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尤·莱蒙托夫是19世纪前期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生活和创作于俄国历史上最为反动和黑暗的年代——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尼古拉一世暴力统治促成了莱蒙托夫孤独、忧伤、悲观和绝望的个性的生成，由此形成了莱蒙托夫诗作中反叛、怀疑、批判和否定的基调，它们在莱蒙托夫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得以表现出来。

早在军校学习阶段，莱蒙托夫就创作有反映普加乔夫起义的长篇小说《瓦季姆》，1836年莱蒙托夫着手写作中篇小说《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未完成），在这两部小说中，莱蒙托夫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分别对农民起义的整个过程和上流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景式描绘。在第一部小说中，作家肯定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同时对农民起义所引发的负面作用也进行了客观描写。在此，瓦季姆被赋予了浪漫主义英雄的诸多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部小说中，虽然主人公毕巧林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浪漫主义个性特征，但其造型和语言深刻的批判性已经为《当代英雄》的创作确定了总体意向。

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创作于1839年至1840年。作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当代英雄》继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塑造了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标志30年代俄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小说《当代英雄》问世以后，文学批评界及思想界就其形象的真实性、道德感和自传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针对这一状况，莱蒙托夫在第二版序言中就主人公形象的解读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仁慈的先生们，‘当代英雄’确实是肖像，但不是一个人的肖像。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43〕其创作旨在“诊断时代的病症”。

《当代英雄》由五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篇章构成。它们分别是《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

《贝拉》叙述了贵族青年毕巧林在N要塞费尽心机结识契尔克斯族土司的女儿贝拉，终于得手。在与贝拉交好后不久，毕巧林却又无情地抛弃了她。贝拉随后则被她的追求者杀害。一个少女的爱情乃至生命由于毕巧林的冷漠和残酷而毁之一旦。在《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中，毕巧林告别N要塞前往波斯，途中邂逅N要塞服役时的顶头上司马克西梅奇。马克西梅奇为他们两人的意外相见感到欣喜若狂，然而毕巧林则表现得十分冷漠，他与马克西梅奇勉强握了握手，便匆匆离去。这使得马克西梅奇感到极为尴尬和不满。在《塔曼》一章中，毕巧林在去南方高加索服役途中，于外省小镇塔曼偶遇一群走私犯。由于无所事事，空虚无聊，毕巧林遂加入其中。他与一个名叫“女水妖”的走私女调情，并参与其走私活动。最终毕巧林的所有财物被席卷一空，自己也险些丧命大海。在《梅丽公爵小姐》中，毕巧林在高加索五山城的矿泉疗养地邂逅旧友格鲁希尼茨基。此时，格鲁希尼茨基正在苦苦追求来自莫斯科的公爵小姐梅丽。毕巧林对格鲁希尼茨基的做派不以为然，便设计了一出恶作剧：他对梅丽公爵小姐故作多情，与格鲁希尼茨基展开竞争。恰在这时，毕巧林的旧日情人维拉出现了，两人之间旧情复发，难以遏止。毕巧林遂利用对梅丽公爵小姐的“追求”遮人耳目与维拉“合法”地会面。然而，梅丽不解其中个由，爱上了毕巧林，这引发了格鲁希尼茨基的嫉恨。格鲁希尼茨基在别人的怂恿下，寻机与毕巧林决斗，在决斗中中弹身亡。毕巧林决斗归来，维拉已随丈夫离去。对于公爵夫人关于婚事的建议，毕巧林为了“自由”拒绝了。之后，毕巧林因决斗一事被流放到N要塞。《宿命论者》展现了毕巧林世界观中宿命论的一面。在N要塞所辖的位于哥萨克村子的军营中，毕巧林用20枚金币与军官乌里奇打赌，声称乌里奇不出几个小时就会命归黄泉。毕巧林深信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果不其然，乌里奇当夜被一个醉酒的哥萨克误杀。

毕巧林形象是19世纪30年代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也是继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俄罗斯文学史中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毕巧林形象除了具备奥涅金禀有的“多余人”特质——天资聪颖、知识渊博、否定上流社会而又无法与之彻底决裂、梦想成就事业而又无从得以途径等以外，还具有更大程度的自省人格、反抗精神和之于社会的颠覆、破坏欲望以及幻灭感等个体特征。作为“时代病症”的严重患者，毕巧林形象是时代的“主人公”，他的悲剧一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对“青年知识精英”的摧残和迫害，揭示出一种值得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社会时尚。

