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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
1.6.1.3 医学

医学

最发达的科学应是医学了,因为人们愿意牺牲一切来追求身体的健康。做医生的,大大地分享到意大利所获致的财富。帕多瓦地方当局以年薪2 000杜卡特聘请医生做顾问,同时,还准许他们自由开诊所行医。彼特拉克就极力指责给医生这样高的待遇:上好的红色袍子、白貂皮头巾以及那闪闪的戒指和金色的刺马钉。他并对多病的教皇克莱门特六世提出热情的忠告,要他不要那么信任医生:

我知道你的床边有不少的医生,我真是为你担心。他们的意见常常都是矛盾的,他们认为假如没有新的见解,那是可耻的事,诚如老普林尼所说的,他们都想借着奇迹的出现,来获得名声,他们拿我们的生命来赌。所以,跟他们打交道,只要听他们最后一句话就够了。其他行业哪里像他们,而且,医生的谎言要比其他行业的更来得可怕。我们只有存着奢望,才不会想起这些事。我们花钱让他们学点东西,甚至我们赔上生命,让他们获取经验,天下只有医生有权利杀人而不受处罚的。噢!最仁慈的教父呀!把他们那一群当做敌人吧!有一位不幸的人在他的墓志铭上这样的写道:“我死于群医之手。”此可作为殷鉴。

不论古今中外,医生最能赢得妇女的欢心,在她们的心目中,医生是最重要及最会讽刺的人。

在医学上,谈得上有实质上的进步的,是解剖学的复兴。有时候,牧师和医生及艺术家们合作,牧师从他们教会所属的医院中,提供尸体作解剖用。卢齐(Mondino de'Luzzi)在博洛尼亚解剖尸体,1316年他写了一本《解剖学》(Anatomia),这本书曾风行达300年之久。虽然有牧师的合作,但尸体还是不易得。1319年,博洛尼亚的一些医学院学生,曾从坟墓处偷来一具尸体,交给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就拿来解剖,作教授之用。这些学生后来被告了,但被宣判无罪。自此,地方当局对于解剖那些被处死的罪犯和无人认领的尸体的事,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不闻不问。大家都说博洛尼亚的解剖学教授卡尔皮(Berengario da Carpi)曾解剖过100具以上的尸体。最早开解剖尸体这门课的当算比萨大学,它至少在1341年就有这门课了。不久,意大利境内所有的医学院也都获准开这门课,连在罗马的那所教皇医学校也不例外。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正式宣布准许解剖。

渐渐地,解剖学恢复了它那份早被忘记了的古典的特质。像贝尼维尼(Antonio Benivieni)、阿基利尼(Alessandro Achillini)、贝内德蒂(Alessandro Benedetti)和杜雷等人,摆脱了阿拉伯式的方法,而回到伽林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方式上,他们甚至还不满这些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进而研究解剖神经、肌肉和骨骼,探求人体内科学的知识。贝尼维尼还从解剖中,发现人体内部疾病的原因,他的一篇《论几种病症之病因及治疗方法》(“On Several Hidden and Wonderful Causes of Disease and Cures”),建立了病理解剖学,并使得尸体解剖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作了一项功不可没的贡献。除此之外,印刷术新方法的问世,对于加速促进医学的进步也贡献不少,因为它普及了医学的知识,促进国际医学论文的交流。

我们可以概略地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基督教国家内,在医学方面的进步,到1500年为止。就拿其中最高明的解剖学家和医生来说,他们对医学的认识还不如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后200年间的伽林、希波克拉底和苏兰诺(Soranus)等这几位医学大师。他们的治疗方法仍然不出希波克拉底的四液体的理论(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内有四种液体,能决定人的健康和性格。这四种液体是血液、黏液、胆汁和忧郁液),和放血是百病的万灵药的说法。世界上第一位利用输血的医生是一位犹太籍的医生,他在1492年替教皇英诺森八世输血,但是失败了。是时,巫术仍然风行,巫师们仍然受欢迎,这些驱邪的人借着念符咒和吻壁物来医治肾虚和健忘症,有时候这种治疗确是有效。药剂师卖一些奇奇怪怪的药丸,为了增加收入,他们还兼售文具、油漆、糖果、香料和珠宝等东西。米歇尔·萨沃纳罗拉(Michele Savonarola)曾写了一本《实用医学》(Practica Medicinae)和一些短篇论文。其中有一篇说,伟大的艺术家大都有精神上的毛病;另外一篇说,一些能延年益寿的名人,都是每天饮酒的。此时,庸医虽然还很多,但是法律上对于行医却有了更进一步的限制。凡是没有获得医学学位而贸然行医的,都要受到惩罚。在1500年,要获得医学学位必须要修完4年的医学课程。遇有重大的病症必须要会诊,不能一人单独来决定。威尼斯的法律并规定,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必须每个月集会一次,交换临床经验。同时,为了要使他们的知识能够赶上时代,规定每人每年至少要选读一门有关解剖学的课程。当学生要毕业的时候,他必须要发誓,绝对不拖延病人的病,绝对要监督配药,绝对不干涉药剂师对药价的处理。威尼斯在1368年所定的这些法律,同时规定药剂师对于一则药方的索价不得超过10 soldi(意大利的铜币名)。据说,有些是彼此先订好契约,等医好病了再按契约上所订的价格付钱。

