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这段期间最辉煌的成就是诗。封建时代的日本，下起农夫，上迄君王，都会写诗；同样，利奥时代的罗马里，教皇乃至小丑，无不吟诵风雅，而几乎每个人都想将他的近作念给耐心的教皇听。他喜爱即兴的妙作，而自己亦为此中能手。诗人随处都以诗节来取悦他，通常，他也设法奖赏他们。他偶尔会以即兴而作的拉丁文警句自娱。数以千计的书都题献给他。安杰洛·科洛西（Angelo Colocci）就曾获赐400金币（约合5 000美元）。但乔万尼·欧居里利（Giovanni Augurelli）虽曾献给他一部诗作《炼金术》（Chrysopoeia），他却报以空囊。他并没有时间来念他接受题献的那些书，5世纪的罗马诗人鲁提里亚斯·纳玛度安纳斯（Rutilius Namatianus）便是一例。纳氏认为基督教犹如使人失去活力的毒品，应加压制，并要求返回崇拜刚健的异教诸神。利奥仅下了一道敕令给阿廖斯托——利奥似乎觉得他在费拉拉已很受照顾——严禁盗印他的诗作。阿廖斯托颇觉恼怒，因为他早先希望教皇的赏赐应与他的史诗等量齐观。

利奥既已失去阿廖斯托，但仍能从才华较逊、命数较短的诗人中获得满足。他的慷慨经常使他误将劣才视为俊士，而赐以厚赏。有个佩萨罗港的贵族奎多·波斯图莫·西尔韦斯特里（Guido Postumo Silvestri）曾因亚历山大与尤利乌斯攫取佩萨罗港和博洛尼亚而奋起抵抗，并为文诛伐。现在他却写了一首优雅的哀悼诗献给利奥，比较这位新教皇统治意大利期间的福乐，与前任诸教皇在位时所造成的混乱和悲惨局面。利奥深为所动，便将没收来的产业归还给他，并命他为猎队中的行伴。但据当时的人说，奎多受利奥欢宴时，因暴食豪饮，不久就死了。安东尼奥·泰巴底奥已先在那不勒斯赢得诗人的荣衔。他在利奥获选时赶往罗马（据某不确的传闻），并因一首开胃的讽刺诗而获利奥500金币的厚赠。无论如何，这位教皇监理索嘉桥（The Bridge of Sorga）的过桥费，这样，“或能使泰巴底奥富裕自赡”。但是，金钱固然能让学者们发挥才干，却难以培养诗人的天才。泰巴底奥写了更多的讽刺诗，利奥死后仰赖本博的慈善过活，却一直是卧病不起。“别无抱怨，”有个朋友这么说道，“除了引不起酒兴之外。”他久卧病榻，到74岁时才与世长辞。

摩德纳的莫尔札（Francesco Maria Molza）在利奥升任教皇之前，就已精擅诗文。听说教皇酷嗜诗文，便别离父母女儿，迁居罗马，继而迷恋一个罗马的女人，乐极忘蜀。他撰写了一首畅达的田园诗，以赞颂福斯蒂纳·曼西尼（Faustina Mancini），诗题为《台伯河的女神》（La Ninfa Tiberina），其后不知因何受狙中伤。利奥死后，他便离罗马赴博洛尼亚，当红衣主教伊普里托·迪·美第奇的侍从。因当时传闻说，美第奇的宫廷里养有诗人、乐匠及才子300人。除了阿廖斯托之外，莫尔札的意大利诗，可说是当时最为典雅的。他的短歌，在风格上可与彼特拉克的分庭抗礼，而诗中所激发的灵感则远驾其上。因为莫尔札一再猛煽情焰，并永远燃烧着。他于1544年死于梅毒。

有两个主要的小诗人对利奥的统治表示敬意。马尔坎托尼欧·弗拉米尼奥（Marcantonio Flaminio）的事业，显露了该时期祥乐之一般——教皇对文人墨客的善遇历久不衰，弗拉米尼奥、安德里亚·纳瓦吉罗、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与卡斯底里欧尼诸人的友谊无可妒忌，虽然他们四人皆属诗人，这些人在肉欲泛滥的时代都能洁身自爱，不染一尘。弗拉米尼奥生于威尼托（Veneto）的西拉瓦尔（Serravalle），是诗人吉安纳托尼奥·弗拉米尼奥（Cianantonio Flaminio）之子。这位父亲不顾祖例，训练并鼓励其子写诗，16岁时又遣他赠诗给利奥，力主发动十字军以抗土耳其人。利奥不喜欢十字军，但颇爱其诗文，便资助他在罗马深造。卡斯底里欧尼携其手，带他到乌尔比诺（1515年）。后来其父又送他到博洛尼亚攻读哲学。最后，这位诗人才定居于维泰博，受英籍红衣主教雷吉纳尔德·波尔（Reginald Pole）的资助。他曾因力辞两处高位而闻名一时——与萨多莱托同为利奥的秘书及特伦特宗教会议的秘书。尽管他被疑同情宗教改革，他仍获多位红衣主教的厚馈。他在旅居国外期间，一直都渴望能在他父亲建于伊摩拉附近的别墅里，过着宁静的生活，享受清新的空气。他的诗——几乎都用拉丁文写成，也几乎都以抒情诗、田园诗、悲悼诗、赞美诗以及贺拉斯致友人的书信体等简短的形式写成——一再流露出他对乡村农庄的向往：

他抱怨受困于喧嚣的罗马城中，并深羡一位匿于乡村避静、闲读“苏格拉底的书”的友人，因为后者“根本无意于民众赠予的薄名”。他梦想在绿谷里徘徊，并携维吉尔的“农事诗”与塞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的田园诗为伴。他的诗文当中，最动人的是悼祭其父的挽诗：

玛可·吉罗拉莫·维达（Marco Girolamo Vidá）是个更能逢迎利奥的诗人。他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莫纳，精通拉丁文，甚至能用以写出优雅的说教诗《论诗学》（De Arte Poetica），或论蚕的成长，或论棋弈。利奥极为赏识这种游戏，因此便遣人请维达来，给予高薪，再请他以耶稣的生平撰写一首拉丁文的史诗来冠饰当代的文学盛况。于是，维达便着手他的《克里斯提亚德》（Christiad），可惜利奥死得太早而无法见及。克莱门特七世继承利奥的遗愿，继续资助维达，赠他主教的辖区以为奉养之资，但克莱门特也在该史诗问世（1535年）之前就谢世了。维达开始写的时候，还是个修道士，写完时则为主教，但他仍然无法避免那些流行于利奥时代的古典神话典故。这些典故或许会使那些忘了希腊、罗马神话，而以基督教为文学神话的人深觉不伦不类。维达称天父为“翻云覆雨的众神之父”（Superum Pater Nimbipotens）以及“奥林匹斯之统治者”（Regnator Olympi），他一直都将耶稣描写为“英雄”，他掺入蛇发女怪、乌身女面怪、半人半马怪与九头蛇怪等，以述耶稣之必死。这样高贵的主题实应配以相称的诗式，而不宜是《埃涅阿斯纪》这部史诗的改编。维达最佳的诗行，并不是向《克里斯提亚德》中的基督致意，而是向《论诗学》的维吉尔宣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