在众人心目中，毕巧林属于不正常的“怪人”：他游离于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的边缘，一如飘萍无所依托。而这一切则又是他内心矛盾，甚至是人格分裂的必然结果。贵族出身的毕巧林知识广博，富有激情，渴求真正的生活，希望像拜伦和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建功立业，像前辈一样，“为人类的幸福做出巨大的牺牲”。然而他不具完整、清晰的生活理念。由此他对现实生活丧失信心，对自身存在也备感绝望。“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一定是有的，我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无限力量。可是我猜不透这使命是什么？”对社会和自我的“愤激”促使他对周围的一切，也包括他本人萌生无名的报复心理，他由此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破坏者：“……我想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一个人了解我，这样我就学会了恨。……我说实话，可是人家不相信我。这样我就开始欺骗。”“不，我是不可能安于这种命运的！我好像一个在海盗船上出生和成长的水手；他的心灵已经习惯于和暴风雨搏斗。”然而，由于他天良未曾彻底泯灭，“破坏”行动又使得他更加焦虑、痛苦：“我衡量、检查自己的感情和行为……我身体里存在两个人：一个的的确确活着，另一个却在思考他、评判他。”他在心理压抑之下，不断寻求新一轮的“破坏”，以宣泄自我。最后，他陷入绝望而不能自拔。这个自我和社会的破坏者预示一个社会悲剧，而这个时代——“当代”又无从挽救自己生产的“主人公”以使之幸免于此。

小说通过毕巧林与几位女性的爱情纠葛展示了这一形象的破坏性。他被契尔克斯少女贝拉的容貌和天性所折服，开始追求贝拉，等到费尽周折，终于赢得贝拉后，当初的热情便烟消云散：“我可以为她献出生命，可是我跟她在一起感到无聊。”他的冷漠无情直接导致了贝拉的死亡。与上流社会的维拉交往，同样反映出毕巧林对待感情不可理喻的态度。在高加索矿泉区，这对往日情人不期而遇。毕巧林对维拉旧情复燃，一发不可收。待到短暂的激情过后，心灵顿觉空空如也：“天下就是没有一双女人的眼睛能再留在我的心中。”而当得知维拉随丈夫匆匆离去，毕巧林则又飞马直追，痛哭流涕，这时他觉得维拉比世上任何东西都要珍贵，她甚至胜过自己的生命。然而没过多久他又恢复理智，得出结论：“追求幻灭了的幸福是徒劳无功的。我还需要什么呢？看一看她吗？何必呢？”梅丽公爵小姐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为了毕巧林“爱情”行动的牺牲品。

毕巧林外部行动的反常、矛盾和不可理喻，也正是他内心冲突、焦虑和无法释解的外在反映。一方面，毕巧林禀有知识、青春和激情，渴求行动和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他却情绪低落，沮丧，甚至对生活感到绝望。毕巧林辗转情场、知识学问和枪林弹雨的战场，但一切都未曾改变他苦闷、空虚的宿命，最终他丧失了最后一线希望。毕巧林这一形象所蕴涵的自我放逐、自我剖析的品质，他之于社会的否定和反抗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沉默的时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毕巧林的悲剧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剧。他的个人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个性的宿命，然而究其深层，却隐含着社会冲突的必然性特征。毕巧林之于整个社会的反叛行动，也正是整整一代人寻求行动而不得行动的可能性、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而不得其所的真实写照。通过这一形象，作家为我们揭示了19世纪前期初步接受西欧进步思想启蒙的俄国贵族青年痛苦、彷徨和盲目奋斗，直到自我毁灭的心路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英雄》则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社会心理小说”。

《当代英雄》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心理分析和叙述时间两个方面。

作为“社会心理小说”的典范作品，《当代英雄》侧重揭示了“一个人的心灵的历史”。在创作过程中作家有意识地使用心理分析方法，具体包括日记体裁和戏剧独白等等。例如，“我很久以来就不是用心，而是用头脑生活着。……我有两重人格：一个存在于‘生活’这个词的完全意义里，另一个思索并裁判它……”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心理分析突破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及早期现实主义关于“性格—行为”的既有程式，同时也是这部小说的独创性之一。通过心理分析，作家由表及里、由浅至深地揭示了一个另类社会人物的心理过程。他所有行动的心理动因以及这些心理动因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从而最终突出出文本的社会内涵。这种心理分析方法以后为诸多经典作家所继承。

其次，在叙述时间选择方面，《当代英雄》表现出同时代小说中罕见的小说叙述艺术。按照故事时序，《当代英雄》章节设置应为：1．《塔曼》；2．《梅丽公爵小姐》；3．《宿命论者》；4．《贝拉》；5．《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而作为小说文本的叙事时序则为1．《贝拉》；2．《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3．《塔曼》；4．《梅丽公爵小姐》；5．《宿命论者》。作家采取这种错时手法，意在突出小说结构的语义特征。也就是说，设置了由第三人称叙述模式（在第三人称叙述中，也具有层次之分）到第一人称叙述模式（包括日记形式）的分立和过渡，以此在深度和广度上揭示主人公毕巧林的行为及其动机和心理状态。通过这一叙述手法，小说不仅实现了对主人公性格的艺术塑造，而且完成了对整整一代人“社会心理”的揭示和印证。

19世纪30年代是俄国长篇小说的孕育时期，在由浪漫主义长诗向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过渡过程中，《当代英雄》在叙述艺术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影响。虽然这部小说在题材构成等元素方面都还保留有浪漫主义长诗的诸多特征，然而，它在文学观念、题材直到结构布局、叙述模式等方面确实向近代小说迈出了一大步。

莱蒙托夫短暂的一生，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留下了一笔宝贵而丰厚的遗产，与他的诗歌创作一样，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创新对其后的民族文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