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谢·列斯科夫是19世纪后半期活跃在俄罗斯文坛的著名文学活动家和作家，他的创作题材广泛，主人公囊括俄罗斯社会里的三教九流，其中又以表现性格各异、独具俄罗斯民族特色的底层普通百姓见长。除了小说创作以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在政治观点上，列斯科夫与当时的社会思想主流是背道而驰的，他坚决反对俄罗斯民主主义者以革命的手段更新社会生活的主张，坚持“牢固地站在民族和历史的土壤上”“和平地、按部就班地解决社会问题”，而对于他来说，“民族的、历史的土壤”就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很多知识分子极力排斥，甚至感到羞耻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却是道德价值标准的基督教信仰，与此认识相关，在俄罗斯上层社会宗教信仰危机的年代展现以正教信仰为根基的俄罗斯民族意识、挖掘俄罗斯人的宗教心理和民族性格、表现信仰和不信仰就构成了列斯科夫整体创作的基本主题。

生平创作道路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Лесков，1831年2月4日生，1895年2月21日去世）出生在位于俄罗斯中央黑土区的奥廖尔省，这个省是盛产作家和大师的地方。

列斯科夫的祖父是神职人员，祖母出身于商人之家，父亲是官员，母亲是贵族，这种复杂的家庭背景为作家形象生动地创作出身各异的未来主人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尔基指出：列斯科夫“对俄罗斯人民的认识不是从书本中学来的，而是生活中积累的，他极好地感受到了那种被称之为‘人民灵魂’的稍纵即逝的东西”。^〔69〕列斯科夫本人也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在乡下时……我的同龄人都是农民的孩子，我与他们心心相印。我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最为琐碎的细节都了解……从童年起我就毫不费力地了解百姓。”

在186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之前，列斯科夫对俄罗斯社会各阶层人的生活都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他先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过刑事犯罪科科长助理、征兵科科长、私人公司职员等，有机会接触大量的人和事，这些生活积累后来都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反映。

列斯科夫于6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都是表现普通百姓生活的，更准确地说，是表现犯罪主题的，但与当时的民主主义作家表现的同类主题不同，他不认为犯罪根源是百姓生活贫穷造成的，是对百姓进行经济压迫和剥削造成的，也就是说犯罪的根本原因不是物质层面上的原因，作家试图挖掘更深层的原因，试图从百姓的心理和宗教意识中寻找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列斯科夫与同样否定“环境吞噬了人”并力图表现人心中最隐秘“地下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到了一起。

