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亚·冈察洛夫是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生平创作道路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冈察洛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нчаров，1812年6月18日生，1891年9月27日去世）生于西姆比尔斯克的一个富商家庭。作家7岁丧父，他的童年教育是在贵族特列古波夫照管下完成的。青少年时期，冈察洛夫开始接触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思想。与此同时，伏尔加河流域的现实生活给未来的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生活素材。冈察洛夫先后就读于私立寄宿中学和莫斯科商业学校。在莫斯科商校，冈察洛夫逐渐对欧洲和俄国的文学作品发生兴趣。通过阅读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及其诗歌作品，冈察洛夫确立了从事文学写作的志向——由此文学创作成为了冈察洛夫的“使命”和生活的“激情”。

1831年，冈察洛夫考入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莫斯科大学自由的学术风气和开放的思想氛围对未来作家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校期间，他翻译了法国作家欧日尼·许的小说《阿达-居勒》的片断。

1834年，冈察洛夫大学毕业回到了故乡西姆比尔斯克。一年后，冈察洛夫赴彼得堡在外贸部供职。其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广泛阅读和从事文学创作。冈察洛夫还与Н. 迈科夫的艺术沙龙建立联系，通过沙龙活动结识了文学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这一切为作家文学志趣的培养、为作家进入文学界提供了条件。

在文学创作初期，冈察洛夫创作有中篇小说《癫痫》（1838）、《因祸得福》（1839）和部分诗作。须强调指出，中篇小说《癫痫》和《因祸得福》的艺术形象和创作手法在以后的《平凡的故事》（1847）和《奥勃洛莫夫》（1859）中得以丰富和发展，因而预示着冈察洛夫代表性创作的总体构想。

1842年，冈察洛夫完成小说《伊凡·萨维奇·波得查波宁》，并于1848年发表。这部作品初步显示出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

1844年到1846年两年间，冈察洛夫潜心创作其代表性作品——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1846年作家结识别林斯基，后者反对专制、农奴制的政治理念对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1847年《平凡的故事》在《现代人》上发表，并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随后，冈察洛夫又完成了《奥勃洛莫夫》中的《序曲》、《奥勃洛莫夫的梦》，这再次为作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1856年，冈察洛夫出任俄国国民教育部首席图书审查官。4年期间，在他的帮助下，《猎人笔记》、《莱蒙托夫全集》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得以出版。

1858年冈察洛夫出版了关于“东方之行”的长篇随笔《战舰巴拉达号》。这部随笔对殖民统治下的亚洲各国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给予了深刻的批判。50年代末，由于政治观点分歧，冈察洛夫与屠格涅夫、Л. 托尔斯泰等人一起退出了《现代人》。60年代冈察洛夫主持官方主办的《北方蜜蜂》，与Д. 皮萨列夫展开论战。1869年，冈察洛夫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悬崖》在《欧洲导报》上发表。

70年代，冈察洛夫开始从事文学评论。其中，以评论格里鲍耶陀夫《聪明误》的文章《万般苦恼》（1872）最为著名，它全面阐述了作家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另外，关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以及普希金、Л. 托尔斯泰的评论文章也颇具见地和价值。其较为著名的评论短文、随笔还有：《迟做总比不做好》（1879）、《文学晚会》（1880），等等。这一期间，赞同“自上而下”改革俄国社会的冈察洛夫在社会、政治和艺术使命等问题上，与别林斯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派发生分歧。

冈察洛夫晚年身体状况欠佳，孤身独处，但仍坚持文学创作，直到生命垂危。1891年9月27日，冈察洛夫于彼得堡逝世。

冈察洛夫的三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和《悬崖》为其代表性作品，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中重要的小说作品。

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于1847年在《现代人》上连载。《平凡的故事》探讨了“真正劳动”的问题，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俄国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特别是社会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历经的变化。在此，浪漫主义的审美理想逐步为现实社会的“实用主义”和“进取精神”所取代，从而最终走向破灭。

