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在多种文学体裁上都体现出了其卓越的天赋，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也许，没有留下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和《上尉的女儿》、《别尔金小说集》等小说杰作的普希金，就很难被视为全面意义上的“俄罗斯文学之父”。

小说创作概述

现有据可考的普希金第一首诗作《致娜塔丽娅》写于1813年，而他现存的第一篇小说《娜坚卡》则写于1819年，这中间相隔了6年，但是据说，普希金在皇村学校学习期间（1811—1817）曾写过小说。当然，普希金在以《皇村的回忆》等“皇村诗作”而享誉俄罗斯之后，就基本上停止小说创作，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歌创作上，直到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他的创作中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说高潮”。1827年，普希金写作了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之后，他每年都写有一部或数部（篇）小说，直到他去世的1837年。普希金创作中的这一现象，曾被文学史家称为“由诗歌向小说的过渡”或“文体的转折”，此话并不确切，因为在1827年之后，普希金的诗歌创作在数量上虽有所减少，却从未中止，倒是可以说，小说和诗歌同为普希金后期创作中最主要的体裁，正如高尔基所形容的那样，普希金的创作是“一条诗歌与小说的辽阔的光辉夺目的洪流”^〔40〕。

普希金小说的题材是丰富的，家族的传说和祖国的历史，都市的贵族社会和乡村的生活场景，自传的成分和异国的色调，普通人的际遇和诗人的命运，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他的小说中都得到了反映。

历史题材是普希金关注较多的小说主题之一。历史小说于19世纪初在欧洲兴起之后不久就传入俄罗斯，其原作和译本在俄罗斯得到了广泛的阅读，目睹这一现象的普希金曾对友人感慨道：“上帝保佑，让我们也写出一部能让外国人欣赏的历史小说来吧。”^〔41〕1827年，普希金开始了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的写作，在这部小说中，普希金将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外曾祖父阿勃拉姆·汉尼拔的经历与彼得大帝的形象并列，将家族的“历史”与特定阶段中的国家历史结合为一体，构筑了一个既具体又概括、既有趣又严谨的历史小说框架。遗憾的是，这部小说没有完成，只写就了前面的7章，但作品中对法国和俄国社交界的广阔描写，对伊勃拉基姆（即阿勃拉姆）和彼得等富有个性特征之形象的塑造，即已说明这将是一部宏伟的历史小说。在普希金的历史小说中，最为完整、成功的作品，就是《上尉的女儿》（1836）。除了这两部作品外，普希金还写有一些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如以反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罗斯拉夫列夫》（1831），以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希腊起义参加者为对象的《基尔扎里》（1834），以埃及女皇克娄巴特拉及其“艳闻”为内容的《埃及之夜》（1835），描写古罗马学者佩特罗尼乌斯的《罗马生活故事》（1833）等。就这样，从彼得大帝的改革到普加乔夫的起义，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到1829年的俄土战争，从古罗马的生活到近代希腊的民族斗争，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历史纷纷成了普希金的小说创作素材，供他描绘出一幅幅艺术化的历史画面。

俄罗斯的现实生活，自然更是普希金所热衷的小说创作对象，普希金对俄国社会生活的表现，又大致可以分为都市和乡村两个方面。普希金第一部完整的小说作品《别尔金小说集》（1830），就以对俄国城乡生活的现实而又广泛的描写而独树一帜。在普希金的另一部最重要的小说《杜勃罗夫斯基》（1832）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深入的处理。这部小说以杜勃罗夫斯基和特罗耶库罗夫两家贵族的争斗、年轻的杜勃罗夫斯基遁入绿林及其与仇敌之女的恋爱为线索，反映了俄罗斯乡村贵族的分化、农民的各种心态、官场和教会的作为等等，是一幅当时俄罗斯乡村生活的全景图。普希金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彼得堡、莫斯科等地都市生活的描写，但他笔下最典型的“都市小说”也许还是《黑桃皇后》（1833），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具有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和贪婪个性的赫尔曼的形象，体现了金钱对人的意识和本质的侵蚀，通过无所事事、行将就木的老伯爵夫人的形象，体现了浮华上流社会生活造成的人性的堕落。在这里，作者对都市贵族生活的带有批判意味的描写，小说通过舞会、赌场、出游、约会等场合折射出的社会道德规范，尤其是对金钱与爱情、个人与他者、命运与赌注等典型“都市主题”的把握，体现出了作者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使小说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主题，无论是乡村的还是都市的生活，无论是自传的成分还是异域的故事，它们往往都是相互交织着存在于普希金的小说中的。普希金的每一部（篇）小说，尽管在题材上会有所侧重，但一般而言都不是单一主题的，换句话说，普希金的每一部（篇）较为完整的小说，其内容都是复合型的，如：《别尔金小说集》和《杜勃罗夫斯基》是贵族生活和农民生活的结合，《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和《上尉的女儿》是历史和“家史”的结合，《埃及之夜》和《罗马生活故事》是诗人主题和古代主题的结合，等等。那么，在普希金的小说创作中，究竟有没有什么贯穿的主题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爱情的主题和贵族生活的主题。和普希金的抒情诗一样，他的小说中的“永恒主题”也是爱情，男女主人公及其交往，几乎出现在普希金的每一部（篇）小说中。爱情主题对普希金小说的渗透，使普希金笔下的小说人物更为生动、更富有情感了，使普希金的小说更为有趣了，同时，我们似乎还感觉到，由爱情主题衍射出的强烈的抒情色彩，还保持了普希金小说风格上的统一。普希金出身贵族，俄罗斯贵族及其行为举止、喜怒哀乐，当是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在普希金的大多数小说中，都有或大或小，或都市或乡间，或暴戾或善良，或俄国化或西欧化的贵族出场，他们一个个都极富个性，活灵活现。别林斯基曾将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称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而普希金的小说更是这样一套多卷本的“百科全书”。

