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乍看之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哲学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收获。此期的成就比不上从阿伯拉尔（Abélard）到阿奎那这个时期的烦琐哲学的黄金时代的成就；至于跟“雅典学派”的时期相比，那就更不用谈了。假如我们把文艺复兴的时限放宽一点，那么此时在哲学方面最具名望的应是布鲁诺，他的作品超过了我们在这一册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的范围。其次应该轮到蓬波纳齐了，但现在谁又会去重视他那套大胆的怀疑论调？

这些人文学家小心翼翼地发现、揭开了希腊的哲学世界后，正在孕育一种哲学的革命。但是，除了洛伦佐·瓦拉之外，他们绝大部分都太聪明了，以致顾忌太多，无法坚定他们的这些信念。在大学的那些哲学教授，都拘泥于传统的烦琐学派的圈子里：他们在经过了七八年的奋斗之后，冲破了这一阵杂乱的烦琐哲学时期，他们不是把它放弃了，而改研究他行，就是驱使下一代的人去研究这套哲学，去发扬这些令他们心力交瘁、智慧迂腐的哲学。其实他们之中已有许多人感到为了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安全，而被迫用毫无意义的专门术语，小心翼翼地去解释这些深奥的问题是徒劳无益的。但谁能改变这一现象呢？在大部分哲学教授的心目中，仍然保有烦琐哲学的思想，但由于接近了穷途末路，烦琐学派也就临于奄奄一息的关头。在中古世纪出版的一些材料中，人们又在采用中古时代的辩论形式精心地重新检讨一些中古世纪的问题。

有两件最主要的事促成了哲学的复活：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之间的冲突，以及把亚里士多德学派划分成正统派和亚维洛斯派（Averroists）之争。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这些冲突简直变成了生死搏斗的事。人文学者大部分都是属于柏拉图学派的，他们在盖米斯都·布雷托、约翰·贝萨里翁、西多罗斯·加扎等这些希腊学者的影响下，沉浸在柏拉图的《对话录》（Dialogues）上，他们不明白人家怎么会接受亚里士多德那部枯燥无味、内容贫乏的《工具论》（Organon）以及他的那套令人沉闷的中庸之道。但是这些柏拉图学派的人，并不叛离基督教，就拿他们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斐奇诺来说吧，他就花了大半生去调和柏拉图学说和基督教思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研究琐罗亚斯德和孔子。当他研究到柏罗丁时，他自己又翻译了埃及宗教的《九章集》，这时他认为他在神秘的新柏拉图学说中，发现了一条可以牢牢地把柏拉图和耶稣系在一起的绳子。他在他的《柏拉图神学》（Theologia platonica）一书里，就企图把正统派学说、神秘论和古希腊文化三者综合起来，归纳成一项多神论的结论：神即是宇宙的灵魂。这个结论就变成了洛伦佐·美第奇这一班人的哲学，也变成了罗马、那不勒斯等地的柏拉图学会的中心思想。这个思想体系从那不勒斯传到布鲁诺，由布鲁诺再传到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再到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到现在这套哲学还盛行于世呢！

但另一派人也要为亚里士多德说几句话，尤其要为他的被误解而辩护。阿奎那主张个人不灭，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的吗？亚吠罗认为只有完整的人类的灵魂才是不灭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灵魂学》（De anima）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吗？亚吠罗是个可怕的阿拉伯人，他极力想争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领导权，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两地，他的邪说是相当风行的。在帕多瓦，马西留因深受影响，以致反对起基督教来。同时，在诺拉（Nola）一地出生的布鲁诺的先驱阿及利（Filippo Algeri）也吸收了那些可怕的错误，使他痛苦地投进了这纷争的旋涡中。在帕多瓦执教的哲学教授尼古莱托·维尼亚斯（Nicoletto Vernias）似乎也是主张，只有世界灵魂才是不灭的，个人灵魂是不能不灭的。他的学生尼福（Agostino Nifo）在《论心智》（“De intellectu et daemonibus”）一文中也持同样的看法。通常，怀疑主义者要求宗教裁判所能够分清宗教的和哲学的这两者不同的看法。他们指出，假如有一项提议，从理智的观点来说，也许要遭到哲学上的反对，但是从《圣经》或基督教的立场来看，这项建议是行得通的。尼福主张这个原则：“我们应该说众人说的话，我们应该想些众人想不到的。”但是，尼福晚年的时候，却改变了他的思想与主张，终而归依于正统派。他在博洛尼亚的一所大学教授哲学，由于他授课时常有鬼脸和滑稽的动作，表情生动，并不时引用逸闻和机智来讽刺，吸引了不少的贵族、淑女和群众前往听他演讲，使他变成了最足与蓬波纳齐抗衡的哲学家。[1]