亚历山大·阿杜耶夫出生于改革前的俄国乡村。从童年起，他便生活无忧，备受宠爱。多情善感的内在气质促使他耽于幻想，梦想成为一名诗人。20岁那年，阿杜耶夫告别家乡前往京城彼得堡，计划在那里大展宏图。然而，现实中的彼得堡与小阿杜耶夫的想象却大相径庭，就连自己的叔父老阿杜耶夫也对他态度冷漠。在诗歌艺术问题上，叔侄观点对立：小阿杜耶夫将自己的诗作视为瑰宝，而叔父则视之为敝帚。随后，小阿杜耶夫遭受了一系列挫折，特别是饱受了失恋的痛苦。在彼得堡经历的一切使得小阿杜耶夫的浪漫主义幻想归于破灭。他由此得出结论：在生活中诗歌和鲜花凤毛麟角，人生只不过是一场虚无。于是，他在绝望中烧毁了诗稿，弃绝旧日的生活。小阿杜耶夫返回故里，但身经城市文明熏染的他现在已经无法适应乡村田园生活。一年之后，他再次雄心勃勃地来到彼得堡，希望大有作为。现在的小阿杜耶夫和过去的他已是判若两人：他抛弃一切浪漫幻想，开始了一种“真实的”生活。最后成为追逐功名、惟利是图的“现实的人”。

《平凡的故事》通过对庄园贵族青年的个人成长道路的描述，展现了贵族传统文化和城市文明之间尖锐的冲突。冈察洛夫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揭示了基于宗法制农村价值观的文化幻想必然为城市化文明所取代的残酷历程。在具体层面上，老阿杜耶夫属于处在俄国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新兴资产者形象，他以其务实进取、惟利是图的生活理念颠覆了小阿杜耶夫传统的生活观念，从而对庄园文化所依赖的农奴制基础提出了质疑。须指出，冈察洛夫虽然通过主人公的“转型”以及转型后所获得的锦绣仕途和巨大财富这一事实揭示俄国近代化过程价值选择的一种必然趋势——田园诗文化价值的没落和城市文明的崛起，但是作家在描述这一趋势的整体过程时，并未给出终结的价值判断。

在艺术结构方面，《平凡的故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人物对话的建构。通过“对话”的展开揭示出人物形象之间（特别是老阿杜耶夫和小阿杜耶夫之间）在世界观、人生观等层面的冲突和对立，从而为人物性格的展示和小说情节的展开提供出话语前提。

冈察洛夫于1869年完成了长篇小说《悬崖》。作家在40年代末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最初命名为《艺术家》），在近20年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悬崖》揭示了在宗法制庄园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的条件下觉醒与反叛的主题。

《悬崖》主要展示了两位年轻人的心路历程。主人公莱斯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庄园马林诺夫卡。这座紧邻伏尔加河的庄园，布局完美、风景宜人。庄园里住有莱斯基的祖姨和表姐薇拉。莱斯基对薇拉一往情深，而性格刚毅、情感独立的薇拉却对浪漫主义幻想家莱斯基毫无兴趣。薇拉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结识并爱上了流放政治犯、“虚无主义者”马克。马克信仰唯物主义，其思想活跃，行动果敢。在两人的交往中，薇拉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她不能容忍马克的任性和固执，特别是对爱情、婚姻责任的认识；而另一方面却又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最后，薇拉和马克不得不分道扬镳。经过一场失败的恋爱，薇拉身心交瘁，随后嫁给了成功的新兴资产者、年轻实业家杜新。

莱斯基从小生活在马林诺夫卡。莱斯基博览群书，且禀有艺术天赋。但他缺乏社会责任感，并没有成就事业的毅力。他的所受教育和生活方式使他远离生活实际而徒有幻想，他最具感召力的行动则是富有激情但却空洞无物的演讲。因此，他最后必然在事业和爱情上遭受双重的挫折和失败。