普希金的小说创作，对于俄罗斯小说，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他在小说创作中刻意地追求民族性，坚持对于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体现出了“简朴和明晰”的小说美学风格，并将“小人物”、“多余人”等不朽的文学类型带入了俄罗斯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都来自果戈理的《外套》。”而果戈理本人则说：“一提起普希金，立刻就使人想到他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事实上，我们的诗人中没有人比他高，也不可能比他更有资格被称为民族诗人。这个权利无论如何是属于他的。”^〔42〕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俄罗斯作家们）都来自普希金。这不仅是就普希金对果戈理的直接影响（《驿站长》对《外套》的影响，《钦差大臣》情节的来自普希金，等等）以及果戈理对普希金的崇高评价而言的，而是因为，俄罗斯的小说自普希金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俄罗斯小说后来的诸多特征和传统，都可以追溯至普希金以及他那些不朽的小说。

《别尔金小说集》

《别尔金小说集》是后人的简称，这部作品初次发表时的全称为《逝者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小说》，它由《射击》、《暴风雪》、《棺材匠》、《驿站长》和《村姑小姐》这5个短篇小说组成。这部作品最初是匿名发表的，普希金称这些故事的作者是一个名叫“别尔金”的人，并特意附上一篇《出版人的话》，对所谓的“作者”别尔金以及这些故事的“来历”作了一番介绍。普希金也许是怕自己最初的小说尝试难以为读者所接受，也许是担心这些小说的全新风格会招来非议，也有可能，这只是普希金玩的一个文学游戏。不久，人们便清楚了这部小说集的真正作者，《别尔金小说集》也就名正言顺地进入了普希金的各种文集。

5个短篇个个精彩，篇幅也相差不多，但人物却个个不同，风格也有所差异。《射击》塑造了一个“硬汉”形象，并对当时贵族军人的生活及其心态做了准确的表现。6年前因为一记耳光而与人决斗的军官西尔维奥，因为对手在自己的枪口下若无其事地吃樱桃而放弃开枪，决定在对手感到生活幸福时再来复仇，而当他面对对手的新婚夫人时，却又再次放弃了复仇。在这里，普希金“借用”了他本人生活经历中的一个片断：1822年7月，普希金曾在基什尼奥夫城与一个名叫祖博夫的军官决斗，在祖博夫举枪瞄准时，普希金却在面不改色地吃着装在礼帽中的樱桃，对手没打中，普希金则放弃了开枪的权利，没和对手讲和便走开了。

如果说，《射击》是一个紧张的复仇故事，那么，《暴风雪》则像是一出具有淡淡讽刺意味的轻喜剧。一位心怀浪漫的乡村贵族姑娘爱上了一位路过的青年军官，两人打算在夜间赶往邻村教堂擅自举行婚礼，却因为男青年在暴风雪中迷了路而好事未成，而若干年后再次偶然落到此地并前来向女方求婚的，却又恰是当年那位迷路人。阴差阳错的私奔，还愿偿债似的终成眷属，构成了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风格上与这篇小说相近的，是《村姑小姐》。乡村贵族小姐丽莎为了去见在周边很有盛名的贵族青年阿列克赛，便化装成村姑出门，两人在森林中相遇，一见钟情。这是一个俄罗斯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活泼可爱的女主人公，皆大欢喜的结局，都隐约体现出了作者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乡间的清纯胜过上流社会的浮华。

