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

在雅典与底比斯，人剥削人的情形虽不如在斯巴达或罗马严重，但也到了相当程度。雅典自由人中间没有阶级之分，任何自由人凭个人卓绝的才智，除公民权之外，任何方面都可攀登至成功的巅峰，因此，这也带来雅典生活中的狂热与骚乱。除了矿业，雇主与受雇者之间没有显著的阶级区分，通常，雇主和他的工人并肩工作，亲身的接触，减低了剥削的尖锐化。不论什么阶级，几乎所有工匠每一实际工作天的工资都是1个银币，但是非技术工每天只得到3个奥勃。当工厂制度渐渐发达时，按件计酬慢慢取代了按工计酬，而工资的差距亦随之加大。若向奴隶主人雇用奴隶，每天每名奴隶的租金自14个奥勃不等。我们可以拿我们的物价比较希腊人的物价，来估计这些工资的购买力。公元前414年，雅典的一所住宅及其土地值1 200银币。公元前6世纪时，1.5蒲式耳的大麦售1个银币，至公元前5世纪末叶售2个银币，公元前4世纪，3个银币，亚历山大时代，5个银币。1只绵羊，在梭伦时代（公元前638前559年）售1个银币，至公元前5世纪结束时，售1020个银币。在雅典像其他地方一样，货币发行要比货物生产快，于是物价不断上涨。公元前4世纪末叶的物价，是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5倍之多。自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04年增加1倍，自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330年又涨1倍。

一个人每月有120银币（120美元）即可生活得很舒适。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可以推断出一名工人每月赚30银币，却要负担一个家庭，其生活是怎样的状况。当他有重大困难时，政府固然会加以救援，以极微的价格散发赈粮。但是他所看到的是，自由女神与平等女神并不和谐，在雅典的自由法律下，强者更富，富者更强，而贫者依然贫穷。[1]个人主义刺激了有才能的人，贬低了低能者，它大量地制造财富，并危险地集中财富。在雅典，其他国家也一样：精明的人囊括其所要的一切，平庸之辈拾掇其残余，地主因其土地增值而获厚利，商人尽管受重重法律的约束管制，竭其智能，伺机垄断，投机分子借高利贷，攫取工商业的巨额利润，野心家起而向穷人指出人类财富的不平等，却隐匿人类经济能力的不平等，穷人看看别人的财富，深深感觉到自己的贫穷，于是为自己的失意而怨怼，幻想着自己能有理想的国家。希腊各国的阶级斗争之酷烈，尤甚于希腊与波斯或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

阶级斗争在雅典，始于新富阶级与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冲突。古代家族仍然酷爱着他们的土地，并且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其产业上。经过许多代子孙的分产，一般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已不多——例如富有的亚西比德也仅有70英亩地——而乡绅自己在多数情形下，必须躬耕农田或管理财产。贵族虽然不富有，却具有傲气：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他们父亲的名字，以显示其出身的高贵，他们尽可能避开从雅典日益发达的贸易中聚积财富的中产阶级，不屑与之为伍。可是，他们的太太们却吵嚷着要在城市安顿一个家，变换一下生活方式，到都市中开拓发展机会。他们的女儿们希望住到雅典城里去钓个金龟婿，而他们的儿子们盼望着去那里寻找红粉知己，并以豪华的气派举行一些充满欢乐的宴会。因为贵族们不能在奢华的生活享受上与商人及厂主相比，干脆接纳他们或他们的子女为女婿或为子媳，而新富阶级也正渴望着高攀，甘愿孝敬。结果是地主与富商相结合，形成了穷人所妒忌憎恨的寡头派的上层阶级，他们为民主派的矫枉放纵而愤怒，他们也害怕革命。

由于新富们的侮慢狂妄，引发了亚西比德第二阶段的阶级斗争——较穷的公民与富豪之间的斗争。新富阶级中虽有许多像亚西比德那样炫耀其财富的，可是另一些却以其卓越的胆识及高雅的仪态或言谈，深深地吸引了“劳动群众”。自负才高而为贫困煎逼的年轻人，将其个人对机会与地位的需要转变为全面性的鼓吹反叛，渴望新观念的知识分子，以及被压迫者的称颂，为他们确定了其反叛的目标。他们所主张的不是工商业的社会化，而是废除债务及重分土地——在公民之间。急进运动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仅限于较穷的公民。在这一阶段从未有人想到要解放奴隶，或让外国侨民也参加土地的重新分配。领袖们高谈过去均富的黄金时代，但是，当他们讲到恢复那一种乐园时，却闪烁其词。他们心目中所要的是贵族共产主义——非土地国有化，而是全体公民之间大家均分。他们指出，在经济不平等日趋严重的情形下，选举权的平等是多么不切实际，但是他们坚决运用较贫公民的政权，促使议会以罚款、分摊祭神费用、抄没财产及负担公共设施等手段，将若干大量聚敛的富豪的财富分入一部分需要者的口袋中。并且为了领导将来的反叛分子，他们采用红色作为他们革命的标志颜色。