相形之下，薇拉的觉醒和反叛则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俄罗斯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典型。薇拉执著于信念，并且付诸于行动。薇拉在恋爱问题上的觉醒、反叛以及表现为外在行动的“选择”——对马克和杜新的两次选择——可以归结为一种价值判断。薇拉对生活伴侣的选择，实质上是对自己理想和信念的践行。她对马克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对莱斯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否定，二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弃绝。而与马克的分手转而同杜新结合——这一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则表现出她的独立自主的品格与历史性的统一，同时揭示出对“传统”宗法制生活准则和新兴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认同。

《悬崖》的出版在文学界和批评界引起了重大反响。分属不同派别的批评家，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给这部作品以不同的评价。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莫衷一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评论认为，这部作品丑化了革命者的形象，而自由主义评论则批评作家没有真实把握贵族知识分子现实。在艺术方面，《悬崖》情节设置的戏剧性、娴熟的心理描写以及女性形象的个性化可以视作60年代小说的艺术典范。

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

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创作始于40年代，直至1859年才告以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条件下俄国贵族青年——“多余人”的生活现实，标志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多余人”形象的终结。

《奥勃洛莫夫》真实、细致地描述了主人公伊里亚·奥勃洛莫夫的生活现实。奥勃洛莫夫是一个生活在京城彼得堡的贵族青年。他善良、温和，具有良好的教养。奥勃洛莫夫坚持认为“工作是一种责罚”，所以他整日无所事事，躺在一张沙发床上，“就是在梦中也想着睡觉”。他既不操心自己的衣食住行，也不关心自己领地的事务。他所有时间都耽于“美丽的”幻想，担心生活中的任何变故破坏他“安定的”生活。

奥勃洛莫夫的朋友希托尔兹是一位企业家。他精力旺盛，富有进取精神。希托尔兹鼓励奥勃洛莫夫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希望借此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但后者却借口自己缺乏意志和能力加以拒绝。希托尔兹出国前夕把奥勃洛莫夫引荐给年轻、活泼、充满热情的奥尔迦。从此，奥勃洛莫夫每天同奥尔迦会面，不久便坠入爱河。而奥尔迦也想通过爱情去感染奥勃洛莫夫，使他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在爱情的感召下，奥勃洛莫夫“行动”起来：与奥尔迦一同郊游，欣赏戏剧、音乐，阅读各种书籍，管理领地事务。然而好景不常，奥勃洛莫夫很快就厌倦了所有事情，甚至认为恋爱艰辛难当。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作出结婚的决定。但是，面对繁琐的婚前准备和即将开始的婚姻生活，奥勃洛莫夫内心十分矛盾，他一再推迟婚期。奥勃洛莫夫的表现让奥尔迦感到绝望，她逐渐认识到改变奥勃洛莫夫的生活方式实属幻想。于是，她离开了奥勃洛莫夫。奥尔迦与奥勃洛莫夫分手以后去了巴黎，在那里与希托尔兹恋爱、组成家庭。而奥勃洛莫夫则在房东太太普希尼钦娜的帮助下，回到了以往的死水般平静的生活。不久以后，他与房东太太结婚，并生有一子。奥勃洛莫夫的生活一如既往，最后寿终正寝。

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揭示了主人公赖以生存的俄国社会现实的特质——40和50年代农奴制改革以前整个国家充斥着愚昧、落后，停滞守旧和缺乏生机。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大多精神贫乏，无所事事，整天沉溺于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作品将主人公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置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上，以此说明其性格完形后的诸多特征所具有的历史内涵。奥勃洛莫夫最典型的性格特征是行动的惰性——它是以空间的局限性和时间的静止性为表征的。在小说中，这一空间被夸张为咫尺之长的沙发床，而时间则更多表现为对阶段性观念的“坚守”。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形成源自社会期待的影响和模塑，在某种程度上则是贵族式“教育果实”。童年的奥勃洛莫夫不乏一般孩童的行为能力和思维能力。然而，社会对“未来贵族”的期待，使得他享受与生俱来的“天然特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所用心复无所事事。