两部曲短篇小说《强盗》（1862）和《在四轮马车上》（1862）是作家最早发表的作品，其中表现的就是普通百姓的心理和潜在的宗教意识。在前一篇小说中，讲故事人（农夫）以平淡的口气讲述了一个农夫杀死一个逃跑士兵的故事，从叙述人并不认为这桩杀人事件是犯罪的事实中可以看出，作家通过这个故事表现的正是俄罗斯未开化的农民性格中的自发性和行为的随意性；在第二篇小说中，讲故事人（农夫）叙述的是一个有关被打碎的、刻有《圣经·十诫》石碑的传说，与不认为杀人是犯罪的第一篇小说完全不同，在这里农夫为人们不能按照上帝的训诫生活而本能地感到痛苦和不安。通过这两部曲小说作家表明的是这样的态度：不能片面地评价俄罗斯百姓的精神状态，因为在其精神本性中，崇高与下流、纯洁与肮脏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一个俄罗斯人有可能“一时心血来潮”而杀人越货，同样这个人也可能“一时心血来潮”而抛弃一切物质财富、抛弃一切尘世羁绊，走上精神漂泊者的道路，在圣地之间的漂泊中度过数十年苦行僧的生活。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这一独特性，白银时代宗教思想家Н. 别尔嘉耶夫在多部著作中都提到过，他认为，俄罗斯人追求神圣性，对成为圣徒有无限的渴望，但如果渴望成为圣徒的俄罗斯人达不到这一目标，他就会宁愿堕落到底，成为相反的人，因此俄罗斯在向世界奉献出无数圣徒的同时也生产了无数骇人听闻的罪犯。同一时代的宗教思想家В. 罗赞诺夫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列·托尔斯泰与教会》中写道：“俄罗斯会出现这样的怪事：一个杀了旅伴的人在其口袋里找到一根香肠，如果那一天正好是守斋日、不允许吃肉的话，哪怕他饥肠辘辘，也绝不会违背教规去吃肉；……（俄罗斯人）可以在杀死新生儿之前给他戴上十字架，亦即使他成为信徒。其结果是：俄罗斯有许多圣徒，但诚实的、勤劳的、意识到自己的义务、诚心履行责任的人却很难碰到。”这位思想家认为，俄罗斯得以存在下去的支撑点是：“从老人到10岁的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神圣的正教之人’；每一个俄罗斯人都知道有‘这样的圣人’，还知道每个人都肯定有良心而害怕‘圣人’，因偏离这个理想而痛苦，并总是尽力向他回归，获得他。”^〔70〕列斯科夫的大多数艺术创作就是对上述认识最生动的诠释，其表现是他在1873年的随笔《拉多加湖上的修士岛屿》中谈到的俄罗斯百姓“与生俱来的信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信仰同时又缺少了自觉性，由于广大的俄罗斯底层百姓长期以来受教育程度极低，因此，在广袤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另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热爱无拘无束的自由——也常常会不受控制地冲破道德的界限而显现出来。

1865年，列斯科夫创作并发表了后来被拍成电影的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描写人如何沉迷于情欲并最终被毁灭的故事，而实际上，作家通过这个故事表现的仍旧是他一贯的主题：表现俄罗斯性格。在小说一开始作家就点明了这一主题：“有时我们当地会出现这样一些有性格的人，哪怕认识他们已经许多年了，但回忆起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时灵魂总是战栗的。商人的妻子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伊兹马依洛娃就属于这样有性格的人。”

小说女主人公23岁的卡捷琳娜出身于贫穷的农民家庭，五年前嫁给比自己大近30岁的丈夫自然“不是出于爱情或什么迷恋”，而是“别无选择”。她天生具有“热烈的性格，做姑娘时习惯于简单和自由”，而俄罗斯商人阶层的行为方式却“完全相反”，他们都是“严厉的人”，对坐卧起居等等生活细节都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丈夫和公公从早到晚忙着“自己的事”，而无所事事的卡捷琳娜就从早到晚“在每个空荡荡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个人从一个房间游荡到另一个房间”，“由于俄罗斯的乏味、商人之家的乏味”一边走还一边“打着哈欠”，“到处都一尘不染，到处都是寂静和空洞的，长明灯在圣像前闪耀着，而家里一点活的声响都没有，一点人声都没有”，她在“富裕的公公家里过了五年乏味的生活……而对于她的这种乏味没有人给予丝毫的关注”。这是小说第一章的内容，作家用凝练的句子极力渲染了女主人公乏味空洞的生活，而余下的全部14章就是描写因她与伙计私通而走上肉体和精神堕落之路的悲剧故事的开始、展开、高潮和结束了。只有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卡捷琳娜才终于想到了上帝的审判。

虽然列斯科夫不像Л. 托尔斯泰那样用大量的笔墨表现《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犯罪之后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他对卡捷琳娜·伊兹马依洛娃的行为没有一句直接谴责的话，但这部小说所表达的却是同样的主题，即犯罪并承受道德惩罚：“申冤在我，我必报复。”而且列斯科夫与托尔斯泰一样，他们都一致认为规范人的行为、改造社会的首要原则不是激进原则，而是道德原则，是“永恒的道德原则”，人一旦丧失了以基督信仰为根本的道德原则，人也就丧失了辨别善恶的基本能力，因此就必然跌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之中。

