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伊·谢·屠格涅夫
（1818—1883）

俄罗斯文学“三巨头”之一的伊·谢·屠格涅夫是俄罗斯第一位获得欧洲声誉的杰出作家，他的具有鲜明俄罗斯特点的创作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同时又闪耀着人性的光彩，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为俄罗斯文学走向欧洲乃至于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生平创作道路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年10月28日生，1883年8月22日去世）出生于俄罗斯中部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个性情温和的退职军官，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则是个脾气暴躁的农奴主。屠格涅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他家的庄园斯巴斯科耶-路德维诺沃度过的。母亲的专横和暴戾给少年时代的屠格涅夫留下阴暗的回忆，而父亲的温文尔雅也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后来屠格涅夫在自己的作品《木木》和《初恋》中分别写到了他的母亲和父亲。

1827年屠格涅夫全家迁居莫斯科。1833年屠格涅夫进莫斯科大学学习，一年后他转入彼得堡大学。1837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言专业。1838年屠格涅夫去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1841年回国。还是在大学时代，屠格涅夫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写过一些诗歌作品，并创作了诗剧《斯捷诺》。

1843年是屠格涅夫生活史和创作史上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屠格涅夫出版了长诗《帕拉莎》，这是他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大型作品。屠格涅夫因这部长诗结识别林斯基，并得到别林斯基的赞赏。这对屠格涅夫一生的创作都有重要的意义，诚如作家后来所说的，别林斯基与他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是自己的“全部信仰”。也是在这一年，屠格涅夫结识了法国著名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并终生与她和她的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这也是屠格涅夫长年侨居在国外的主要原因之一。

1847年，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随笔作品《霍尔与卡里内奇》，获得他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于是他便一发而不可止地写作了20余篇这样的随笔作品，在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猎人笔记》，它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巨大的文学声誉。

与此同时，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一系列戏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食客》、《乡村一月》等，这些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抒情心理剧”的作品虽不是屠格涅夫主要的文学成就，但当年俄罗斯剧坛正处于萧条时期，所以它们在当年确有某种填补空白的意义，从而在俄罗斯戏剧史上占有一席位置。

1852年果戈理逝世，屠格涅夫不顾当局的禁令，发表了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当局便以违反审查条例的罪名逮捕了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在彼得堡拘留了一个月后，被遣送到原籍斯巴斯科耶由当地警察机关看管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这期间，屠格涅夫完成了著名的反农奴制中篇小说《木木》。1853年他获准返回彼得堡，进步文学界为他重获自由举行了欢迎会。

从50年代起，屠格涅夫的创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小说领域。他先在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塑造出他所熟悉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像《多余人日记》、《僻静的角落》和《阿霞》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在俄罗斯文学中，所谓“多余人”这一专用名词就是在《多余人日记》发表后才广为流传的。《阿霞》问世更是引起批评界的注目，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专门为这个中篇写了长篇论文，这就是在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的论文《幽会中的俄罗斯人》。在这篇论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称《阿霞》为当时文坛上的“几乎是唯一的优秀之作”。

后来，他用更大型的形式即长篇小说进一步深化贵族知识分子的题材，创作了著名的《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60年代初期，屠格涅夫的创作达到高峰，创作出《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他把笔触从贵族知识分子身上转移到平民知识分子身上，表现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趋势，传达出时代的要求。这两部作品的问世在社会上激起巨大的反响，引起激烈的论争，其激烈程度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屠格涅夫还创作出中篇名作《初恋》。

60年代后期，屠格涅夫长年居住在国外。这期间他结识了许多外国著名作家，他与法国作家如乔治桑、福楼拜、都德、左拉和莫泊桑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他向西欧介绍俄罗斯文学，特别是介绍普希金和Л. 托尔斯泰的作品。60年代，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烟》（1867）。

70年代，屠格涅夫定居法国。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所谓“回忆的中篇”，如《草原上的李尔王》、《普宁与巴布林》和《春潮》等。1877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远离俄罗斯祖国的屠格涅夫在病榻上写就了83篇散文诗作品，表达了他暮年的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说，《散文诗》是屠格涅夫整个生命和艺术的绝唱，是一部“天鹅之歌”。

屠格涅夫于1883年8月22日病逝于巴黎。根据作家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俄罗斯，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墓地的别林斯基墓旁。