外科手术发展得很快,当外科医生们手术的方法和利用的仪器,达到接近古埃及的医生们的那种精湛的技术时,他们的名声传扬开来。拉帕洛的博纳多(Bernardo da Rapallo)设计一种除结石的仪器,做会阴的手术(1451年)。圣多(Mariano Santo)因用侧面的割切手术法,成功地割除膀胱结石而名噪一时(约1530年)。尤利乌斯二世的外科医生维戈(Giovanni da Vigo)曾改良了对动、静脉缝合的方法。古代所用的整形外科,大约在1450年又重新出现在西西里岛。像鼻、唇和耳有何缺陷,可以移植人体其他部分的皮肤来整形,而整形过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痕迹来。

公共卫生的设施也有了改进。威尼斯总督丹多洛(Andrea Dandolo)在他的任期间(1343—1354年),曾设立了第一个市立公共卫生委员会,自此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都纷纷仿效设立了这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专事试验各种食品和药物,并隔离那些罹有传染病的患者。1374年的时候,由于黑死病的流行,威尼斯港口当局因怕船上的人员和货品染有这种传染病,曾拒绝所有的船只进港。在西西里岛东南的拉哥萨,于1377年也采取措施,凡是要入该城的旅客或货物,必须要先待在一个特设的地方达一个月后,才准进入该城。马赛港在1383年也采取同样措施,并把这项拘留的期限,延长到40天,威尼斯在1403年也采取这样的措施。

在俗人和僧侣一致热心的提倡下,医院也发展得很快。意大利中部锡耶纳地方,在1305年建立规模相当庞大的医院。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于1456年在米兰创立了一家大医院。1423年,威尼斯当局在拉撒瑞岛(Santa Maria di Nazaret)上设立传染病院,专事收容患有传染病的患者,这是欧洲首座传染病院。佛罗伦萨一地在15世纪的时候,已经有35家医院。这些医院都是由公家鼎力支持和私人捐赠而建的。有些医院建筑的形式很有名,像大医院即是其一。有些医院里面的大厅还雕饰有壮丽的艺术作品。在皮斯托亚塞卡波医院内的雕饰,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医院装饰,其墙上活生生的赤褐色浮雕曾引起艺术家乔万尼·罗比亚的兴致去临摹。由建筑家菲利普·布鲁尼里斯哥设计的佛罗伦萨英诺森蒂(Innocenti)医院的正面,最突出而引人注目的是由安德里亚·罗比亚在回廊拱门的三角壁上雕刻的那些赤褐色的雕饰。当1511年,马丁·路德在意大利看了这些不朽的杰作时,大感吃惊,这些慈善的机构和医院的建筑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在《闲谈》(Table talk)一书中对于医院这样描述道:

意大利的医院,盖得很壮丽,院内供应丰盛的膳食,护士人员很体贴,医生都是饱学之士。床铺被褥一尘不染,壁上尽是雕画。当病人一住院,他的衣服立刻换下来,当场由一位公证人开下收条,并负责保管这些衣物。病人改穿医院发给的白色服装,然后,躺在用很清洁的床单铺的而又很舒适的病床上。随即,就有两名医生来看他,服务人员也立刻送进用干净的碗盘盛的饭菜……许多仕女都轮流地来医院照顾病人,她们的脸上都戴有面纱,这样人们才不知道她们是谁。每一位来时都待好几天,然后再回家,由另一位来接替……佛罗伦萨的那些弃儿养育院也是令人赞赏。那些婴孩不但吃得好,衣服穿得整齐,而且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很好的教育。

