文中将人分为两类：“平凡的”和“不平凡的”。“平凡的”人只配繁殖后代，俯首帖耳地过日子；而“不平凡的”人则有权超越法律，为所欲为，如斯巴达立法者莱喀古士、雅典执政官梭伦、穆罕默德和拿破仑。他似乎认为自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这样他的杀人又有另一动机，小说也因此成为哲理小说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将抢来的钱物藏妥，不留丝毫痕迹。但他行凶前的种种焦虑此时化为与世隔绝的无尽的折磨，像有一把剪刀将他与以前的一切联系完全剪断了：他不能真诚地与他人交流自己的思想感受，即便对老友拉祖米兴，甚至对母亲和妹妹都是如此，他因苦恼而变得十分粗暴。更令他绝望的是，他本来视自己为“强者”，而不是“发抖的畜生”，有权力越过现存秩序和道德准绳，可事实推翻了他的想法。他曾想到自杀或自首，“一了百了”，但又下不了决心。

继此之后，小说主要展现他与索尼娅和波尔菲里的思想上的“决斗”。波尔菲里长于观察和推理，他得知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警察局晕倒和他去作案现场拉门铃等情况后，联系到他的论文，断定他是凶手，苦于没有证据，再三使用攻心的方法拷问他，同时又不无同情地开导他。拉斯柯尔尼科夫虽然以挑衅的态度与他抗辩，但最后决定接受索尼娅的十字架还是由于波尔菲里的威逼和推动。

索尼娅是人类苦难的化身，是东正教信仰的体现者。她善良、单纯，为了救助家庭不惜沦落风尘。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自己成为杀人犯，同她一样是被迫的，他先后找她，吐露自己的罪行……他让她为自己读的福音书，正是读拉撒路复活的那一段，希冀得到精神上的“复活”。但他高傲而不信上帝，前两次见面时不愿听从索尼娅的劝告，最终才从她那里接受了原属于丽扎维塔的十字架，决心用苦难来赎罪。不过，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作家不能不感到主人公的这种思想转变十分困难：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亲吻大地、决心投案自首，并服刑很久之后，才因看到索尼娅送他的福音书而开始思考是否接受宗教信仰。作家在书末说，拉斯柯尔尼科夫逐渐走向新生将是另一部小说的主题。

斯维德里盖伊洛夫是作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衬托而出现的。这是一个卑鄙、残酷、无耻、淫乱无度的地主。他做过很多坏事，也杀过人，但他具有双重人格。他在自杀前，安排好了陷入贫苦绝境的马尔美拉多夫家的孩子们，给未婚妻留下补偿，在威逼杜尼娅的紧急关头时还是放走了她，而且他自杀纯系出于良心的谴责……一切都表明他心灵深处还有光明的一面。当然，尽管他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像他自己，他们两人在道德上相去还是甚远。作家把他作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第二个我”似难令人信服。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提高他“作为作家的声誉”的作品，有许多优点和特色。首先是结构严整，全书围绕主人公展开，没有枝蔓，情节环环紧扣，开展迅速；开篇的紧张气氛贯穿始终；其次，作为情节的很大部分不是事件，而是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与此相关的是大量的内心独白（作家曾拟采用第一人称）。全书贯穿着人物间的大量的精彩对话，其中以主人公和波尔菲里之间伴随着紧张心理活动的三次对话尤为精彩；其三，小说广泛地展示出那个时代俄国城市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如贫困、自杀、酗酒，等等，除个别例外，大多通过人物的见闻或谈话来表现，因而十分简洁，没有阻滞情节的进展。小说多处以梦表现人物意识和外部印象的合力下的潜意识活动。如关于驽马为铁棍击毙的梦，是表明他因计划用斧头去杀死老太婆而预感到恐惧和残酷而深深不安；他梦到沙漠中的绿洲清泉，表明他因在杀人问题上焦虑苦恼和外界的酷热暑气而渴望得到身心上的缓解……书中还采用意识流手法，最出色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自首前走过干草市场时的那一段意识之流，很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于投身车轮前经过街道时的那段广为人知的随外界印象而漂流的思路，而《罪与罚》的写作时间早于《安娜·卡列尼娜》十余年！

可以认为，《罪与罚》充分显示了艺术家—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它与《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作家创作中并峙的双峰。虽说这篇小说在哲理深度和广度上逊于后者，而其结构的严整似乎略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