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

我们从这些戏剧中所憧憬出的这一个人的形象，和卢浮宫里的坐像及那不勒斯博物馆中的半身像非常相似，因此，使我们相信这两尊雕像是真正希腊原件的忠实仿制品。那张蓄须的脸显现俊逸之气，却充满着沉思的神情，又稍带淡淡的忧愁。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同意，他是忧郁的，几乎是哀伤的，没有喜悦，没有欢笑，晚年他隐居在自己出生的岛上。他有子三人，而且在他们孩提时代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若干快乐。他从书本中寻找慰藉。据我们所知，他是希腊第一个收藏大量书籍的人。[1]他的朋友中颇不乏知名人士，像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等。苏格拉底对于别人的戏剧不屑理会，但他说，为了看欧里庇得斯所写的戏，即使走路到比雷埃夫斯港，他也愿意——这对于一名骄傲的哲学家来说，非同寻常。思想被解放的年轻的一代，翕然景从，将他奉为他们的领袖。但是他所树立的敌人，比希腊历史中任何其他作家更多。那些自认为有义务保护宗教与道德，以免受他怀疑之箭伤害的评审员，使他的作品仅5次获首奖。不过，那位首席执政官让这样多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在宗教性的舞台上演出，已属难能可贵的开明。保守主义分子，不论他们属于哪一个阶层，都一致认为这一名剧作家和苏格拉底一样，应该对雅典青年群中助长反宗教思想负责。阿里斯托芬在其《残暴者》（The Acharnians，公元前425年）中一开始便向他宣战，在《变形记》（The Thesmophoriazusae）中喧闹地嘲弄他，而且于这位诗人死后次年，继续在《青蛙》（The Frogs）一剧攻击他。虽然如此，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始终保持友好到底。至于观众，既非议他的异端邪说，也聚集观赏他的戏剧。在《希波吕托斯》中的第612句，这位年轻的猎人说：“我的舌头已经宣誓，但我的心却依旧不受拘束。”观察者听了后为之大哗，抗议这似乎是极端不道德的提示，使得欧里庇得斯不得不站起来，安抚他们，向他们保证，在故事结束前，希波吕托斯将受到教训——这几乎对于希腊悲剧中的任何角色都是一项安全保证。

约公元前410年他被人控告对神不敬。不久之后，希吉亚奴（Hygiaonon）以另一案对他提出起诉——该案影响这位诗人的命运甚巨——而且举出希波吕托斯的话，证明欧里庇得斯诈伪。两次控诉均未成立，但群众以激愤的情绪对待他的《特洛伊女人》，使欧里庇得斯感觉到他在雅典几乎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据说，由于他不像雅典城其他人一样热衷于打仗，甚至连他太太也反对他。公元前408年，他72岁，接受阿克劳斯王的邀请，赴马其顿首都做客。羁留培拉期间，在这一位不惧怕其人民正统思想压力的国王之保护下，欧里庇得斯找到了宁静与安慰。他在那里写了几乎属于抒情的《伊菲革涅娅在奥利斯》，及具有浓厚宗教思想的《巴克爱亚》。他在马其顿居住18个月之后与世长辞，据虔诚的希腊人说，他死后被王家的狗咬得支离破碎。

一年之后，他的儿子在雅典酒神剧场演出两出戏剧，评判员给予它们第一名。甚至现代学者也曾认为《巴克爱亚》是欧里庇得斯向希腊宗教谢罪的作品，然而，欧里庇得斯写该剧的目的，或许是他对雅典民众所给予他的待遇所作的强烈讽刺。这一出戏剧是叙述底比斯国王佩修斯（Pentheus），因谴责他们的狂热迷信及干涉他们喧闹饮乐，在他自己母亲的领导下，被一群酒神节中喝醉酒的女暴徒撕裂。这一则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属于宗教传统——肢解及献祭野兽或任何胆敢参加典礼仪式的人本是酒神节仪式的一部分。这一出雷霆万钧的戏剧，以将剧情归源酒神节的传奇故事的方法，使希腊悲剧于萌芽时期即达到巅峰。该剧完成于马其顿的群山上，欧里庇得斯以其浑厚有力、抒发情怀的诗句描写这些山峦。或许该剧原准备在培拉演出，那里庆祝酒神的气氛特别浓厚。欧里庇得斯对于当地人民的宗教的狂热情绪，具有令人惊异的透视力，并且借酒神女信徒之口唱出虔诚笃敬的赞美诗。这或许是由于这一位老诗人真的已经走到理性主义的尽头，超越了理性主义，而且体会出理性的脆弱，以及善男信女感情上的固执需要。但是这一个故事对于酒神信仰所表示的崇敬是暧昧的，其主题仍然是迷信可能产生的邪恶。

