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伯里克利出生至亚里士多德去世之间的这一个时期，”雪莱说，“不论就其本身，或关于其对以后文明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观之，在世界历史上无疑最具深远意义。”雅典主宰了这一个时期，因为她领导诸国拯救了希腊，因而赢得了大多数爱琴海城邦的联盟及军需的贡献。当这一场战争结束时，伊奥尼亚的国力已经耗竭，斯巴达因军队复员、地震及反叛而动乱不安，而雅典由狄密斯托克利所创设的舰队此时在商业上的征服与其在阿尔泰米松与萨拉米斯的胜利相互映辉。

战争并未完全结束：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斗争自居鲁士征服伊奥尼亚至大琉士三世为亚历山大所推翻，仍在间歇地进行着。波斯人于公元前479年被逐出伊奥尼亚，公元前478年被逐出黑海，公元前475年被赶出色雷斯。至公元前468年，一支希腊舰队在雅典人西蒙的率领下，决定性地将波斯海陆军队击溃于欧里梅顿[1]河。希腊在亚洲与爱琴海的城邦为保卫其免受波斯的攻击，现在（公元前477年）在雅典人的领导下，组织德里安（Delian）联盟，并捐献共同基金给德罗斯（Delos）岛上的阿波罗庙。由于雅典所贡献的是船舰而非金钱，因此，不久凭借其海上武力，有效地控制了盟邦，使平等的邦国组成的联盟很快地转变成为雅典帝国。

在这一种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下，所有雅典的主要政治家——甚至崇尚道德的阿里斯蒂底斯及后来人格完美的伯里克利——都附和了狂妄的狄密斯托克利。没有任何人比狄密斯托克利更配做雅典人，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矢志报效其国家。当希腊领袖聚集一起，为奖励保卫希腊有功人员而投票表决时，每一个人为自己投下第一票，第二票都投给了狄密斯托克利。他就是那个说服雅典，认为通向霸业之路在海上而非陆上，依赖战争莫如贸易之切，为希腊开创历史的人。他与波斯谈判，为使与亚洲畅通无阻的商业关系给雅典带来繁荣，他企图结束新旧两个帝国之间的纷争。在他的激励下，雅典的男人，甚至妇女、儿童，在雅典周围建立起一座城墙，并且另有围墙设在比雷埃夫斯与穆尼基亚（Munychia）的港口。在他的领导下，由伯里克利策划执行，在比雷埃夫斯设立码头、仓库、交易所，供应海上贸易所需的一切便利设施。他知道这些政策将引起斯巴达的嫉妒，而且可能导致两国间的战争，但是他受到自己对雅典的发展远景的策励及其对雅典舰队的信心，而继续向前迈进。

他的理想之宏大正犹如其手段之贪婪一样。他利用海军向基克拉泽斯群岛逼取贡献，其所持的借口是基克拉泽斯群岛太快向波斯人屈服，而且曾经借军队给波斯国王薛西斯，后者似乎曾接受贿赂而让部分城邦免受惩罚。抒情诗人第莫克利昂（Timocreon）说，为了同样原因，狄密斯托克利答应设法撤销放逐，有时候虽然未能为人办妥事情，却把钱留下。当后来阿里斯蒂德斯掌管公库时，发现其前任都曾盗用公款，而尤其以狄密斯托克利侵吞最多。至公元前471年，雅典人戒惧这一位道德败坏的大智慧家，以贝壳投票决定将其放逐，而他则在阿尔戈斯设立了新居。此后不久，斯巴达人在其摄政保塞尼亚斯的私人信札中，发现显然牵涉到狄密斯托克利的文件，斯巴达人将曾与狄密斯托克利私通书信，而和波斯从事卖国求和的摄政保塞尼亚斯饿死。以摧毁其最顽强的敌人为快，斯巴达将这些文件公布于雅典，雅典立即发出逮捕狄密斯托克利的命令。他逃奔科孚，但被拒，暂时隐匿于伊庇鲁斯，又从那里偷渡至亚洲，向薛西斯王的继承者索取因其约束希腊舰队自萨拉米斯岛后未继续追击波斯舰队所应给予的报酬。波斯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Ⅰ）受到狄密斯托克利答应协助其征服希腊的诱惑，将狄密斯托克利纳入其咨议中，并拨给他若干城邦的税收作为他的生活费用。狄密斯托克利尚未能实现使其永无宁日的阴谋时，便于公元前449年，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钦慕与憎恶中死于马格尼西亚城，享年65岁。

狄密斯托克利与阿里斯蒂底斯去世之后，雅典民主派的领导权由厄菲阿尔特继承，而寡头（保守）派的统治权则落入米底阿德之子西蒙的手中。西蒙具有许多狄密斯托克利所没有的优点，但政治上赖以成功的慧黠才智却完全阙如。不满于雅典城充满阴谋欺诈，他获得了雅典舰队的统帅权，并且因其在欧里梅顿河的胜利而巩固了希腊的权益。他光荣地回到雅典，却因倡议与斯巴达重修旧好，而立即失去人民的爱戴。他勉强赢得了议会的同意，率领雅典军队驰援斯巴达，以镇压斯巴达伊索梅山区的叛乱农奴。但即使雅典人带来礼物，斯巴达人仍持怀疑态度，斯巴达极不信任西蒙的军队，以致他们满怀愤怒地回到了雅典，并且使得西蒙受到了羞辱。公元前461年，西蒙在伯里克利的煽动下被逐，寡头派因他的失败而陷于混乱，致使有两代政权掌握在民主派手中。4年后，伯里克利悔悟（或传说，迷恋于西蒙的妹妹埃尔皮尼丝[Elpinice]），撤销了西蒙的放逐。西蒙在塞浦路斯的一次海战中光荣阵亡。

民主派此时的魁首，厄菲阿尔特虽穷但不腐败，他并未能在雅典的政治斗争中维持多久。其人我们虽然所知极为有限，然而其事迹却是雅典历史上的转折点。受人民拥护的党派因战争而强化，因为在危难中，所有的自由人都暂时忘掉了阶级区分，而在萨拉米斯赢取绝对胜利的不是由贵族们所把持的陆军，而是由较贫穷的平民与中产阶级的商人所掌握的海军。寡头派企图使保守的最高法院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便维持其本身的权益。厄菲阿尔特以猛烈抨击这古老的参议院来表示其答复。[2]他弹劾若干参议员渎职，将部分渎职议员处死，并说服议会投票，几乎完全废除最高法院所仍然保留的权力。保守的亚里士多德后来赞成了这一项激进的政策，他所持的理由是：“将原属于参议院的司法权转移至平民，似乎会是一桩善举，因为人数少的团体比人数多的团体容易发生腐化。”但是，当时的保守派对这一项问题的看法并未能如此冷静。由于厄菲阿尔特不肯被收买，于公元前461年为寡头派的一名特务所暗杀，于是，领导民主派的重任便落在伯里克利身上。

[1]在南小亚细亚的庞菲利亚（Pamphylia）地方。

[2]这是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于1850年对希腊最高法院所作的评论，至1937年被引述来抨击美国最高法院：“希腊最高法院法官，享受终身制的特权，似乎有着无限而广泛、长期因循相袭的控制权……希腊最高法院更行使对公共议会的监督权，须注意，决不容任何类似的情形侵犯到国家现有的法律。这些是浩瀚无际、未经人民正式许可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