在此，“另一个样子的生活”被合法地否定了，而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另一种可能也被合法地扼杀了。从此，奥勃洛莫夫便在社会认知和行为能力两个方面都出现了“空白”或“缺省”。

奥勃洛莫夫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典型人物，其全部性格包含有复杂、矛盾的两重性特征：一方面，由于奥勃洛莫夫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拒斥，包括与体力劳动、日常社交和公职业务等脱离，他的生活自然也摆脱了现实社会中相互倾轧、惟利是图、尔虞我诈，甚至是等级观念的侵淫，因此在他身上仍保留有纯真的情感，善良的品格，以至于对于“光荣和梦想”的激情。而另一方面，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奥勃洛莫夫由于脱离社会生活而致的社会认知和行为能力的“空白”或“缺省”则标志着一代青年“知识精英”的毁灭。

奥勃洛莫夫的“行动惰性”拒绝爱情、婚姻带来的“动乱”。他的“行动惰性”及其深层心理，使得他在面临来自奥尔迦的炽热恋情时，也无法改变自身、走出决定性的一步——告别沙发床，进入人类正常的社会生活。至此，奥勃洛莫夫通过拒绝爱情、婚姻的方式再一次拒绝进入生活，从而完成了其性格的最后建构。如果说奥勃洛莫夫的“多余人”前辈们还具有其“行动”（包括行为和话语两个层面）的话，那么，奥勃洛莫夫这一“多余人”形象则宣告了“行动”的终结，也宣布了“多余人”的消亡。几代“多余人”形象作为社会另类声音在奥勃洛莫夫这里归于静默，也直接导致了这一社会“合法性”的存在，此即这一社会的双重危机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奥勃洛莫夫》基于审美价值的认识意义则是独特的。

希托尔兹作为奥勃洛莫夫的对立性形象而出现。这一新兴资产者信奉“生活即劳动”，他将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行动”。也正是借助他的“行动”，奥勃洛莫夫的惰性获得了可持续性——这是现实生活逻辑的悖论。这种悖论还在于奥勃洛莫夫的生活蕴涵有某种“诗意”，而希托尔兹则代表“行动”及其速率。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现实基础，希托尔兹这一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作家观念的传声筒而存在。

在《奥勃洛莫夫》中，女性形象奥尔迦则并非作为奥勃洛莫夫的对立性形象存在，她的存在与其说是文本对结构特性的需要，不如说是对俄国社会资本化初期女性独立性地位和道路的探求。在小说中，奥尔迦首先是作为“拯救者”出现的，她对奥勃洛莫夫正面品质的发现、冲破世俗阻力对爱情的选择，这本身则凸现出她在认识和情感方面的独立和自觉。在此以后，奥尔迦又主动放弃这场“爱情”游戏，则同样表现出她对奥勃洛莫夫劣根性的独立判断。须指出，奥尔迦的道路探求并未终止于与希托尔兹的结合，因为她“感到有些混乱而模糊的问题”，那么，“往哪里去呢？”

在《奥勃洛莫夫》的艺术风格方面，“典型化”手法是《奥勃莫洛夫》最具代表性的风格。奥勃洛莫夫封闭和停滞的外省庄园生活及其生活方式即是奥勃洛莫夫性格形成的起点。在这部长篇小说第一部《奥勃洛莫夫的梦》中，作家运用环境描写、人物对话和场景转换等一系列手段展现了主人公性格成长、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从而最终完成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与此同时，这一典型人物的成长史无疑从反面揭示出造成其“典型性”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基础、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的诸多“典型性”危机，从而获得了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小说，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为文学史提供了“多余人”的终结者形象，而体现主人公性格特征的“奥勃洛莫夫性格”则成为跨时代的社会心理指称——消极、惰性、冷漠、颓废和不思进取。由此可见，《奥勃洛莫夫》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而且在精神史上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综上所述，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创作标志着19世纪中期俄国小说创作的杰出成就。他对长篇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结构等方面的探索和深化，为小说创作的繁荣提供了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