处于这种威胁下，富人团结起来以秘密组织共同对抗柏拉图（尽管提倡共产主义）所谓被唤醒的饥民“猛兽”。自由工人也组织了——至少自梭伦以后——各种社团，如石墙堆砌工、大理石匠、木匠、象牙匠、制陶工、渔人及演员等都各有职业组织。苏格拉底是雕刻社的社员。[2]但是这些团体并非完全是互相谋福利的工会组织，他们到称为聚会堂（Synods or Synagogues）的场所聚集，举行宴会与运动竞赛，及拜祭他们的守护神。他们捐款给有病的会员，集体承包特殊工程，但他们不太愿意介入雅典的阶级斗争。战事是在文学与政治的战场上进行的。像“老寡头派”那样的小册子作家，散发抨击或辩护民主政治的文章。喜剧作家，因须依赖富人出钱支持其戏剧的演出，所以站在有钱人的这一边，嘲弄急进派的领袖及其“乌托邦”。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公元前392年写的《公民大会妇女》（Ecclesiazusae）一剧中，为我们介绍普拉克萨哥拉（Praxagora），其发表了下面的这一段演说：

“但是谁工作呢？”布来比（Blepyrus）问。她答道：“奴隶。”在另一出喜剧《普鲁托斯》（Plutus，公元前408年）中，阿里斯托芬让面临灭绝威胁的“贫穷”为自己辩护，它是刺激人类劳动与进取所必需的：

厄菲阿尔特与伯里克利的改革是民主革命的第一次成就。伯里克利是一个有眼光与节制的人，他不希望摧毁有钱人，而是以减轻穷人的生活困难而保存富人及其企业。但是自他于公元前429年死后，民主派趋向过分偏激，以致寡头派再度勾结斯巴达，于公元前411年及公元前404年两度发动富人革命。然而因为雅典的财富充盈而且渐渐分散至多数人，并因为担心奴隶起来暴动，使全体公民有所顾虑，阶级斗争在雅典较在希腊其他国家为温和，而且更快达到妥协。希腊其他国家缺乏强有力的中层阶级，作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缓冲。公元前412年，爱琴群岛的萨摩斯岛，急进分子夺得了政权，处死200名贵族，放逐400名，瓜分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建立另一个像他们所推翻的社会。公元前422年在莱昂蒂尼，平民驱逐贵族，但不久自己逃亡。公元前427年在科孚，寡头派暗杀了60名民主派的领袖，民主派攫取政权后，监禁400名贵族，并将其中50名在类似“公安委员会”前加以审讯，并且将这50名贵族立即全部处决。目睹此种情形，被囚禁的贵族中，多半互相杀死对方，部分自杀，其余则逃往神庙寻求庇护，但被围困在里面，活活饿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叙述希腊的阶级斗争时曾说了一段永垂不朽的话：

贪婪与野心所驱使下的权力欲望，是这些罪恶的根源……身居高位的政治领袖们，一方面有人民政治平等的疾呼，另一方面有温和贵族政治的要求，他们乘隙伪装珍视某些公共事务，从中渔利。在个人的权势斗争中，但求达到目的，不惜任何手段……宗教不为双方所尊重，以华言掩盖罪恶，却是其所长……备受古人推崇的淳朴美德遭人讥讽，荡然无存。社会中壁垒分明，人不再为侪辈所信赖……安分守己的善良之士处于两派的倾轧中，为其未加入纷争，或妒忌其置身事外，而遭到毁灭……整个希腊世界在震撼痉挛中。

雅典之所以没有为此种变乱所淹没，是因为每一个雅典人在内心里都是个人主义者，喜爱私人财产，是因为雅典政府找出了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使商业与财富获得适度调整的一项解决途径。政府果决地采取下述措施：限制嫁妆的数量、丧事费用及妇女的服饰。征收商业税并加以监督，实施标准度量衡及品质制度，以杜绝任何可能发生的流弊。限制粮食出口，制定严厉法律，以管理及监督商人的经营方法。雅典政府密切注意粮食贸易，严厉禁止囤积——甚至处以极刑——规定购买小麦每次不得超过75蒲式耳，禁止对外运送货物，除非回程时运粮食至比雷埃夫斯港，规定凡到达比雷埃夫斯港的粮食，出口者不得多于总数1/3。由政府囤储粮食，当物价暴涨时予以抛售。雅典政府决心做到的是：不使粮价偏高，不使人利用人民的饥饿获取暴利，不使雅典人挨饿。国家借征税及摊派各种捐款来调节财富，并劝导或强迫有钱人出钱支援海军舰队、戏剧以及穷人参加戏剧与运动竞赛的观赏费。但是雅典政府在另一方面保障贸易自由、财产私有、营利的机会，并认为这些是维护人类自由的必需工具，是刺激工商业发达、促进社会繁荣的最强大的原动力。

在这种以社会调节经济的个人主义的制度下，财富不断在雅典聚积，并且其分散之程度是可防止剧烈革命之发生，至古雅典终了，私有财产制度依然无恙。公元前480前431年，高收入的公民人数增加一倍。国家税收渐增，国家支出虽也加大，然而雅典国库的充盈，为希腊历史中前所未有。雅典自由、企业、艺术及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稳固地奠定，除了将使其毁灭的战争外，足堪承担黄金时代的任何耗费。

[1]古代希腊人的大财富若以现代的标准衡量，当然不足为道。雅典的首富卡利亚斯（Callias）据说拥有资产200塔伦（120万美元），另一巨富尼西亚斯则拥有100塔伦。

[2]希腊的雕刻家与建筑师以他们自己的宗教秘思（religious mysteries）组成一个营造行会，此种行会便是互助会（Freemason）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