有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界最小炸弹之誉的蓬波纳齐，身材非常矮小，他的家人都叫他小彼得（Peretto，即little Peter）。人虽小，但头不小，浓眉、鹰鼻、眼睛细小、黑溜溜且深邃。这一幅像注定他的这一生和思想要痛苦和严肃。他在1462年诞生于意大利北部曼图亚的一个贵族世家，但他却在帕多瓦渡过他的学生时代，25岁时，就获得哲学和医生两种学位，并在当地执起教鞭来。帕多瓦一地所有传统的怀疑思想他都承袭了，而且，还由他来集其大成。诚如他的门徒瓦尼尼（Vanini）所说的：“假如毕达哥拉斯在世，他一定认为亚吠罗的灵魂在蓬波纳齐的身上转生了。”智慧似乎常常是一种化身，一种回声，虽然经过千变万变，经过几代的错误，但智慧仍不变。

从1495年到1509年，蓬波纳齐一直在帕多瓦执教。接着战火横扫了这个城市，这座有历史性的大学也只好关门。1512年，他到博洛尼亚大学执教。他一直生活在这所大学，直到死为止。他结婚3次。他讲的大部分是有关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很谦虚地把他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比之为“小虫窥探大象”。他说他的思想并不是他自己独创的，他只是宣扬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这样比较安全。他这样做，似乎显得太谦逊了，显然他是刻板地屈服于权威之下。但是，自从教会继阿奎那宣布教会的教理即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之后，蓬波纳齐可能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忠实信徒来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什么是邪说，这个方法就是凡是揶揄正统派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都是异教邪说。当利奥十世（1513年）在拉提朗宫召开的第五次会议时，谴责那些相信每个人都有灵魂，每个灵魂是必死的这种说法的人。过了3年，蓬波纳齐完成了一部大作《不朽的灵魂》（De immortalitate animae）。在这本书里，蓬波纳齐表示，利奥十世所指责的，恰好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两者的观点正好相反。蓬波纳齐说，心是无时不附于物体的，最抽象的知识最主要的是来自感觉，只有通过身体，心才能认识这个世界。结果，一个脱离了肉体的灵魂，即使比它的肉体还活得久，但这个灵魂也只不过是一个毫无作用、毫无助益的生魂。蓬波纳齐作成结论说，作为基督教徒和上帝的儿子，我们相信个人的灵魂是不朽的，但是，就哲学家的立场来说，哲学家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这样说来，蓬波纳齐是确实反对天主教的教义了。天主教说，人体和灵魂都会复活的。也许，他并没有太重视天主教的这种说法，同时，他也不认为他的读者会这样的重视。就目前我们所知，并没有人挑剔他与天主教教义的说法的不同。

蓬波纳齐的这本书引起了一场风暴。天主教修道士说服了威尼斯的总督，下令把所有可以获得的这些书，公开焚毁。反对这本书的人还把这件事告到教皇的法庭上，但是本博和比别纳当时地位还很崇高，他们向利奥建议，认为这本书的结论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这本书的结论是如此。利奥并不傻，他深知如何来应付双方的说法，于是，他下令蓬波纳齐写了一篇措词恰当表示顺服的报告书。蓬波纳齐便在1518年写了《为自由辩护》（Apologiae Libritres），在这里面，他重新保证，身为一个基督教徒，他接受所有基督教的教义。大约在这同时，利奥还命令尼福对蓬波纳齐的这本书提出一个答复。尼福是一个喜欢辩论的人，他功德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使命。我们可以这样说，当蓬波纳齐的头摆在宗教裁判所的天平上时，很显然，这件事可以看出大学当局和教会当局之间继续存着一种水火不相容的敌对态度，当时就有三所大学争着要聘他。当听到比萨当局要拉蓬波纳齐去任教时，博洛尼亚的地方长官，不顾天主教修道士的反对，马上正式向教皇提出，要把蓬波纳齐的任期延长8年，并把他的年薪提高到1 600杜卡特（约等于2万美元）。

