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1513年11月5日，利奥发布了一道敕书，拟合并两处经费短缺的学术机构：圣宫学院（the studium sacri Palatii），即梵蒂冈学院；市立学院（The studium urbis）。这两处现已成为罗马大学（the Uinversity of Rome），同在一栋建筑物，名为萨皮恩扎（the Sapienza）。这些学校在亚历山大教皇期间极为昌盛，但在尤利乌斯教皇的任内却渐衰微，因为后者挪用经费，以利征战，穷兵黩武，不事文教。利奥慷慨资助那所新的大学，但后来亦因军费浩繁而难以自拔。他请来一群热心的学者，因此，那所大学里所需的教授很快就增至88位——医学方面就有15位——年薪自50至530金币（折合625至6 625美元）不等。利奥登基初年，就竭力要使这所合并的学院成为整个意大利最具学术性、最为隆盛的大学。

他的贡献之一是：创制对闪族语系诸种语文的研究。罗马大学设立了一个教授希伯来文的讲座，泰塞奥·恩布罗吉欧（Teseo Ambrogio）被任命在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叙利亚语和查尔底（Chaldaic）闪族语。利奥很赏识亚葛西奥·吉达索里欧（Agacio Guidacerio）潜心编纂的一本希伯来语法书。当他获悉桑特·帕尼尼（Sante Pagnini）正在将《旧约》从希伯来语原文译成拉丁文，他便要求先看看样本，觉得很喜欢，于是马上答应负担这项艰苦工作的费用。

利奥也恢复那日趋没落的希腊研究。他敦请约翰·拉斯卡利斯这位老学者到罗马来。拉斯卡利斯一向都在佛罗伦萨、法兰西和威尼斯教授希腊文，并且跟他在罗马创设一个希腊学术院，与罗马大学分开。本博替利奥写信（1513年8月7日）给拉氏的学生马库斯·马索鲁士（Marcus Musurus）——时为马努蒂乌斯的主要副手——请他从希腊寻来10位（或多些也无妨）教育良好、性格优良的年轻人，以组成一个研究文艺的学校，而意大利人或亦可从他们学得希腊语文的正确用法与知识。一个月之后，马努蒂乌斯发行了马索鲁士所编成的《柏拉图》，这位伟大的印刷业者并将那部书献给教皇。利奥亦答以阿尔都斯（Aldus，译按：系马努蒂乌斯之名）15年的专利，使马努蒂乌斯对已经印行的，或当时就要出版的那些希腊文或拉丁文的书籍，有专权重印。凡是侵犯此权的，都将按照该证书的规定，被剥夺教籍，并受罚款处分。这种“印刷专利权”是文艺复兴时期将付过款的版权给予印刷业者的一种方式。利奥又在这项特权下加上一项重大的规定：凡是马努蒂乌斯出版的刊物都应适度定好价钱。这点是做到了。那所希腊语文学院就建在罗马七丘之一的科洛奇（The Colocci on The Quirinal），一所印刷厂也在那儿盖了起来，以便为学生印刷教科书和注释。约在同时，一所类似研究希腊语文的美第奇学术院（Medicean Academy）亦在佛罗伦萨成立。在利奥的鼓励之下，瓦里诺·卡默提（Varino Camerti）编成了一本最完备的希腊拉丁文字典，却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版的。

这位教皇对古典文物的热情几近迷信的程度。他从威尼斯人收到《一块李维的肩骨》（A Shoulder Bone of Livy）时，态度虔诚，宛如那是某个大圣徒的遗物似的。他在登基之后不久，就宣称：凡是为他取得古代文学中尚未发表过的手稿，都将获致厚赏。他跟他父亲同样派遣使者专人到国外去搜购古代异教徒或基督徒的手稿。有时就这个特殊的目的而派遣特使携信给国君皇族，恳请他们协助搜寻。他的使者偶尔也会偷取那些无法购得的手稿。塔西佗（Tacitus）的《年鉴》（Annals）前六册是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的科维（Corvey）僧院里发现的，显然就是以此法取得，因为该《年鉴》编就出版后，利奥曾亲笔（或系代笔）写了一封有趣的信给他的代理人海特默斯（Heitmers）：

