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意大利文学获得首次而最伟大的胜利是在佛罗伦萨。13世纪后期，在此的奎尼茨里（Guinizelli）和加瓦堪第（Cavalcanti）予十四行诗以确定的形式。不在此生活，但向往此处生活的但丁弹出意大利史诗之最初也是最后的音调。而在此生活的薄伽丘写下了意大利散文之最优作品。吉尔瓦尼·维拉里（Giovanni Villani）则写下了中世纪年鉴（编年史）之最现代的作品。他为了1300年的嘉年会而游历罗马，像以后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一样被伟大的过去之毁灭所感，他一度想把罗马的历史记录下来；而后，鉴于罗马已被充分地表扬过，他乃回到自己家乡，决心“把佛罗伦萨所有事件……写入此书……把佛罗伦萨人事迹详加记述，并且把世界其余部分值得注意的事也简为描述”。

维拉里从巴别塔（Tower of Babel）写起，而结束于接近黑死病时期，他死于此病。其兄弟玛泰奥·维拉里（Matteo villani）和其侄菲利普（Filippo）将故事继续到1365年。吉尔瓦尼·维拉里准备充分。他出身富有的商业家庭，精于纯粹的托斯卡纳（Tuscan）方言的演说，曾游历意大利、佛兰德斯和法国等地，三度任大修道院副院长，一度出任铸币厂厂长。他对历史的影响和经济的基础有不凡的见解，是第一位把社会情况的统计资料加入其叙述中的人。他的《佛罗伦萨年鉴》（Croniche Florentine）的前三册大多为传说；但在以后的书里，我们获悉，1338年，佛罗伦萨及其腹地有10.5万居民，其中1.7万为乞丐，4 000人靠公共救济；有6所小学，教育1万男女学童；有4所高级学校，在其内有600男生和少许女生学文法（文学）和逻辑（哲学）。他跟大部分历史学家不同，把新书、画、建筑之评介也包括在该年鉴中，很少有一个城市其生活的各部门曾被如此直接地描述过。如果他把所有这些情况和细节写成统一性的叙述，则他可能就把年鉴变成历史了。

1340年，薄伽丘在佛罗伦萨定居，继续在生活中、诗文里追求女人。《爱情的幻影》（Amorosa Visione）是献给小火焰 的，以4 400行三行文字回忆他们私通的快乐时光。在一本心理小说《小火焰》（Fiammetta）里，这位私生的公主被安排去说出她和薄伽丘越轨的行为；她以三百多年后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式的琐细敏锐，分析爱的情绪、欲望、妒忌和被弃的苦痛；当她的良心谴责她的不贞时，她想象希腊爱和美之女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叱责她的懦弱：“勿使自己畏怯地说：‘我有丈夫，而且圣法和誓诚阻止我做这些事情。’这些只是对爱神厄洛斯（Eros）的空虚、自负而不值得的反抗而已。因为像强壮而有力的王子，他树立了法律；他不喜欢低级情况的其他法律，认为那是卑下而奴性的规则。”薄伽丘滥用笔力，结束此书时，为了自己的光荣，他让小火焰宣布是他弃她而去，而非她把他给抛弃了。他回到诗中，在“林凡·费索兰诺”（“Ninfale Fiesolano”）一诗中，他歌颂牧羊人对月亮女神狄安娜（Diana）之女祭师之爱；他的成功在于用可爱的细节描写，且具有爱好自然景色之热情。这几乎就是《十日谈》的写作公式。

1348年瘟疫之后不久，薄伽丘开始写这个声名远播的引诱人的连续故事。现在他是35岁，欲望的温度已从诗降到散文；他能了解疯狂追求的心境。小火焰自己似乎已死于瘟疫中，而薄伽丘平静得足以用其名来作为该书最不过分雕琢的说书人之一。虽全书直到1353年才出版，其中有些部分可能已先行分期刊出，因为在《第四日》的引言中，作者答复了不赞成其前故事之批评。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样，它是1世纪的故事——整整100篇；它不是要人在某段时间内大量地加以阅读，而是分期出版，因此它们必定给佛罗伦萨许多个晚上供应了不少谈话的资料。

