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一位曾是佛罗伦萨政坛上的红人，现在失意退居乡间，心中不免有凄凉孤独的感受。为了排除这种内心的痛苦，他还不时地上佛罗伦萨，找老友聊天，并寻求再度复职的机会。他曾写过好几封信给美第奇，但都石沉大海。在他致那位新出任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的老友维泰利（Francesco Vettori）的一封贺函中，他向他倾吐他乡间的生活时的心声，以及他如何的写那部使他名垂青史的巨著《君主论》：

或许马基雅维利在这里已经大概地说出了这个故事。显然，他开始在写《李维罗马史之研究》（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Livy），并完成了注解李维《罗马史》中的头三部。他把这注解献给扎诺比·布翁德蒙提（Zanobi Buondelmonti）和科西莫·卢西莱（Cosimo Rucellai），他说：“我送上我必须呈上给你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因为这些注解是我长期的经验和不断地研究所获得的心得。”他评述道，古典的文学、法律和医药都已经复活，而启迪了现代的写作和实用。因此，他主张复兴古典的政府制度，把这些制度应用于现代的政治中。他的政治哲学并不是从历史中推论而来，而是撷取历史中偶然的事件，来支持从他自己的经验和思想所获得的那些结论。他的那些例子几乎都是从李维处而来，有些是引自稗史，有些是从波里比阿那边引来的。

当他继续写这部《李维罗马史之研究》的时候，他发现再这样写下去，终无完工之日，而不能使他即时把这部书作为一种实用的礼物献给当政的朱利亚诺·美第奇。因此，他中断了原来的写作计划，改写一部概要，单刀直入说出他的主张。这样他的这部小册子才更可能有被欣赏到的机会，同时，这样可以挽回他跟这家现在（1513年）统治有半个意大利的望族的友谊。所以，就在这一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他完成了《君主论》。他计划把这本书献给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朱利亚诺·美第奇。但是，马基雅维利还在犹豫是不是把这本书呈给朱利亚诺的时候，朱利亚诺却在1516年去世了，因此，他只好再把这本书献给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但洛伦佐并没有领情。这本书的原稿就秘密地被抄写了出去，但直到马基雅维利死后5年的1532年才被出版。自此，《君主论》成为世上常被再版的书之一。

关于马基雅维利其人，我们除了从他自己所描述的一些有关他自己的事得知一二之外，只有再从沃夫兹画廊藏的一幅无名氏画的他的像来看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幅画显示他的身材瘦长，脸色苍白，双颊凹瘪，目光炯炯，薄薄的双唇紧闭着。显然他是个思想家而不是实干家，是个有敏锐智慧的人而不是个有温和意志的人。他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因为他的外表太显露出他的精明；他也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因为他太紧张，太固执己见。在这幅画中，看他那双带着手套的双手紧紧地握着，就显出他不是个上流社会阶层的人。他写起文章来，总是像个愤世嫉俗的人那样。他的嘴总是抿着，说些讽刺的话，他以能说出完美的谎言为荣。因此，当他说真话的时候，人们往往以为他是在说假话。其实他心里所有的只是一颗热爱国家的心，为了意大利的统一和强大，他把一切道德的事都视为等而下之。

他有许多不同的个性。当恺撒·博尔贾掌权的时候，他就称赞他；当博尔贾垮台了，他也就跟着人云亦云，指责这个失败的博尔贾是个罪人，是个“耶稣的叛徒”。当美第奇家族失势的时候，他也振振有词地骂起他们来；但当其又得势的时候，他又厚颜地屈膝求情，图谋一官半职。不管在婚前或婚后，他不但去嫖妓，而且还详详细细地把那儿的风光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的信有些实在太黄，连那些仰慕他的传记家都不敢出版。年近50岁，他还这样写道：“朱庇特的香巢真是迷人。路虽那样的坏，也阻挡不了我；夜是那样地黑，也伤不了我的勇气……我整个心所想的只有爱，爱之神啊！维纳斯！我该多么的感激你！”这些风流的事，统统可以原谅，因为人不是一定要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但是，有一点不能让人谅解的是，他却完全地漠视了他的妻子。从他所留下来相当多的信件中，从没有谈及他妻子，更没有片字甜言蜜语。尽管这是当时的风气，但依他那种热情的个性，他的这种做法是令人难以原谅的！