这种认识在他的长篇小说《走投无路》（1864）和《结仇》（1870—1871）中得到了更直接的体现。这是列斯科夫创作中少有的政治“倾向性”鲜明的作品，在这里列斯科夫不仅仅以作家的身份、而更主要的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出现，作品表达出他坚决反对那种否定一切道德原则的虚无主义立场，而在当时的俄罗斯社会思想领域，虚无主义的声音则是压倒一切的声音，从同时期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不过，即使在如高尔基所说的“人物几乎全是一些邪恶或可笑的丑八怪”的《走投无路》和“在所有方面都更可恶和恶毒”的《结仇》中，列斯科夫仍旧通过具有“崇高，甚至神圣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追求者拉伊涅尔和少女革命者安娜·斯考科娃探索的“永恒的道德原则”，体现出一种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表明他们是类似罗赞诺夫所说的俄罗斯“圣徒”和典型的苦行者。高尔基也正是这样评价《结仇》的少女革命者的，他认为：“这个人是工具，但这也是圣洁的人，可笑而美好的人”，这样“小小的伟大之人为了自己的爱而忍受苦难，这个快乐的伟大苦行者是我们这个充满‘片刻骑士’而极为缺乏永世英雄的国家中最优秀的人士”，因此，列斯科夫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极好地感受到了这些人并把他们出色地表现了出来”。

在作家以后的整个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苦行僧形象，或者从世俗角度看是“怪人”的形象在他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高尔基说得好：在《结仇》之后，“列斯科夫的文学创作立刻成为鲜艳的绘画，或者更准确地说，成为圣像绘画，他开始为俄罗斯创造一面圣徒和义人的圣像壁”，作家在为自己确立“为罗斯辩护，为使罪人喜悦而描绘可爱义人之圣像的任务”时不是“出于头脑，而是源于心灵”，因此那些“因爱生活的人们和迷人的尘世漂泊者”对于“不抱成见的、沉思的读者心灵”来说，是“如此美妙地贴近现实”，他们对于读者的心灵具有“生理上的可感性”。

被列斯科夫定义为“编年小说”并被高尔基称为“宏伟之书”的《大堂神父》（1872）就属于“圣徒和义人圣像画壁”中的一幅。最初作家给小说取的题目是《上帝之家》，后来改为《大堂神父》，这两个名词表达的是同一个主旨，如俄罗斯学者所言：“把俄罗斯作为圣殿和家的形象来塑造时，列斯科夫通过它艺术地体现出俄罗斯的民族理念——共同性理念。”^〔71〕而“大堂神父”中的“大堂”一词正是“共同性”的同根词。

从“编年小说”的定义中可以看到古代俄罗斯文学中使徒行传体裁作品的痕迹，作家也正是遵照这种体裁的基本叙述模式来塑造三个主要人物的：大司祭萨韦利有着正直诚实的灵魂，信守爱与仁慈的宗教道德原则，坚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对俄罗斯大地怀着深厚的爱之情，对于政府和教会残酷迫害旧礼仪派教徒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而这个“男性美的标本”与妻子之间相濡以沫的温柔爱情更是构成了小说最为动人的篇章，这一切都很容易让人想到俄罗斯最早的自传体小说的作者大司祭阿瓦库姆。哥萨克出身的助祭阿希拉的性格特点更为鲜明：表面上看他愚鲁、蠢笨，有一点可笑，也有一点狡猾，是“一截又长又粗的木头”，但从本质上说，作家通过他表现的正是俄罗斯大地之子的率直、豪放、无拘无束的形象。如果说萨韦利神父是斗士的话，那么第三个人物扎哈里亚神父却正好相反，就像作家直接点明的那样，他是“平和与柔顺的化身”，体现的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忍耐精神。