蓬波纳齐还有两部比较不重要的著作，这两本直到他死后才出版。在这两本书中，他继续表露了他那怀疑的态度。在《咒法》（De incantatione）这本书中，他把许多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现象，视为自然的原因。有一位医生就写信给他，宣称有些疾病都是靠魔法和咒文治好的。蓬波纳齐对此表示怀疑。他说：“为了求助那看不见的原因，而蔑视那看得见的和自然的现象，这是可笑而荒谬的事。任何一种明确的可能，都不能保证那看不见的原因的存在。”身为一个基督教徒，他相信有天使和精灵；但是站在一个哲学家的立场，他不相信有这些东西，在上帝之下，所有的一切因果都是自然的。他嘲笑一般人所相信的所谓用玄秘的方法可以治病的说法，这反映出了他是受过医学的训练的。他说：假如精灵能够治疗肉体的疾病，那么这些精灵将是物质的，或是用物质的方法去影响那物质的身体；他讽刺地说那些会治病的精灵是从石膏、药膏和药丸里跑出来的。但是，他承认有些植物和药石是有治疗的效力。他相信《圣经》上所记的那些治愈的奇迹，但他怀疑这是自然的力量所赐。宇宙是由统一的不变的法则来支配。奇迹只是自然力量的一种反常的表现，我们人类对自然力的能力和方法，只懂得一部分而已，至于我们所不了解的那些自然力，我们把它们归之于是精灵的、是上帝的力量。在不与这种自然的造因的观点矛盾下，蓬波纳齐可能相信占星术。他认为不但人的生命要受到天体的控制，而且所有人类的机构，甚至宗教等的兴衰都要受到天体的影响。这对基督教来讲，可以说是正确的。蓬波纳齐说，现在就有一些迹象显示基督教正步入衰亡之途。但他强调，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他反对这种说法。

他最后一部著作《命运》（De fato），似乎是比以前的几部都要正统一点，因为这本书是对自由意志的维护。他承认这本书所说的与宗教上所说的神圣的先知和无所不知的说法相左，但是，他认为，假如人是有道德责任的话，那么他要求他的良心能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他要求需要有更多的选择的自由。在他论到不朽的时候，他面临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只用道德律就可以，而不需要用宗教的处罚和善报呢？他以坚忍而傲岸的意志坚持美德的充分的善报就是美德本身，而不是所谓死后的天堂。但是他却承认，大多数的人只有借着宗教上的信仰和惩罚才能步入正途。因此，他说，伟大的宗教立法者已经告诉了我们，信仰那个未来的天堂，可以节省下无数的警察。他跟柏拉图一样，坚信寓言和神话有教诲的作用，它们对于抑制人类天生上的弱点大有裨益。

蓬波纳齐认为，大多数的人头脑都很简单，但兽欲却很强，所以，他强调，对这些人应当把他们当做小孩子或病人看待。他认为用哲理来向这般人说教是没有用的。他说：“这些哲学的道理并不是要让一般人知道，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接受这些玄奥的道理。我们甚至不必跟无知的传教士们说这些道理。”他把人分成两种，一是哲学家，一是信教的人。他很天真地相信“只有哲学家才是人间的上帝。哲学家与其他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阶级，什么样的人都不同，就如真人与画布上的像那样的不同”。但他也深知人类的理智是极有限度的，玄学虽然崇高，但不见得有什么用。在他晚年，自认为因终日研究玄学，而弄得身心憔悴。他把自己比喻作希腊神话中的那位普罗米修斯，他因为为人类窃来火种——而蓬波纳齐则是为人类窃来神圣的知识——因而受惩被缚于高加索山的一块岩石上，其肝脏每日受兀鹰的啄食。他说：“一个思想家在探究那神圣的玄学时，就像海神……宗教裁判所判他是持异端邪说的人，而大众则笑他是一位傻瓜。”

