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我们已随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遍游意大利。但就政治而言并无意大利，只有城邦，那是在仇恨和战争中自我毁灭的碎片。比萨消灭其商业上的劲敌，米兰消灭阿马尔菲（Amalfi），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消灭比萨，威尼斯消灭热那亚，一半的欧洲则联合大部分的意大利来消灭威尼斯。在蛮族入侵中中央政府崩溃，6世纪的“哥特战争”，伦巴底—拜占庭之两次统治半岛，罗马道路的毁坏，伦巴底人和教皇之竞争，教廷和帝国之冲突，教皇对于世俗权力统于阿尔卑斯和西西里之间而身忧成为囚犯之恐惧，致使欧洲精神上之领袖屈服于一城邦之政治领导者——所有这些，均使意大利四分五裂。教皇和保皇派不仅分裂意大利，他们几乎把每个城邦分裂成教皇党和保皇党。甚至当斗争平息之后，旧的标记被使用于新的竞争中，恨的熔岩流入生活的每条大道。若保皇党员是帽檐一边的羽毛，教皇党员则必是另一边；若保皇党员横切水果，教皇党员则直切之；若保皇党员戴白玫瑰，教皇党员则戴红的。在克雷马地方，米兰的保皇党员因为一个教堂讲坛上耶稣像之脸转到被认为是教皇党员之方向，而加以摧毁，并将之付诸一炬。在保皇党占优势的贝尔加莫地方，有些卡拉布里亚人被领主谋杀，因领主从他们吃蒜的方式中发现他们是教皇党员。个人之胆怯衰弱，群体之不安全，当权者之谬见，这些产生了永久的惧怕、猜疑、厌恶、藐视异类、外人和陌生者。

由于这些对统一的障碍，城邦随之兴起。人们想以自己城邦之利益为依归，只有少数的哲学家，像马基雅维利，或诗人，像彼特拉克，能以整体来看意大利；甚至在16世纪，切利尼在提到佛罗伦萨时称为“我的祖国”，提到佛罗伦萨人则称为“我国的人民”。彼特拉克由于住于外地，而无地方性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为那些卑鄙的战争和祖国的分裂而哀悼，而在一首很感人的名为“我的意大利”（“Italia Mia”）的诗里恳求意大利的领主们给意大利以统一及和平：

彼特拉克曾梦想着里恩佐会统一意大利；当此幻梦破灭，他像但丁一样，转而期待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理论上，皇帝为罗马帝国世俗权力的世俗继承人。里恩佐退居不久（1347年），彼特拉克写了一封动人的信给波希米亚王（King of Bohemia）查理四世，称之为“罗马人的国王”，为帝国皇位显然的继承人。诗人恳求，让国王君临罗马，加冕为皇；让他把罗马，而非布拉格为其首都；并让他把统一、秩序、和平恢复给“帝国的花园”意大利。1354年，当查理横跨阿尔卑斯山时，他邀请彼特拉克到曼图亚地方相会，诗人很有礼貌地呼吁——但丁对查理之祖父亨利七世使人感动的请求之回声。但查理已无足够的武力来征服所有伦巴底的独裁者和佛罗伦萨、威尼斯之市民，乃匆忙往罗马，接受教皇所派之市长的加冕；然后又匆匆回到波希米亚，小心周到地把教皇委任的职位卖掉了。2年后，彼特拉克以米兰使节身份到布拉格去见他，但对意大利并无显著的结果。

如果彼特拉克放任自己的话，也许就没有文艺复兴了。意大利城邦商业上之竞争，开始并完成了十字军在意大利发展经济和财富方面的工作。政治中心之差异，增加了城市之间的竞争，但这些适度的冲突，在死亡和毁灭方面之总数并没有超过法国之百年战争所带来的。地方性的独立削弱了意大利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但它却开始了城邦和领主在文化赞助上，在建筑、雕刻、绘画、教育、学术和诗之优越表现上，高贵之竞争。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就像歌德（Goethe）时代的德国，有很多像夺海伦而引起特洛伊战争的帕里斯（Paris）。