70年代末期到整个80年代，列斯科夫更是有意识地创作了九篇以“义人”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并在1889年结集出版。作家本人在题引和小说中间直接表明了创作该系列作品的宗旨：“没有三个义人，则无屹立之城”，这种认识无疑直接源于《圣经》；“义人在我们这里没有绝迹，并且也不会绝迹。人们只是没有发现他们，而如果凝神观察，则他们是存在的”；“如果有力量去容纳温暖其心灵、鼓舞其言语、指导其行为的崇高爱国精神，则这样的人是值得了解的，并应当在一定的现实情形中模仿他们”。作家在文集序言中指出：“不管我把目光投向何处，不管我问谁，大家都回答我说没见过义人，但却听说过有某些好人。于是我开始记录下来。我暗想，不管他们是不是义人，都应当把这一切搜集起来，然后弄清楚：‘这里究竟有什么超越了普通道义的界限’并因此‘我主神圣’”，也就是说，这些义人究竟以什么方式体现了上帝的大能。

列斯科夫就像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的真理探索者格利沙一样，只是他看到的不只是生活的苦难，还有在苦难中保持圣洁灵魂的“义人”。这九部小说中的“义人”分布在城市和乡村，他们中间有贵族、商人、农民、政府官员、军官、匠人、神职人员，等等。虽然这些作品在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使徒行传体裁作品的传统，体现并弘扬基督真理，但列斯科夫并没有像使徒行传的作者那样，把主人公理想化、图式化，他们都是极为普通的俄罗斯人，而不是宗教圣徒，他们身上蕴涵着优秀的品质，真诚地渴望献身上帝、为祖国效力、为他人服务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但与此同时，他们在生活中也会犯错误，会由于一时的心血来潮、愚昧和与生俱来的率性而误入歧途，惟其如此他们才更贴近真实的现实生活。

在该系列小说中最著名的是《着魔的漂泊者》（1873）和《左撇子》（1881）。小说《左撇子》塑造了一个其貌不扬、而且还斜眼的左撇子铁匠，但这个铁匠却身怀绝技并且深藏不露，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和虔诚的信徒。列斯科夫同意同时代评论家的一种认识，即左撇子是俄罗斯人民的象征，但他不同意迥然不同的另一种认识，即认为小说是贬低俄罗斯百姓或者讨好他们。从篇幅不长的小说中的确可以看到，作家表现的是一个普通俄罗斯人的生命原生态。这个连名字都没有而只有外号的铁匠偶然地被“塞上车”到了首都，又被俄国皇上偶然地派到英国，显示出俄罗斯工匠比英国同行胜过一筹的技艺，而他的死就更其偶然，这一系列偶然恰恰构成了当时俄罗斯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形态，即毫无怨言地接受命运，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并在这种无怨无悔中展现普通人建立在“与生俱来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崇高精神和纯洁灵魂。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列斯科夫指出，《左撇子》的主人公身上反映出俄罗斯“神话传说的特质和叙事诗的性质”，小说叙述的故事是有着“人的灵魂”的“叙事诗”。80年代末—90年代，作家创作了另一个系列的小说——“圣诞节期故事”，就主人公的特点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来说，它们与俄罗斯民间传说、古代的使徒行传密切联系在一起，这里有直接脱胎于民间文学中傻瓜形象的“小傻瓜”、魔法故事中的“师父”；有具有未卜先知能力的“游方艺人”，有柱头僧、修道院长老，而更多的是模仿古罗斯“劝善故事”中的虔诚信徒，这些人物不再停留于大多数“义人小说”系列中主人公消极忍耐命运的层面，而是通过自身的言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呼吁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履行“行动的爱”，在行动的爱中体现基督身上的关爱、仁慈、同情、宽容的训诲。不过由于作家的目的性和说教性太强，这些小说与“义人小说”相比，艺术性要逊色得多。

中篇小说《着魔的漂泊者》

中篇小说《着魔的漂泊者》是列斯科夫创作的“义人小说”系列中最杰出的一部，就主题思想、叙述结构、艺术表现手法来说，它最能代表作家的创作特点。

在叙述结构方面，作家采取了自己绝大多数作品一贯的叙述模式，通过讲故事人的叙述把整部小说的内容串联起来，只是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这里的讲故事人叙述的不是听来或亲眼所见的他人的故事，他讲述的是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此外，作家本人以听故事者的身份把整个故事及其他听故事者的提问和表现记录下来，同时发表个人感想，并对整个故事做出总结。