由于一连串的争论，使得他疲惫不已，身体也因而每况愈下。在百病交集当中，他终于决心一死了之。他选择了这么一种不太好受的方式来自杀：他要饿死自己。不顾人家的批评、威胁，甚至在武力之下他都不屈，他拒绝吃，也拒绝说话。经过7天之后，他觉得他已经赢得了胜利，他有权可以去死了，于是他开口了，他说：“我毫无遗憾地要离去了。”有人问他：“你要到哪里去？”他回答：“所有的人类都必须去的那个地方。”他的朋友曾做最后的努力，试图说服他吃点东西，但他宁死不屈。他于1525年去世。曾经是他门下的大主教贡萨加，收拾了他的尸体，把他葬在曼图亚，并以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坚忍的精神，建了一座像，以为纪念。

蓬波纳齐把哲学的形式带进了怀疑主义的领域，这使得基督教的信仰一连200年来都遭到攻击。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回教思想借着十字军、贸易和阿拉伯哲学而流入，剥夺阿维尼翁的教皇权、教派的分裂，虽无《圣经》或教堂，但在这一个异教徒的希腊罗马世界里，竟有不少的哲人和伟大的艺术家的这一启示。教育的普及，增强了对教会控制的反抗。从僧侣，甚至教皇的永生和现世，暗示了他们私底下对大众承认的信条的不符。他们用炼狱的这种说法来募款，以遂行其目的。商人富豪阶级的抬头，反抗了教会的支配，教会变质了，从宗教的组织变为世俗的政治的力量。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种种原因，使得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中产阶级以上的意大利人，变成了“欧洲地区最富怀疑主义的民族”。

从波利希安和浦尔契的诗，以及从斐奇诺的哲学，明白地显示，洛伦佐的这一派，并不相信来生。在但丁笔下那个他认为千真万确的地狱，在阿廖斯托笔下，这个地狱变成了叫人好笑的费拉拉这个地方。文艺复兴时期里，几乎有一半的文学作品，都是反对教权的。许多佣兵队长都公开表明是无神论者，朝臣比妓女更没有宗教意识，富有一点怀疑的态度已经成为一个绅士的标志和必备的条件了。许多学者都存有喜爱非宗教的哲学，不受基督教教理的这种心理，彼特拉克为这种现象而感伤惋惜。在1530年，威尼斯就发现有这种现象，大多数上层阶级人士都不顾他们复活节的责任了：他们没有去忏悔，没有去参加圣餐，甚至一年里都不曾有过一次。马丁·路德就发现意大利知识阶级对于上教堂做弥撒流行这样的口号：“来吧！让我们跟着大家一起错吧！”

至于在大学里头，从一件有趣的小事，也可以看出教授们和学生们对于宗教的态度。蓬波纳齐死后不久，他的学生西蒙·波尔齐奥（Simone Porzio）被邀到比萨大学演讲，他选择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Meteorology）作为讲题，但是，听众不喜欢这个讲题。有些听众很不耐烦就喊道：“讲一讲灵魂好吗？”波尔齐奥只好不讲《气象学》，改讲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De anima）。波尔齐奥的这一换题，立刻引起了听众的注意。我们不知道波尔齐奥在这篇演说里是不是表达了他所信仰的：人类的灵魂与一只狮子或一棵植物，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在他的《论人类的心灵》（De mente humana）这本书里确是这样说。他这样说并没有遭到什么攻击。在1528年，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控告的塔拉巴（Eugenio Tarralba）就说，他在罗马念书的时候，教过他的三位老师，都一致说灵魂是要死的。伊拉斯谟还发现，罗马的大主教们竟用怀疑的态度来讨论有关基督教中最根本的教理。对此，他感到很惊讶！有一位传教士就向他说，相信来生是荒诞的事，有些则嘲笑起耶稣和十二使徒。他还很肯定地说，有很多人都听说教廷内的职员亵渎弥撒。虽然阶层较低的一般百姓仍然保持对教会的忠实，虽然那成千成万听过萨沃纳罗拉说教的，一定还是忠于上帝，虽然维多利亚·科隆纳的例子显示虔诚可以胜过教育，但是，人们对基督教中那牢不可破的教条的想法，却被怀疑之箭射穿而崩溃，而中世纪神话的光彩，也被渐渐发现的黄金的真理之光掩盖过去了。

[1]与其说马西留属于文艺复兴时期，不如说他是属于宗教改革时期，因此，我们在后面再讨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