医学的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当它对某种疾病有了新的克制方法时,新的疾病也紧随而来。天花和麻疹在16世纪以前的欧洲还见不到影子,现在却活跃起来了。欧洲第一次出现流行性感冒是在1510年。在1477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斑疹伤寒症,在1505年和1528年的时候,意大利却任其肆虐。在15世纪末叶的时候,梅毒突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蔓延非常快,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医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对此时医学界的一项挑战。到底梅毒是早在1493年以前就存在于欧洲呢,还是在这一年才由哥伦布从美洲带回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争论不休呢!

有些事实可以证明梅毒确是欧洲的“土产”。1463年7月25日,在法国东部第戎(Dijon)地方操业的一位妓女,在当地的法院上供认,她曾劝阻了一位不受欢迎的嫖客。她告诉他,她患有“严重的病”——记载上没有说明这项严重的病是什么病。1494年3月25日,巴黎的市政传令员带来一项市政府的指令,说要整顿那些长有“大水痘”的人。我们不知道市政府所指的这种“大水痘”是什么,也许就是现在所谓的梅毒。在1494年的年尾,一队法国陆军侵入了意大利,在1495年的2月21日,这个部队占领了那不勒斯。不久,有一种疾病很快地在那不勒斯蔓延起来,意大利人叫这种疾病为“法国病”(il morbo gallico),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带到意大利来的。许多法国士兵都染上了这种疾病,他们在1495年10月返回法国,把这种疾病传给了老百姓,法国人称这种病叫那不勒斯病(le mal de Naples)。他们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士兵是在那不勒斯染上这种病的。在1495年8月7日,也就是法国部队从意大利回来的两个月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颁布了一道有关“法国病”的诏书,这种“法国病”显然是法国士兵还没有从意大利回来以前就有了。自1500年起,morbus gallicus一词已传遍了整个欧洲,指的就是梅毒。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1493年以前,欧洲已有梅毒了。不过,这只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所得的结论,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

至于说梅毒是来自美国的说法,则是根据西班牙医生伊斯拉(Ruy Diaz Isla)在1504年到1506年之间所写的一篇报告(这份报告直到1539年才出版)。他说,当哥伦布的船只在回航的途中,船上的驾驶员发了高烧,皮肤上长满了可怕的疹子,这船驶进巴塞罗那港时,他亲自为这些染上这种新病的水手们治疗。他说,这种病他从来没有看过,后来他证实这种病就是在欧洲所谓的梅毒。因此,他断定梅毒是来自美国。哥伦布第一次从西印度群岛回到西班牙的帕洛斯(Palos),是在1493年的3月15日。就在这个月,亚历山大六世的私人医生品托(Pintor)指出罗马第一次出现了梅毒。从哥伦布回到西班牙到法国占领那不勒斯,这斯间将近两年——这两年足足的可使这种病从西班牙传到意大利。再者,在1495年蹂躏那不勒斯的那种疾病,假如要说那就是梅毒,实在是不可靠。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欧洲所发现的人骨中,看不出有什么痕迹可以说明此时已有梅毒,但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所发现的遗物中,发现有许多的骨头都有被梅毒侵害过的迹象。[1]

不管怎么讲,这种新疾病传染的速度倒是相当的惊人。恺撒·博尔贾显然在法国感染上了。许多红衣主教,甚至连尤利乌斯二世自己都染上了。我们相信,他们是不留意与那些带有梅毒的人和物体接触时,而遭到传染的。在欧洲,对于皮肤上脓疱的处理,早就用水银药膏,此时,水银药膏更是广泛地被人使用,就如同今天我们使用盘尼西林这样的普遍。外科医生和庸医都被叫做炼丹家,因为他们把水银变成金。当时还采取预防的措施。1496年,罗马定了一条法律,禁止理发店准许患有梅毒的人入内,也禁止理发师使用梅毒患者用过的器具。政府当局也加强检查妓女,有些城市干脆把妓女们都赶走。因此,费拉拉和博洛尼亚两地,就在1496年,把当地的妓女都驱逐出去,因为她们长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水痘,这种水痘人们称之为圣约伯的麻风症”。教会当局劝人洁身自爱,不要去寻花问柳,这也是预防的一种方法,许多教会的人都听从这一劝导。