从主人公伊万·弗里亚金的经历来看，他在很多方面接近俄罗斯壮士歌、魔法童话的主人公，虽然弗里亚金最初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他一开口就以其非同寻常的言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因为他认为自杀者同样有权利获得上帝的眷顾和怜爱，这种看法是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他的一些具体行为也并不完全符合教规，但与列斯科夫许多小说中的俄罗斯人一样，他具有“与生俱来的信仰”。

小说一开始，读者看到的是：身着修士服、五十开外、个子高大、面孔黝黑、有一头深灰色浓密卷发的主人公，他是“完全意义上的勇士，而且是典型的、忠厚的、善良的俄罗斯勇士，他让人联想到维列夏金的杰出画卷和А. 托尔斯泰伯爵叙事诗中的俄罗斯勇士伊里亚·穆洛梅茨。他似乎不应该穿教袍，而应该骑着‘花癍马’、穿树皮鞋出现在森林中，懒洋洋地嗅着‘黑松林散发出的松脂和莓果的气味’”，而且，“尽管浑身上下透露出善良的朴实，但稍有观察力的人都可以发现，他是一个见过世面，即所谓‘阅历丰富’的人”。整部小说叙述的就是这个奇人的丰富阅历：出身农奴的他是母亲多年无子后向上帝“求来”的孩子，他一降生母亲就如同还愿一般去世了，与俄罗斯类似主题的壮士歌和魔法童话的主人公一样，他身怀绝技，他的绝技就是相马和驯马，他一生的经历也都与此密切相关，而且与那些主人公相似，他似乎天生与神签订了协议，注定命运的坎坷。这一坎坷命运以神奇的方式在他的梦里被预示出来：少年时他因为任性导致一个修士摔到马车车轮下死了，修士托梦告诉他，他被母亲许给了上帝，因此他应当成为修士，毕生献身上帝，他不相信，于是修士对他说：“我要以神迹使你确信，你将多次经历死亡遭遇，但却一次都死不了，直到你真正的牺牲来临，到那时你将想起母亲为你做出的许诺并成为隐修士。”

弗里亚金一生的遭遇恰恰印证了该预言的正确性，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生命考验之后，终于有一天他“想啊想啊，……突然就进了修道院”，不过他“深信出生时就被预先决定”的使命并没有把他留在修道院里，他的神圣宗教使命不仅仅在于以自我修行的方式献身上帝，而在于以个人活生生的浪子回头的例子，通过“行动的爱”宣扬基督精神，并且俄罗斯勇士的先天气质也使他不可能接受修道院围墙的束缚，于是他最终作为一个朝圣者在俄罗斯大地上漂泊、流浪，并听从自己灵魂的召唤，随时准备在他预见到的战争中为人民和祖国献出生命。

弗里亚金的生命历程是灵魂觉醒的过程，是他从预言中的奇人成为一个真正奇人的过程，他最终获得预言未来的能力就是这种奇异性的最高表现，如同作者在小说的最后一段总结的那样，“他的预言在时辰到来之前”是所谓“聪明人和理性之人”无法认识的，这些预言“只是有时启示给婴儿”，这一总结无疑为主人公添上了一道神圣的光环。弗里亚金以自己一生的遭遇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作家本人在俄罗斯人身上看到的“与生俱来的信仰”和“与生俱来的率性”，表现了前者如何最终战胜后者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无疑是作家认识中俄罗斯人民的象征和代表，而他最终的结局更是与俄罗斯民间文学中和许多作家创作中屡屡出现的、与民间文学形象有关的“人民真理”的探索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真理探索者往往在生活中不遵守严格的教规，但他们的灵魂甚至比严格履行教规的信徒更接近宗教真理。这不仅仅是该小说的主题，它更是贯穿作家全部创作的主线。