酒神幻化为人但仍代表他自己的身份，前来底比斯城，劝人信奉酒神。卡得马斯之女拒绝接受传道，他将她们催眠，使她们信得着迷，她们前往底比斯山上，以狂舞向他朝拜。她们身着兽皮，腰缠蛇头，戴常春藤结成的冠，口吸狼与鹿的乳。底比斯国王佩修斯认为这一种礼拜仪式违反理性、道德及法纪而予以反对，并将传道者监禁起来，传道者以耶稣基督的精神忍受他的惩罚。但是这位酒神化成的传道者为证明他自己的身份，突破了监狱墙，并运用其神奇力量给这一位年轻统治者催眠。佩修斯受到催眠后，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女人，爬上山去，参加狂舞。当这些女人发现他是个男人，将他撕裂。他自己的母亲喝酒乱了性，把他的头颅提在手中，还以为是一颗狮子头，而且为胜利而高歌。当她神志清醒后，看见了那是她儿子的头，她遂嫌恶那迷惑她的信仰，酒神对她说：“你嘲笑我这个为神的，这就是你的报应。”她回答道：“神发怒时，是否应该像一个知自重的人？”他给予人的最后一次训诲，像他第一课一样，即使是他垂死时所写的剧本，他还是欧里庇得斯本人。

在他死后，他的声誉日隆，甚至在雅典也不例外。他曾经为之奋斗的观念，成为以后数世的思想主流，泛希腊时代向前回顾，把他和苏格拉底看做希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知识拓荒者。他所处理的是活的问题，不是“死的故事”。需要很长时间，这一个古老世界才能渐渐遗忘他。前辈的作品慢慢被湮没，而他的戏剧每年在希腊凡是有舞台的地方演出。当雅典人于公元前415年远征西那库斯，诚如欧里庇得斯在《特洛伊女人》中所料，遭到惨败，雅典人被铁链锁在西西里岛矿坑中充作奴工，生不如死，但普卢塔克告诉我们说，凡是能背诵欧里庇得斯戏剧台词的俘虏，即可获得自由。他的戏剧塑造并促进“新式喜剧”（New Comedy）的成长，新式喜剧家弗莱蒙曾说：“假使人死后有知，我必就教于欧里庇得斯。”18、19世纪中，怀疑主义、自由主义及人道主义在欧洲复苏时，欧里庇得斯几乎成为“当代人物”，比莎士比亚更“近代”。总而言之，只有莎士比亚可与他媲美，然而，歌德却不以为然。“自欧里庇得斯之后，”歌德问他的助手艾克曼，“世界上可曾有任何国家产生过一个够资格替他提鞋的戏剧家？”只有一个。

[1]我们知道，欧里庇得斯私人藏书之前，希腊已有王家或国立图书馆，而在埃及，收集书籍更溯源至第四王朝（The Fourth Dynasty）。希腊图书馆里的书籍用轴卷成一卷一卷，排列在柜子的架格中。所谓发行（publication）是指作者同意让人抄写他的手稿，并准许誊本供人阅读，流行之后，再缮写就无须获得他本人许可或“版权”。流行作品的抄本很多，而且购置的价钱也并不昂贵。柏拉图在《答辩书》中告诉我们，只要花费1个银币（1美元）即可买到一本阿那克萨哥拉的《论自然》。在欧里庇得斯时代，雅典已成为希腊地区的主要书籍贸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