我们无须过分表扬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对文艺复兴所准备的程度。两人都仍献身于中世纪的见解。薄伽丘，这位伟大的说故事者，在其精力充沛的年轻时代，曾嘲笑教士之不道德和圣徒遗物之贩卖，但早已有百万以上的中世纪男僧如此嘲笑过；而在他学希腊文的那些年里，他已变得更像正教徒和中世纪人。彼特拉克很适当且预言式地描写自己为站在两个时代中的人，甚至在他严责阿维尼翁的道德之际，仍接受教会的教条。正如圣哲罗姆（St.Jerome）在信仰时代开始时去爱古典一样，他在该时代结束时，以受扰的良知之心去爱古典；他以极卓越的论文，来写世俗世界的侮辱和宗教生活之神圣平和。然而，他对古典之忠，甚于对劳拉；他搜索并珍惜古代的手稿，并鼓励他人也同样做；除了圣奥古斯丁以外，他几乎略过所有的中世纪作者，以接续拉丁文学；他仿维吉尔和西塞罗而构成自己的文体和风格；他想到自己之名声甚于灵魂之不朽。他的诗培养了意大利一个世纪之矫揉造作之十四行诗之写作，却有助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铸炼。他热切的精神，传给了彼科（Pico della Mirandola）；他洗练的文体，传给了波利希安（Politian）；他的书信和论文，在古典文学之文雅和优美方面，为塞涅卡和蒙田（Montaigne）之间搭了桥；他对于古代文物和基督教间的调和使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和利奥十世（Leo X）成熟。在这些方面，他的确是文艺复兴之父。

但同时，若过高估计古代文物对意大利之极盛之贡献，也是一种错误。那是一种完成，更甚于改革，而中世纪之成熟所扮演的角色比古典手稿和艺术的发现要重要得多。在中世纪，知道并喜爱异教古典文物的是学者，保存它们的是僧侣，翻译和编辑它们的是12、13世纪的教士。从1100年以来，伟大的大学把人类相当分量的精神和道德遗产传给欧洲的青年。在爱里基那（Erigena）和阿贝拉尔多地方批评哲学的成长，亚里士多德和亚吠罗哲学之进入大学的课程中，阿奎那之以理性去印证几乎所有基督教义之大胆建议——邓斯·司各特很快就遵照之，而承认这些教条大部分都不合理性——这些已撕毁并破坏经院学派智识上之组织，而且使得受教育的基督徒，自由地去糅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异教哲学与中世纪神学。城市从世仇的阻碍中获得自由，商务的扩展，货币经济之散布——所有这些均在彼特拉克之前就已产生了。且别说回教的哈里发（Caliphs，回教教主或回教国国王）和苏丹（Sultans，回教国君主），西西里的罗杰（Roger of Sicily）和腓特烈二世就已曾教统治者以赞助艺术、诗、科学和哲学，来增加权力的魔力。中世纪的男女，不管其他世界的少数人，早已毫不羞赧地保存自然人类对人生单纯和肉欲之乐的兴味。那些构想，建造和雕刻天主教堂的人，早已具有他们自己的美感和无法凌驾之思想与崇高之形式。

因此，文艺复兴的所有基础，在彼特拉克死前已被建立。意大利人对贸易和工业之热心及其惊人的成长，已积聚了资助此一运动之财富，而由农村之和平、停滞到都市之活力、刺激的这种变迁，也已产生了滋养此一运动的心境。城邦之争取和相互竞争，无用的贵族政治之被推翻，受教育之领主和年轻力壮的中产阶级之兴起，政治的基础因而有所准备。方言之改进，希腊、罗马古典文物之发现与研究，文学的基础因而有所准备。伦理的基础已被建立在如下方面：增加的财富摧毁了旧道德之限制；在商务上与回教徒的接触和十字军的东征，鼓励了人们容忍与传统信仰和习俗相异的教条和道德；对于相对自由的异教世界之再发现，平分了对中世纪教条和道德暗中破坏之责；对世俗、人类、尘世的关心取代了对来生的兴趣。美学的发展在继续进行中：中世纪的圣歌，罗曼史（传奇）的始末，吟游抒情诗人的诗歌，但丁及其前辈的十四行诗，《神曲》和谐的文体，已留下文艺的遗产。古典文学之典范把韵味和思想之高雅、言辞和风格之洗练和优雅，传给了彼特拉克，而彼特拉克则把它传给从伊拉斯谟到阿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当乔托放弃拜占庭镶嵌细工的神秘力量，去研究在动作的流畅而优雅自然的生活中之男女时，艺术的革命已经开始了。

在意大利，条条大路通往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