利奥将窃得的手稿交给菲利波·伯罗尔多（Filippo Beroaldo），明令校编原文，并印成精美而合宜的形式。利奥在这封训谕的信上说道：

利奥认为教会的评鉴应该决定哪种文献会有益人类，因为他重订亚历山大教皇的敕令，以使主教审查书籍。

美第奇王宫陷落时（1494年），利奥先祖所搜集的藏书有些散佚了。不过大部分都被圣马科的僧侣所买。利奥仍为红衣主教时，就已费2 652金币（约合3.315万美元）购回这些存书，并移送到罗马的王宫里。这所洛伦提那图书馆（Laurentian Library）在利奥死后，便搬回佛罗伦萨去了。本书下文拟再详述其日后的遭遇。

梵蒂冈图书馆（The Vatican Library）的藏书现已大增，急需学者来照顾。利奥登上教皇宝座时，图书馆长是托马索·因吉拉米（Tommaso Inghirami）——一位贵族诗人，在一个讲求机智的社会里，以能言善辩闻名。他在塞涅卡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一剧中，曾因担任菲尔德拉（Phaedra）这个角色大为成功，而赢得了菲德拉（Fedra）这个绰号。当他在1516年因街头遇祸致死时，馆长之职便由菲利波·伯罗尔多以书记官的名义继任。他同时受宠于塔西佗与饱学的高等妓女英佩里亚（Imperia）。他的诗绝佳，曾有6种法文译本，其中一种是克莱门特·马罗特（Clément Marot）所译。亚林德罗（Girolamo Aleandro or Aleander）于1519年膺任馆长之职，是个沉着、饱学而能干的人。他的拉丁文、希腊文及希伯来文讲得流利已极，竟使路德误以为他是个犹太人。奥格斯堡会议（The Diet of Augsburg，1520年）期间，他曾奋阻新教徒的狂澜，虽然这是不智之举。保罗三世任命他为红衣主教（1538年），但4年之后，亚林德罗却因过分注意健康，过分饮用药品而死去了。他曾因62岁时被免职而大为震怒，并对其友表示他对天道的激愤。

罗马的私立图书馆现已屈指难数。亚林德罗自己就有大量的藏书，其后遗赠给威尼斯。红衣主教格里马尼（Grimani）藏书8 000册，各种语言皆有，很受伊拉斯谟的羡慕。他在遗嘱中将这些书赠给威尼斯的圣萨尔瓦多教会（The Church of San Salvador），但却受劫祝融。红衣主教萨多莱托（Sadoleto）有个价值连城的图书馆，后来装船运往法国去了，不幸遇难沉海。本博的图书馆富藏普罗旺斯的诗人的遗稿及原稿——即彼特拉克的原稿，这些藏书送到乌尔比诺，然后又运至教廷。像基吉及阿托维提（Bindo Altoviti）等富有的俗家，亦仿教皇及红衣主教的作风，搜藏典籍，聘用艺术家，并资助诗人与学者。

利奥时代的罗马盛传此风，可谓空前绝后。许多红衣主教本身就是学者；而诸如艾吉笛奥·卡尼西欧（Egidio Canisio）、萨多莱托与比别纳等人，也都是因身为学者，长久为教会服务，才受命为红衣主教的。罗马的红衣主教通常大半多因报偿题献而作为资助人，而红衣主教里亚里奥、格里马尼、比别纳、阿力多西（Alidosi）、彼得鲁奇（Petrucci）、法那斯、索德里尼、圣塞韦里诺、贡萨加、卡尼西欧以及朱丽奥·德·美第奇诸人的邸宅，常为罗马才俊智士会集之处，其盛况仅逊于教皇的宫廷而已。卡斯底里欧尼因豪放，结识了和气厚道的拉斐尔与色厉内荏的米开朗基罗。他自己有个优雅的沙龙。

利奥当然是个无与伦比的资助人。凡是能以拉丁文答辩的，必会获赠。正如尼古拉五世时代一样，学识——现亦包括诗才——在教会的圈子里极为重要。资质较差的，就为教皇书记、摘记员、短文撰者；才华横溢的，就晋为教士、主教、侍御重臣。诸如萨多莱托与本博这类名士，都成为教皇的秘书；而像比别纳等人，则被任命为红衣主教。西塞罗之流的演说术又遍及罗马；书札的韵调圆美，维吉尔与贺拉斯式的诗文终如涓涓细流，汇注台伯河。本博权威似的定了文体的标准。他寄信给伊莎贝拉说道：“宁可言如西塞罗，也不愿当教皇。”其友兼同事萨多莱托的拉丁文体完美，品格无瑕，为当时的古典学者所不及。彼时的红衣主教中，诚不乏高洁厚直之士，而利奥的古典学者在性情与生活方面，大致较上一代的好得多。然而，有的学者除了坚信自己公认的信条之外，其他方面仍属异教。不管相信或怀疑，没有人会对一个道德上容忍、金钱上厚助的教会说出挑剔的话来，这可说是个不成文的法则。