《猎人笔记》和长篇小说

1847年《现代人》第一期上，刊载了屠格涅夫的一篇随笔《霍尔与卡里内奇》，编者还在题名下加上了“摘自《猎人笔记》”的副标题。这篇作品发表以后，获得巨大成功，读者纷纷给《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写信询问，《猎人笔记》续篇何时刊出。这是屠格涅夫始料不及的。别林斯基读完这篇作品以后，立即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根据《霍尔》来判断，您的前途无量，这是您的形式，《霍尔》为您成为未来的卓越作家指明了方向。”这篇作品的成功给屠格涅夫以巨大的鼓舞，他又继续为《现代人》写《猎人笔记》。从1847年到1852年，他陆续写了22篇，并由《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冠以《猎人笔记》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猎人笔记》以进步的思想内容、动人的艺术力量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得到俄罗斯进步舆论界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赫尔岑都著文赞扬《猎人笔记》，他们把《猎人笔记》的问世看作文学界的重大事件。根据作家自己回忆，有一次他在一个小火车站遇见两个青年农民，当他们很有礼貌地问明他就是《猎人笔记》的作者时，便脱帽向他致敬，其中一个还说以“俄罗斯大众的名义”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

但《猎人笔记》的发表和出版也触怒了沙皇政府和地主阶级。沙皇政府的教育部长秘密上书沙皇尼古拉一世，称“《猎人笔记》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后来批准《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的检察官也被撤职。

作为一位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创作道路可以说是从《猎人笔记》开始的。

翻开《猎人笔记》，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霍尔与卡里内奇。这是两个农奴，他们住在卡路格森林的深处，过着较为独立的生活。这两个人性格不同，但却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以各自的美好品质和才干吸引着我们。霍尔身材矮小，但很壮实，秃头，长有一副老头儿面孔，“很像苏格拉底”。他一举一动都表现出自信和自尊，同时又精明能干，讲究实际，善于营生；他住在树林的沼泽地里，可以远一点避开地主老爷的耳目；他埋头苦干，靠自己的力量盖起了一幢木房子，生养了十个身强力壮的小霍尔，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还积攒了一些钱财；他不但关心周围的事情，还关心政治和世界；他虽是一个农奴，但表现出惊人的独立性，能驾驭自己的全部生活。屠格涅夫借猎人之口说在与霍尔谈话时令人想起彼得大帝，这种话的含意很深。与霍尔不同，卡里内奇却是另一种性格的人，用作者的话来说，他是个理想家、浪漫主义者。他身子很瘦，不像霍尔那样壮实；他没有家小和家业，无牵无挂，日子过得马虎但满意；他热爱大自然，性情也像大自然一样淳朴和充满诗意，常常采些鲜花送给好朋友霍尔；他拥有多方面的才能，唱歌、弹琴、会读会写、会念止血咒、会治病，精通一般人很难学会的养蜂——他虽是一个农奴，但在主人面前毫无半点奴颜婢膝之态。

在残酷的、窒息人性的农奴制度之下，俄罗斯农民中竟然会有霍尔与卡里内奇这样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但又互相补充，体现出俄罗斯农民卓越的创造才能和美好的精神境界。这不仅是生活的真实，也是屠格涅夫进步的思想立场和敏锐的艺术眼光的反映。屠格涅夫就是这样怀着对农奴制的愤恨和对农民的同情，在以后一篇篇的“笔记”中唱出了一曲曲俄罗斯农民的赞美歌。而作为《猎人笔记》首篇、也是最出色一篇的《霍尔与卡里内奇》，则为这一曲曲旋律定下了基调。

自然，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在某些篇章里也描写了农奴制度下俄罗斯农民的悲惨境遇，对农奴制具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作用。在《猎人笔记》中，一方面是俄罗斯农民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创造力量；另一方面是他们又处在被奴役和被摧残的无权地位，这种极不相称和极为矛盾的状况“显然地证实农奴制的不可不废”（瞿秋白语），屠格涅夫就是这样在艺术描写中巧妙、含蓄，但又有力地表现了他的反农奴制思想。

在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中，一般认为前四部即《罗亭》、《贵族之家》、《前夜》和《父与子》代表了作家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从思想和艺术的统一而言，《父与子》则更具代表性。

《罗亭》创造出40年代俄罗斯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40年代是俄罗斯社会最黑暗的时代，同时又是继十二月党人之后的第二代贵族革命家和进步贵族知识分子成长的时代，一方面，残酷的尼古拉政权镇压了十二月党人之后在全社会制造白色恐怖，公开的抗议和反抗几乎不具备任何可能性；另一方面俄罗斯思想界又处在最为活跃的时期，而莫斯科大学又是当时思想界的中心，著名的“斯坦凯维奇哲学小组”（又称“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巴枯宁”哲学小组）则是中心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俄罗斯贵族革命家乃至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摇篮。可是由于政治的黑暗，40年代的文学处于一种“萧条时期”，在对当代社会情绪和进步知识阶层的表现和反映上几乎是个空白。