同时，他那只锐不可当的笔正指向其他的地方，并赢得了丰硕的战绩。在1520年完成的《战术论》（L'arte della guerra）一书中，他向各国和军事首领们强调军事强胜的法则：一个国家的军队假如失去了美德的约束，那么这个国家注定要灭亡。军队所需要的是人而不是金钱，他说：“只靠金钱，绝不能获得卓越的战士，但卓越的战士往往可以获得金钱。”金钱必然要流入强盛的国家，但是国家一富裕起来，国力就要渐渐消沉，因为，财富会使人安逸和衰败。因此，一个部队必须经常保持忙碌的状态，不时地有小战争，将可以使战士们的肌肉和器官保持强健。骑兵是很重要的，当然，假如对方有强韧的矛，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步兵应该被视为一个部队的中枢和主力。他认为佣兵懒散、可耻，是意大利之瘤；他主张每个国家都应有一支人民自卫队，这支自卫队由人民组成，这样他们将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而战。

马基雅维利又把他的笔指向小说上，他写了《金驴记》（Belfagor arcidia-volo）。这是意大利的小说名著之一，在这本小说中，他用他那犀利而带有讽刺的笔调，讨论婚姻的问题。对于戏剧，他也有一手，他作的《曼陀罗花》（Mandragola）一剧，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中最杰出的一部喜剧。该剧的开场白真是别开生面，给评论家们来个下马威：

这幕剧惊人地揭开了文艺复兴时代的道德。故事的地点是佛罗伦萨。加里曼古（Callimaco）在听到一位熟人称赞尼西阿斯（Nicias）的太太卢卡莱西娅（Lucrezia）的美丽后，虽然他本人没有见过卢卡莱西娅，但他还是决心要引诱她。只要能够跟她安安静静地睡一晚，他就心满意足了。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听说卢卡莱西娅不但美，而且她的贞操观念非常地保守。但有一件事使他觉得还有希望，听说尼西阿斯对她的不孕一直感到很烦恼。加里曼古就贿赂了他的朋友，要他介绍他跟尼西阿斯认识，并说他是一位医生。他声称他有一种药，可以使任何不孕的女人怀孕。但遗憾的是，当她服过药后，第一个和她共床的人，不久就要死掉。他愿冒这个死亡的危险。尼西阿斯就像传统的剧作家所创造的那类忠厚型的人物一样，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加里曼古的好意。可是这位坚守贞操的卢克雷齐娅竭力反对，她想万一非答应不行，那她准备在被奸污之后即自尽。但演变到最后却是皆大欢喜，任何一个都没有吃亏。卢克雷齐娅的母亲因为渴望着要抱个孙子，乃贿赂一位修道士，劝她的女儿在向他忏悔之后，可以去做加里曼古所建议的计划。卢克雷齐娅终于答应，吃下药后与加里曼古睡了一晚，卢克雷齐娅终于怀孕了。这位修道士洗涤了卢克雷齐娅不贞的罪，尼西阿斯乐得做个“代理”父亲。加里曼古终于如愿以偿，跟这位美丽的女人睡了一觉。

这部喜剧不仅布局好、对白好，而且也讽刺得好。使我们惊叹的倒不是那引人入胜的题材，也不是那古典的喜剧中所具的特色，更不是因为解释了生理上的爱，而是在那位修道士竟然为了25个杜卡特的金币，而去成全人家通奸的好事。同时，更令人费解的是这幕剧于1520年在罗马利奥十世的面前上演的时候，竟然大受欢迎。这位教皇看了大为高兴，还要求朱利亚诺大主教给马基雅维利一份写作方面的工作。洛伦佐·美第奇就建议马基雅维利写一部有关佛罗伦萨历史的书，并赏他300杜卡特（约相当于3 750美元）。