俄罗斯当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Д. 利哈乔夫院士有关列斯科夫创作的认识，对于深入理解其创作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在《论列斯科夫》一文中指出：“一些炸开传统的平静之流的创作个体时不时地会冲入文学史中。他们忍受不了……文学中的习惯性、‘好格调’，他们在自身周围营造出一种躁动的气氛，与职业的文学家们产生冲突，……并最终积极地促进着文学中的进步，扩大着文学的潜力，发展着文学的体裁体系，引入新的题材，丰富着语言。……列斯科夫就属于这样的作家。”他还认为，列斯科夫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文学体裁领域的探索”。^〔72〕他很多小说都附有副标题正是这种探索的外在表现，比如《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副标题是“随笔”，《阿列克塞·彼得洛维奇·叶尔莫洛夫》的副标题是“自传随笔”，《徽章学的雾》的副标题是“关于世袭外号的笔记”，《没落的氏族》的副标题是“家庭纪年史”，等等。从这些副标题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列斯科夫自觉地把小说创作的文学性与纪实性融合在一起。虽然从作家的选材中可以看出其兴趣所在，但其中仍表现出其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中立性，即他更多的是把现实生活事件叙述出来，展现俄罗斯普通百姓生活的原生态，尽量避免直接发表议论。利哈乔夫就作家创作风格的这一特点有着精辟的见解：列斯科夫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读者不把他的作品当成某种完成的东西，‘不去相信’身为作者的他，而是让读者自己深入思考作品的道德意义……以此呈现给读者自由，并使读者单独面对作品”，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外在而言‘文学小事’占主导地位的列斯科夫的作品集成为很大的、往往难以解决之本质问题的仓库”，因此，“高尔基正确地指出，这些问题与对俄罗斯命运的思考联系在一起”。^〔73〕

从列斯科夫的创作生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正是高尔基评价中的“极为独特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影响的俄罗斯作家”：在无神论和虚无主义盛行的时候，他更加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及其在俄罗斯文化和人民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在斯拉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把农夫理想化的时候，他的作品中反映的却是现实世界中更真实的农夫和更真实的罗斯，是潜在地具备“实现一切美德之能力”的“半饥半醉的百姓”，是“有着古老日常生活种种荒唐表现之本来面目”的神圣罗斯，正因如此，如高尔基所言，虽然“在每一个阶层和所有团体中都发现存在义人的作家得不到任何人的喜欢……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极端主义者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他政治上不可靠”，但是，“读着他的书，你会更好地感受到有着一切坏和好的罗斯，更清楚地看到混乱的俄罗斯人”，并且尽管“这个大作家就这样生活在公众和文学家视野之外，几乎到死都是孤独的，不被理解的”，但“如今人们才开始更加关注他，这正是时候，因为必须重新深入思考俄罗斯人民的问题，回到认识其精神的任务上去”，而“作为语言艺术家，列斯科夫完全有资格与Л. 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这样的俄罗斯文学创造者并驾齐驱”，因为“他对生活现象的抓取广度，对生活日常奥秘的理解深度，对俄罗斯语言的细腻知识常常超过上述的前辈和战友”。

列斯科夫是一个创作力旺盛的作家，19世纪末俄罗斯就已出版了他的12卷文集，不过由于他有意地拒绝文学创作的社会和政治倾向性，因而得到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以他同时代的评论家А. 斯卡比切夫斯基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列斯科夫是“才能中等的人”，而以А. 维金斯基为代表的评论家却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在作家的创作中发现的是“独立的思想，对善与真理的爱，心理分析不同寻常的力量以及在作品形式和内容方面表现出的崇高创新性”。^〔74〕同样因为其作品中浓厚的宗教色彩以及缺少政治倾向性，列斯科夫在苏联时期比较受冷落，但近年来他的创作却越来越引起俄罗斯学术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喜爱，所有新版的俄罗斯文学史都为列斯科夫设立了专章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