《罗亭》填补了这个空白。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在著名的论著《俄罗斯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谈到“哲学小组”时写道：“谁要是打算对他们高贵的集会作几分钟回想，让他去读一读《罗亭》中列兹涅夫关于他的青年时代的故事，以及屠格涅夫君这个中篇小说的奇妙的结局吧。”屠格涅夫自己也说他在创作《罗亭》时，“斯坦凯维奇形象一直在我眼前闪动”。而罗亭这一人物，一般认为作家是以巴枯宁为原形塑造出来的，屠格涅夫后来也承认：“我在罗亭身上相当忠实地表现了他的影子。”不过，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高尔基语）。

一般认为，罗亭是个“多余人”，或者说是继奥涅金和毕巧林之后的一个新的“多余人”。应该指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个正面人物系列，如果说他们因社会的黑暗和个人方面的种种弱点无法实现其理想和抱负而对社会成为“多余”，那么恰恰是他们在理想幻灭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奋争和反抗精神，以及所体验的苦闷、彷徨、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等种种思想情绪，对社会、对后世是一份优秀的遗产。而在这样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中，屠格涅夫通过罗亭形象所奉献的那一份尤为引人注目。

罗亭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言语和行动的矛盾，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小说的第三章，当罗亭一出现在拉松斯卡雅的客厅时，就以其丰富的思想和闪光的语言一下子吸引住了在场的所有人。他满怀激情地谈论着人的崇高使命、科学和教育的意义、自我牺牲精神以及诗歌和音乐中的美，顽固的怀疑主义者毕加索夫在他有力的驳斥下狼狈而逃，家庭教师巴西斯托夫被罗亭火热的思想激动得彻夜不眠，而贵族少女娜达丽娅的心中也被掀起巨大的波澜。自然，罗亭的“演讲”也遭到保守派的嫉恨。作为一个宣传家，罗亭是成功的，他的思想和语言点燃了青年人心灵中的热情和希望。可作为一个行动者，罗亭是一个失败者。他不知道如何去行动，他所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成功：他起初帮助一个地主在领地里实行改革，后来打算疏通一条不能航行的河流，最后又当了一名教员想进行教育改革，但这一切都完完全全地失败了。用罗亭自己的话来说：“我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自己站不住脚跟。我始终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只要碰到第一个阻碍——我就完全粉碎了。”可作为40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罗亭是否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空谈家和失败者呢？在作品的结尾，就连一向对罗亭十分冷漠的列兹涅夫也承认：“说一句有益的话——这也是做了事情。”高尔基说：“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群众没有认识自己的任务——我们便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之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为有益的人物，不，罗亭并不是可怜虫，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他却是一个适时的而且做了不少好事的人物。”

《贵族之家》的主人公拉甫列茨基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余人”。自然这个人物与奥涅金和毕巧林相比，仍要高出一头。这是一个正直、善良而又软弱的人。在思想上，他没有罗亭的那种敏锐的激进，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还是深厚的。作品中的贵族少女丽莎是一个动人的女性形象，屠格涅夫通过拉甫列茨基与丽莎的爱情悲剧的描写，为俄罗斯贵族阶级的衰落唱了一曲挽歌。

从《前夜》起，“以往的英雄”——贵族知识分子——已被作家放弃，而代之以新的人物即平民知识分子。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在以往的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自然，在《前夜》中，旧的人物也没有消失，如舒宾和伯尔森涅夫等都是颇有才华和学识的人，在一定意义上都可属于“以往的英雄”之列，但是在“新人”英沙罗夫面前，他们一个个都相形失色，甚至还有些“自惭形秽”。《前夜》的题名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当时农奴制改革正处在前夜时期，屠格涅夫选用这样一个题名，显示出他对社会改革进程敏锐和准确的把握。不过就作品具体的艺术描写而言，作家在题名中所寄寓的真正的意义恐怕还主要是“新的人物或英雄”出现的“前夜”。

《父与子》的故事也不复杂：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应同学阿尔卡狄的邀请到他家的庄园——马利因诺村——度假，受到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在乡下，出身农家的巴扎罗夫平易近人，谈吐不俗，见解独到；他热衷于科学实验，富于否定精神。很快地他就得到当地农民、家仆和孩子们的喜欢。但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基尔沙诺夫却对这个青年人很反感。于是在他们之间经常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又常常涉及到社会制度、人民、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在争论中，巴扎罗夫屡占上风。不久，在一个舞会上，巴扎罗夫认识了一个美貌的女地主奥津佐娃，并向她表白了爱情，但遭到奥津佐娃的拒绝。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导致了巴扎罗夫与巴威尔的一场决斗，在决斗中巴扎罗夫又占了上风，把巴威尔打伤。第二天，他便离开了阿尔卡狄的家，回到年迈的父母的身边。在一次为邻村的伤寒病死者作尸体解剖时，巴扎罗夫不慎割破手指感染病毒而死。小说以巴扎罗夫的父母为儿子上坟的场景结束。