这部前后花了6年时间（1520—1525年）才完成的《佛罗伦萨历史》（Storie Fiorentine），也是一部具有革命性的书，其在史料编纂中所占的地位有如《君主论》在政治哲学中的地位。但这部书有重大的缺点，例如：有草率而不正确的地方，有剽窃过去历史学家所写的，过分地偏重于小党派之间的斗争，忽视了社会机构的发展，完全地漠视文化的历史——这几乎是伏尔泰以前每一个历史学家所犯的通病。但这是第一部用意大利文写的重要历史著作，他的意大利文简洁有力。他摒弃了有关佛罗伦萨创立的那些虚构的神话故事，他也放弃了一般所使用的按年代的秩序记载的方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畅而逻辑的叙述；他所说的不仅是历史上的事件，而且还说明了发生的原因和结果；他对佛罗伦萨政治上的纷争，从家族、阶级和利益等方面的冲突作明晰的分析。故事的叙述离不开这两个统一的主题：各代教皇都在保持意大利的分崩离析，以确保他们皇权的暂时的独立；意大利的进步是在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科西莫和洛伦佐诸王的统治下所获致的。这位领着教皇的金钱过日子的作者竟然写出这种反教皇的书，而当时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也竟然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他的这份献礼，这说明了这位作者的勇气，也显示了这位教皇宽宏的心胸和慷慨。

《佛罗伦萨历史》一书虽然使他谋得一职达5年之久，却没有使他达到再进入他长期以来渴望的那个政治泥沼的愿望。当法王弗兰西斯一世1525年在帕维亚大权旁落，徒有其名的时候，而克莱门特七世此时又无力抵抗查理五世，马基雅维利只好上书教皇和圭恰尔迪尼，说明如何来抵御即将来临的西班牙和德国的联合进犯意大利。也许马基雅维利是建议教皇应赋予乔万尼·美第奇兵力、权力和充裕的金钱，这样可以暂时挽回意大利的命运。当乔万尼去世后，作为好抢劫的法兰西的同盟国德国士兵，已经开至佛罗伦萨的城下，马基雅维利乃赶至佛罗伦萨，在克莱门特七世的要求下，他又呈上了一份报告，讲明如何修复城墙抵御外侮。1526年的5月18日，他被美第奇政府任命为5位委员组成的“监护城墙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德国军队终于绕过了佛罗伦萨而向罗马进军。当罗马城被攻克之后，克莱门特七世成了这群暴徒的囚犯，而佛罗伦萨共和党就乘此推翻美第奇政权，在1527年的5月16日，佛罗伦萨又重新建立民主共和，马基雅维利欢欣雀跃非凡，满怀希望地想恢复他以前所当的十人委员会秘书的职务。但事与愿违，在1527年元月10日，他被拒绝了。由于共和党人对于美第奇仇恨很深，认为马基雅维利在被捕期间，竟然变节上书事敌，而把他拒绝于千里之外。

这一打击使他久久无法恢复，他的生命之火、希望之光从此再也点燃不起来，而空留憔悴的身躯。由于忧愤过度，他终于病倒了，他的胃抽搐得很厉害。妻子、儿女和朋友都围在他的床边。在病危的时候，他一直拒绝行忏悔。但12天之后，他终于在一位教师前面忏悔，随之就去世了。死后，他的家境极为萧条，而他致力于统一的意大利也成了一片废墟。他葬于克罗齐教堂，在那座别致的墓碑上刻有这几个字：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意指“任何的颂辞，都不足道出这位伟人的伟大”。这个墓志铭日后证明意大利终于统一，意大利终于宽恕了他的罪，意大利永远也忘不了他的梦般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