其序幕描写于1348年及其后袭击欧洲之黑死病，在佛罗伦萨所产生的结果。此病显然是嗜食而不洁的亚洲人因为战争而穷困，因为饥馑而衰弱所产生的。此一流行性疾病横渡阿拉伯进入埃及，横渡黑海（Black Sea），进入俄罗斯和拜占庭。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以及其他近东的港口——威尼斯、锡拉库萨（Syracuse）、比萨、热那亚和马赛等地的商人和船只，得蚤、鼠之助，进入意大利和法国。西欧一连串的饥馑岁月——1333—1334年，1337—1342年，1345—1347年——可能降低了穷人的抵抗力，而他们则将之传播给各阶层的人。其方式有二：侵犯肺性的，有高烧、吐血，3日致死；或鼠蹊腺毒性的，发烧、有溃疡、痈疽，5日致死。1348—1365年一连串瘟疫之袭击，使意大利半数人口被夺去了。一个锡耶纳的编年史学家曾描写大约是1354年的光景：

根据玛泰奥·维拉里的记载，佛罗伦萨3/5的人口于1348年的4月到9月之间死了。薄伽丘估计佛罗伦萨人口死亡之数为10万人，而马基雅维利估计死者为9.6万；这些显然是夸大其词，因其人口总数并未超过10万人。薄伽丘以对瘟疫的可怕描写开始其《十日谈》：

在这种凄凉的景象中，薄伽丘让《十日谈》以说故事的形式来进行描绘。在“可敬的诺维拉教堂里”，“七个因友谊、亲情而联结在一起的年轻女士”刚做过弥撒，现正在计划异教徒的短途旅行。她们年龄在18到28之间，“每个人都出身名门，曾受过相当的教育，并且都是风姿绰约，体态轻盈”。其中之一提议，她们为了要减少传染的机会，应该一起退居到乡下的房子，并由仆人陪着，由甲别墅移到乙别墅，“享受当时季节所赋予的乐趣和消遣……‘在那儿我们可以倾听鸟儿唱歌；在那儿我们可眺望青山绿野，欣赏麦浪随风荡漾；在那儿我们可看到成千种的树木；在那儿天堂的容颜开展在我们的面前，它虽然对人类泄愤，却不拒绝我们欣赏其永恒之美’”。此议被接受了，但菲洛梅纳（Filomena）又提出另一个意见：因为“我们女人是反复无常，刚愎任性，多疑善妒，且胆量不足”，所以最好有男为伴。像有天意似的，就在此时，有“三个年轻人进入教堂……他们的恋爱之火焰，并不因时代的恐怖，也不因朋友或亲戚的死亡……而变得冷淡……三个人都快活，有教养，他们为了寻找最高的安慰……来探视他们的情妇，而刚好她们是前说过的这七位中的三位”。潘皮妮亚（Pampinia）建议邀他们三位参加短途旅行。奈菲尔（Neifile）怕会引起丑闻。但菲洛梅纳回答说：“只要我以礼自持，无愧于心，管人家爱说什么话。”

于是在次日，星期三，他们出发了，带着男仆和食物，到离佛罗伦萨两英里的别墅。“连着一个广大的庭院。房内走廊宽敞，房屋整齐，有美丽的装饰和名贵的绘画。其四周，有草地，有迷人的花园，还有清冽的寒泉，地窖藏着各种高价的美酒。”仕女和绅士睡得很晚，悠闲地吃早点，散步于花园，吃丰盛的筵席，以说故事比赛自遣。大家同意十人中每一人在短途游行中每天讲一个故事。他们在乡下过了十天（此书之名取自希腊文deka hemerai，十日）；其结果为薄伽丘的口述戏剧，以快乐的故事来对抗但丁忧郁的章节。同时，有一规则禁止他们这一群中任何一人“说些不愉快的事”。

这些故事，平均长度为6页，很少是薄伽丘独创的；它们都取自古典书籍、东方作家、中世纪冒险故事、法国短篇故事（或小说）和叙事诗或意大利本身的民间故事。此书最后且为最有名的故事是有耐心的格丽塞尔达（Griselda）的故事，此故事经乔叟改编为《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里最好而且最荒谬的故事之一。薄伽丘的短篇故事中最好的是第5日第9篇“费代里戈”（“Federigo”），他的鹰和他的爱情的故事。其自我牺牲的情形，一如格丽塞尔达。最富哲学意味的故事是第1日第3篇三个戒指的传说。“巴比伦的苏丹”沙拉丹（Saladin）需用钱，邀请犹太富人梅尔基塞代克（Melchisedek）来吃饭，并问他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中哪一教最好。这位聪明而年老的高利贷者，怕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乃以寓言作答：