弗拉卡斯托罗是第一个把梅毒列入疾病的人,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多才多艺的人。他出生于名门,1483年,诞生于意大利北部维罗纳的一个贵族家中,这个家族曾经出过几位杰出的医生。在帕多瓦一地时,他几乎无所不学。他拜哥白尼为师,请蓬波纳齐和阿基利尼分别教他哲学和解剖学。到了24岁,他已经成为一位逻辑学的教授了。不久,他放弃了教鞭,致力科学的研究,尤其在医学方面下工夫,他同时还雅好古典文学。科学与文学的并进,使他养成了一种优美的人格,也产生了一首出色的诗篇,他这首用拉丁文写的诗叫“梅毒”,完全是模仿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那首田园诗。自从卢克莱修以来,意大利人在写富有教训的诗这方面,就有很杰出的表现,但谁会料到这种起伏的螺旋体态的细菌,会使这首诗更加流畅呢?在古代的神话里谢菲勒斯(Syphilus)是一位牧羊人,他决定不去崇拜那些他看也看不到的众神,他只要崇拜这位国王,这位只有他的羊群可以看得见的主人。因此,愤怒的阿波罗神就在空中散布一种有毒的水汽,谢菲勒斯因而感染一种疾病,使他全身长出溃疡性的水泡,这是约伯故事中的一个大意。弗拉卡斯托罗对于这种疾病加以追踪——它第一次的出现、传布、起因和治疗方法。他说:“这种严重而罕见的疾病,在几百年前从来就没见过,它肆虐了整个欧洲,波及亚洲各大都市,并侵入意大利,在这场不幸的疾病战中,高卢人就这样的叫它为‘谢菲勒斯’。”他怀疑这种病是从美洲来的,因为有许多不在一块的欧洲国家,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里出现了这种病。这首诗又说:

这种病的传染,不是马上就发作的,而是潜伏一段时期,有时候要一个月……有时甚至达4个月之久。大部分的病症是这样:首先在生殖器官上长出小小的溃疮……其次,在皮肤上长出脓疱……然后,这些溃疡性的脓疱使皮肤腐烂,再下去,就侵害到骨头上……有时候甚至连嘴唇、鼻子或眼睛都会溃烂,有些是整个生殖器官溃疡。

这首诗接着讨论用水银或零陵香——美国印第安人用的一种“神圣的木头”——治疗的方法。接着佛拉卡斯托罗又写一部叫《传染病》(De contagione)的书,在这部书里,他用散文文体讨论各种传染病——梅毒、斑疹伤寒症、肺炎——及其传染的方式。1545年,保罗三世任他为特伦特会议的首席医生。为了纪念他,在维洛纳建了一座极庄严的纪念碑,而雕刻家卡维诺(Giovanni dal Cavino)也把他的像雕刻在一块大的石碑上,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

在1500年以前,所有的传染病通通一概叫做“瘟疫”。现在已能明辨出是何种传染病,并且能诊断出它的特别症状,而对像梅毒这种突发而有毒的疹子加以治疗,这实在是医学上的一大进步。仅仅靠着希波克拉底和伽林的那一套是不能应付这种危机的。因为医学界深知,只有增加和交换经验,只有详细地研究新的病症、病因和治疗方法,才能应付这种突如其来的考验。

也因为有这样高的素质、热情、和真正的成功,那些较高级的医生,在那时候被视为意大利的一种无衔的贵族。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彻底的世俗化,因此,他们这一行比僧侣们更受到尊重。有些不仅被聘为医学顾问,而且还兼做政治顾问。他们常常是王子、主教和国王之流的座上客,有许多还是精于古典文学,收藏艺术作品的人文学家。他们往往是那些大艺术家的挚友,有许多深知希波克拉底把哲学融于医学的那种理想,终而,他们把他们在研究和教授中遇到的问题,一个个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他们给专门研究哲学的友人们一个刺激,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哲学拿来重新加以大胆地做一番正直的试验,就如同他们对希波克拉底、伽林和阿维森纳(Avicenna)这些医学大师所作的挑战。


[1]萨顿(Sarton)下的结论:“至于梅毒,在1495年以前的文献中,我就没有发现谈到有关这种的事,而紧随在1495年以后的几年间,就有许多谈及梅毒的问题。虽然最近几年来,有人一再地证实欧洲的梅毒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就有,但我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