比别纳集这些特征于一身——学者、诗人、剧作家、外交家、鉴赏家、健谈者、异教徒、牧师以及红衣主教。拉斐尔为他所绘的肖像，仅得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谲滑的眼睛与尖尖的鼻子；光头上戴着一顶红帽，而欢愉的天性则覆以罕见的严肃。他的脚步敏捷，言辞轻松，精神愉悦，喜怒哀乐皆一笑置之。他受雇于“庄严者”洛伦佐做秘书及家庭教师，1494年间的逃亡，他也跟洛伦佐诸子一道。但是，他的聪明处表现在往返乌尔比诺，以其能言善辩讨得文雅社交界的欢心，并利用闲暇撰写及排演一出猥亵的戏——《回教的托钵僧》（Calandra，1508年），这是意大利最早用散文写成的喜剧。尤利乌斯二世把他带到罗马来。比别纳安排利奥的选举时，使党争平息，因此利奥马上就命他为教皇侍御大臣，翌日派他掌管皇室的财产。6个月之后，就被封为红衣主教。他虽位极显达，但仍为利奥鉴定艺术品及安排节庆的赛会。他编的剧本在教皇面前演出，极受赏识。他出使法兰西时爱上了弗兰茨一世，利奥只得以其过于敏感，不足为使节这个理由将他召还。当拉斐尔图饰他的浴室时，这位红衣主教选定《维纳斯与丘比特情史》（History of Venus and Cupid）。这一连串的图书所细述的是爱情的胜利，几乎都按照纯古的庞贝风格（Pompeian Style）画成，超越基督教，而跃入一个从来未曾听过的基督的世界。利奥假装不曾看到比别纳家中的这幅维纳斯画像，对比氏一直非常信任。

利奥对喜剧的形式及深度皆极喜好，对那最简单的闹剧，乃至于比别纳与马基雅维利两人那最精妙的双关语无不领略。他在登基第一年，就在朱庇特的神殿开设了一家剧院。1518年间，他就曾在那里观赏阿廖斯托的《猜疑》一剧，并对源自情节的多义俏语，由衷而笑——一个年轻人企图拐诱一个少女，诸如此类的演出，不光是喜剧而已；并包括了精巧的舞台设计（该剧的布景由拉斐尔绘制）、芭蕾舞、歌唱队与维忽拉、中音小提琴、风笛、横笛、小风琴等乐队在幕间演唱的音乐。

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件深具历史意义的作品亦在利奥任职期间完成。保罗·焦维奥是意大利北部科莫人。他在当地、米兰及罗马为人诊病。然而，由于利奥登基时曾使文艺活动激荡一时，使得他亦利用闲暇，写了一部当代的拉丁史——亦即起自查理八世侵入意大利而终至利奥的任职期间。他获准将该书的前部念给利奥听，而利奥则以其惯有的慷慨大度，宣称该书是李维以来，最流畅而典雅的史籍，并立刻偿以恩俸。利奥死后，焦维奥挥动他所谓的“金笔”，为这位已死的资助人撰写了一篇赞颂性的生平事迹，并提起他的“铁笔”谴责对他不闻不问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同时，他继续推展那部巨著《当代史》（Historiae Sui Temporis），终于写到1547年。当罗马于1527年间陷落时，他将手稿藏在某个教会里，后被一个军士发现，便要该书作者买自己的书。所幸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劝导那个盗书者，许以西班牙某地的圣俸相易，才使他免受这种羞辱，焦维奥则被封为诺切拉（Nocera）的主教。他的《当代史》及附加的那些传记，都以流畅而生动的风格获得赞扬，却因其疏忽所致的差错，与过度的偏见而遭受谴责。焦维奥很爽直地承认说：他在该书赞扬或谴责某些人，端视其本人或其亲属有无致送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