这个故事暗示：在薄伽丘37岁时，他不是教条式的基督教徒。试把他的宽容和但丁的严厉盲信作个对比：但丁谴责穆罕默德而使他在地狱中永久地受活体解剖之苦；而在《十日谈》的第二个故事里，薄伽丘却让犹太人齐亚诺多（Jew Jehannat）由于这样的一个争论（经伏尔泰[Voltaire]改编）——即基督教必定是神圣的，因它虽有过教士的不道德和圣职买卖还能存在——而改信基督教。薄伽丘嘲笑制欲主义、纯洁、忏悔者、圣徒遗物、牧师、僧侣、修士、修女，甚至是圣徒的谥封。他认为大半僧侣为伪君子，而嘲笑那些给他们布施的“蠢货”（第6日第10篇）。他那最热闹的故事之一，是说一位修道士奇波拉（Cipolla）为了募集款项，答应后观众展示“一种神圣的遗物，即天使加百列（Gabriel）的羽毛，那是报喜后留在圣母玛利亚的房间的”（第6日第10篇）。最淫秽的故事说到一个强壮有力的年轻人马塞托（Masetto）使整个女修道院满足的事（第3日第1篇）。另一个故事说修道士里纳尔多（Rinaldo）使一个丈夫戴绿帽，因此说故事的人问：“有哪一个僧侣不做这样的事呢？”（第7日第3篇）

听到这样的故事，《十日谈》里的仕女仅只微微害羞而已，却以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乔叟式的幽默自娱；菲洛梅纳——一位礼仪特别好的女人——出乎意料地，竟向众人讲了里纳尔多的故事；有时候，正如薄伽丘以最不快乐的意象所说的：“这些仕女连大牙都要笑掉了。”薄伽丘生长于放荡喜乐的那不勒斯，因此常以淫荡的措辞想到爱；他嘲笑武士的罗曼史（或传奇），对但丁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译按：本为西班牙塞万提斯[Cervantes]所著小说之主角，此处指不切实际或有理想而不能实现者之人）扮演了潘加的角色（Sancho Panza，译按：《堂·吉诃德》一书中主角堂·吉诃德之侍者，其实际之经验常识与其主人之幻想式之理想主义成对比。此处喻薄伽丘师承但丁，但但丁为理想主义者，薄伽丘为现实主义者，故云）。虽然结婚两次，他似乎信仰自由恋爱。在重述20个故事之后——该故事在今日似乎不适合在男人相聚的场合说出来——他令其中的一位男士对仕女们说：“我已注意到没有行动或言辞，就你方或我们男方而言，是值得责备的。”在结束该书时，作者承认人们对其叙事过于露骨（或奔放不羁）的批评，尤其因为“我在许多地方写出修道士的真面目”。同时他庆贺自己“不辞劳瘁，担任这艰巨工作，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总算完全地写成了”。

时至今日，《十日谈》仍保有世界文学名著的地位。其声誉归因于其道德更甚于其艺术；即使不玷污，它仍会有保持的价值。其结构完善——在此方面优于《坎特伯雷故事集》；其散文树立了意大利文学所不能超越的标准；其诗文繁复，但大部分是流畅、有力、尖刻、活泼，且清澈如山溪。它是一本爱生活的书，即使在1 000年内所曾降予意大利最大之不幸中（译按：指上述黑死病），薄伽丘尚有勇气去欣赏仍存于世上的完美、幽默、善良和快乐。有时他是愤世嫉俗的，就像在《科巴西》（Corbaccio）中，他讽刺女人之不够男子气概。但在《十日谈》中，他是开心的拉伯雷，享受恋爱与生活中之取与予、崎岖和颠覆。尽管有些滑稽或夸张，我们在此书中可以看到世界的真面目；每种欧洲语言都翻译它；汉斯·沙（Hans Sachs，译按：1494—1576年，德国诗乐会会员）和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莫里哀（Molière）和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乔叟和莎士比亚等人之作品，都很敬佩地从此书取得一枝半叶。当彼特拉克的诗进入被赞仰而不阅读的暮色领域中时，此书却被大家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