《棺材匠》和《驿站长》都是以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棺材匠”阿德里安·普罗霍洛夫在一个手艺人的聚会上受到了奚落，在酒后的睡梦中又遭到了他那些死去“主顾”们的围攻。据说，《棺材匠》的主人公是有真实生活原型的，他就是住在普希金岳父家（今莫斯科市赫尔岑街5号）不远处的棺材匠人阿德里安。但是，棺材匠的可怕梦境却是假定的、荒诞的、魔幻的，它既与棺材匠的职业特征相吻合，又能与城市平民的生活构成某种呼应。《驿站长》中的主人公维林与女儿杜尼娅相依为命，但一个过路的贵族军官却拐走了杜尼娅，年迈的驿站长前往彼得堡寻找女儿，却遭到了贵族军官的粗暴对待，返乡后不久即抑郁而终。在这篇小说中，普希金显然对主人公维林寄予了更深切的同情，其中的“小人物”主题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当时和后来的俄罗斯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普希金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精致的故事，他的叙述是简洁的，比如，《射击》和《暴风雪》都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作者只截取了故事的一头一尾，而将中间的大段情节都舍弃了；比如，作者常用几句简单的插笔，便改换了故事发展的时空；再比如，这些小说的结尾都十分利落，《暴风雪》和《村姑小姐》更是戛然而止。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无论是忙于决斗、私奔、恋爱的贵族和地主，还是忍受生活重负的棺材匠和驿站长等小人物，其形象都十分准确、鲜明，他们共同构成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众生图。作者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所确立的真实描写生活、塑造典型形象的美学原则，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意识，使这部小说集成了俄罗斯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

《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最为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这既是因为，在普希金的小说创作中，这部小说的篇幅最大，结构最完整，作者对这部小说写作素材的收集最为精心，其写作时间也延续得最长，同时还因为，它的题材最为重大，人物形象最为成功，它也最为充分地体现了普希金的小说创作风格。

1833年1月31日，普希金为这部小说拟定了最初的提纲，同年7—8月份，普希金前去普加乔夫起义发生的地区旅行，广泛地收集相关资料。他收集到的资料是丰富翔实的，他的考证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结果，在写作小说的同时，他还写出了一部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如果说，《普加乔夫史》是对席卷俄国广大地区的那场农民运动的具体描写，那么《上尉的女儿》则是通过主人公与普加乔夫的交往来侧面地反映普加乔夫起义的；如果说《普加乔夫史》注重的是史料和传闻，《上尉的女儿》所注重的则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比较一下这两部同题作品，可以看出普希金对文学与历史的区分，从而也能感觉出普希金关于历史小说的某些美学认识。

《上尉的女儿》由《近卫军中士》、《向导》、《要塞》、《决斗》、《爱情》、《普加乔夫暴动》、《攻击》、《不速之客》、《别离》、《围城》、《叛军的村寨》、《孤女》、《被捕》、《审判》等十几个章节构成，“上尉的女儿”玛莎是白山要塞司令官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前来要塞任职的准尉格里尼奥夫爱上了这位朴素、善良的姑娘，并因此与被流放至要塞的另一位贵族出身的军官施瓦勃林产生冲突，并进行了决斗。率众起义的普加乔夫攻克白山要塞，杀死了玛莎的父母，却饶恕了格里尼奥夫，因为他与后者曾在一个风雪之夜邂逅，后者曾送给普加乔夫一件兔皮皮袄。普加乔夫起义失败之后，格里尼奥夫因与起义者有牵连而遭到审判，为了拯救心上人，玛莎只身前往彼得堡，在皇家的花园中碰见女皇，诉说了事情的原委，终于博得女皇的恩准，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说中的普加乔夫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他与主人公格里尼奥夫的相遇和交往却是作者虚构的；小说中的格里尼奥夫也是有生活原型的，那是一个名叫米哈伊尔·施瓦茨的俄国军官，他投靠了普加乔夫，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除此之外，小说的内容就大都为普希金的想象了。在这一点上，小说的题目是耐人寻味的：一部旨在描写普加乔夫起义的小说，不仅没有以普加乔夫的名字来命名，甚至也没有“突出”贯穿小说的男主人公，而是将“上尉的女儿”玛莎放在标题上。作者似乎是在让读者透过棱镜的两次折射来观察普加乔夫的起义。这样的处理，使作者可以更自由地对普加乔夫的性格进行塑造，可以将爱情的线索穿插进主人公与起义首领的交往过程中，可以通过格里尼奥夫串连起两个阵营以及两个阵营中的代表人物，使小说的线索更丰富，人物的命运充满更多的起伏。此外，对于普加乔夫这个历史人物，作者在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感情是复杂的，作者无疑是欣赏普加乔夫的，因而写到了他的勇敢和剽悍，他的宽宏和感恩，以及民众对他的拥戴和他对统治者的巨大冲击。但是，普希金又不得不谴责他的残酷和他的犯上，以及他的失败。对普加乔夫的这种矛盾情感，反而使普希金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普加乔夫，在《普加乔夫史》中的历史人物之后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作为文学形象的普加乔夫。

有趣的是，这部小说也是普希金作品，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第一部被译为汉语的作品，它被冠以《俄国情史，斯密斯玛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的译名，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3年出版。我们在感叹普希金的第一位汉译者选择眼光之准确的同时，也从侧面感觉到了这部小说巨大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