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早期的希腊人似乎认为法律是一种神圣的常规，是经过神许可与启示的。忒弥斯对于他们既是这些常规，亦是使世界道德秩序与和谐具体化的女神（如印度的Rita或中国的道或天）。法律是神学的一部分，最古老的希腊财产法是混合在古寺庙法典的礼拜规章中。像这样古老的宗教法典或可能是由部落的酋长或王命令制订的规定，开始时强制实施，若干时间后，终于成为神圣的义务。

希腊法律史的第二阶段是由诸立法者如扎留库斯、查罗达斯、德拉科及梭伦等对于这一些法规的收集与调和，当这些人将其编纂成法典后，神圣的习俗也就变成人定的法律。[1]在这些法典中，法律脱离了宗教，而逐渐趋于世俗，当事人的意图更充分地作为裁决其行为的依据，家庭的义务由个人的责任所取代，私仇交由国家的法律制裁。

希腊法律演变的第三步骤是法律本体的累积。当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谈到雅典法律时，他指的是德拉科与梭伦的法典，及已经议会或审议委员会通过——及未被撤销——的法令。假若新法与旧法抵触，必须撤销旧法，但审查往往欠周密，两项法律互相冲突时有发生。法律混淆不清的情形特别严重时，由从民众法院抽签选出的法律裁决委员会（committee of law determiners），裁决两项法律哪一项应该予以保留。在此种情形下，另指定辩护人，为保留旧法而与主张将其撤销者相辩论。在法律裁决委员会的监督下，雅典法律以简单而明晰的词句，刻在“君王走廊”（King's Porch）的石碑上，此后任何司法者不得以不成文法断案。

雅典法律民法与刑法不分，但谋杀案须经由最高法院审判，而民事诉讼交由原告自己执行法院的命令，仅在其遇到被告反抗时，始由法院出面协助。谋杀，因为既属亵渎神祇也是犯罪行为，而且，如法律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恐寻仇报复，所以很少发生。公元前五世纪，在某些情形下，直接报复行为仍然为法律所允许，当男子发现其母、妻、妾、姐、妹、女，与人通奸，他有权可立即将对方男子杀死。不论蓄意或过失杀人，必须为其污染雅典城的泥土而赎罪，而泥土的净化典礼严格且繁复。雅典土地曾因其第一次杀人而被污染，故不准杀人犯再践踏，他们的辩护在靠近岸边的一艘船上举行。假如受害者在临死之前答应赦免，则不得对凶手采取任何行动。最高法院之下，辖有三个杀人犯审判法庭，是按照受害人的阶级与出身，及行凶动机是否预谋，是否可予原宥等因素加以区分。另有第四审判法庭设于海岸边的弗里特斯（Phreattys），专审理曾因非蓄意杀人被流放而又预谋杀人的罪犯。

财产法是绝对严格的。契约的履行亦极严，所有陪审员必须宣誓“决不投票赞成废止私人债务，或赞成分配属于雅典人的土地或房屋”。每年当首席执政官就职时，由传令官颁布告示：“物主将永为其所有物的持有者与绝对主人。”遗产权更受到狭隘的限制。古代宗教对于财产的观念，认为是家族的一脉相承及祖先的保佑，因此要求，一个家庭只要有子嗣，应该自动遗留给儿子，父亲之拥有财产，仅是为家庭已去世、活着的及将出生的人托管而已。在斯巴达（像在英国），世袭财产不分散，由长子继承，在雅典（极似在法国），则由所有儿子分配，长子所分到的财产要比其他兄弟稍多。早自希腊诗人赫西奥德时代，我们发现这位庄稼汉限制其家族仿照这种法国遗产方式，唯恐其家产因为众多儿子瓜分而败落。丈夫的财产决不移交给寡妻，留给她的全部财物是她的妆奁。伯里克利时期的遗嘱，与现代的同样复杂，所使用的词汇亦与我们的大致相同。希腊在这与其他方面的立法是罗马法律的依据，而罗马法律又为西方国家的法律基础。

[1]雅典在伯里克利执政时代，立法者（thesmothetai）一词是指登录、注释及执行法律的6名小执政官（minor archon）；至亚里士多德时代，他们主持民众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