作品展示的是两种社会力量即革命民主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也就是“子辈”与“父辈”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斗争。前者的代表是巴扎罗夫，后者的代表是基尔沙诺夫兄弟，特别是巴威尔。

巴扎罗夫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历来有关《父与子》的激烈争论大都是围绕这个艺术形象展开的。在这个“祖父种过地”的平民知识分子身上，屠格涅夫真实地表现出许多平民知识分子的特征，如对俄罗斯现存秩序的激烈的否定态度，对贵族偏见的蔑视，在思想和感情上与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重视科学实验，等等。作家对巴扎罗夫的态度也是肯定的，让他在所有方面都压倒了贵族阶级中的佼佼者巴威尔。屠格涅夫后来谈到《父与子》时说：“我整个中篇小说是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他选用巴威尔和巴扎罗夫来对垒并处处败北，绝不是无意的，作家的肯定和赞扬是倾注在巴扎罗夫身上的，这一倾向性在作品中十分清楚。

屠格涅夫在巴扎罗夫身上也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如崇尚感觉、贬低理论、否定艺术等。有人认为，屠格涅夫是把巴扎罗夫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来写的，认为作家写了上述这些弱点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歪曲甚至攻击。其实从巴扎罗夫的主要性格特征看，他发表某些不无偏激的言论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顺理成章的。屠格涅夫的描写不但没有损害这一艺术形象，反而增强了这个人物的真实性。

巴扎罗夫的猝死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多少也显露出人为的痕迹。这与作家的思想局限有关系。屠格涅夫能够在生活中发现并创作出巴扎罗夫这样的“新人”，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终究不知道或不明确巴扎罗夫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他把他搬上了舞台，却不知道让他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动作。他只得像处理《前夜》中的英沙罗夫那样，也让巴扎罗夫早死，并且在巴扎罗夫的坟前，再次吹响宿命论的哀音。这些不能不说是作家思想局限所导致的结果，尽管这与作品的艺术形象所显示出来的高度的思想意义和巨大艺术力量相比，还只是次要的方面。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集中地体现了他创作的艺术特色。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敏锐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发展的新动向，被誉为19世纪40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

在俄罗斯小说家中，屠格涅夫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的长篇小说被公认为典型的社会心理小说。他以其独特的心理刻画展示出他笔下人物的心路历程，描绘出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善于捕捉人物内心的瞬间变化，以描写“心理活动的结果——人物的行动”，卓有成效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一独特的手法既不同于Л. 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又见异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挖掘”。

在世界文学中，屠格涅夫以抒情大师而著称。他作为小说家却不愧为抒情诗人，而作为抒情诗人，却又是现实主义者。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既有对生活的细致而精确的“写实”，又弥漫着浓郁的诗的氛围。无怪西方人把他的现实主义称之为“诗意的现实主义”。

作为小说家，屠格涅夫的另一个主要特色就是简洁。他的长篇小说，人物虽不多，但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有的互相对照，有的互相补充，有着举一反三的作用。他的长篇小说，情节虽都不复杂，而且发展迅速，通常都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完成。他从不去有意制造“奇遇”，但他的作品却并不会因此而显得枯燥乏味，“永远像一封没有拆开的电报一样令人兴味盎然”。他的语言精美、准确而又简洁，在文体的精致上，俄罗斯作家中几乎无人可与他相提并论。列宁在提到俄罗斯语言大师时，总是把他摆到首位。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为俄罗斯和欧洲的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他的长篇小说“属于俄罗斯文学中最浓缩、最紧凑的长篇小说之列”。它以“中篇”的篇幅承载着一般长篇的分量，以必不可少的“前史”插叙和“远景”展示，替代了一般长篇小说中占较大篇幅的有关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过程描述，以心理和情感的瞬间的集中显现和渲染，折射出人物的精神和道德面貌，以含蓄的暗示、抒情的“传染”调动起读者的积极“介人”，在家庭的框架中表现出历史的和社会的内容，从而成为一种综合了多种文学形式（如诗歌和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的长篇小说。这是屠格涅夫对俄罗斯长篇小说和欧洲长篇小说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