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赵树理——工农兵文艺方针的实践者

延安和边区有一批二、三十年代就成名的老作家丁玲、欧阳山、周立波、刘白羽、白朗、草明等，他们来到延安，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深入群众，深入农村、基层、部队，在生活的第一线，获得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写出了不少好作品。他们的作品影响、带动着一批新的作者，他们中有赵树理、孙犁、孔厥、康濯、袁静、秦兆阳、柳青等，因此在边区出现了小说创作的繁荣景象，获得了一批优秀的短、中、长篇小说成果，深刻地反映了边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边区社会的巨大变革。

在这批新成长起来的作家中，赵树理是其代表，他的创作，同样也影响、带动出一批新的作者：他们是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山西青年作家群，形成了一个风格接近赵树理的小说流派，被文学史家们称之为“山西派”、“山药蛋派”。

赵树理是小说创作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成功实践者。他于1943年5月创作了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9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一时轰动了延安和各解放区，随后，赵树理又陆续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地板》、《福贵》、《小经理》、《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等。他的小说写的都是农民，他们村里、山沟沟里的那些活生生的普通人，那些朴实、憨厚而满身充满乡土气息的普通人。他们中的每一个：小二黑、小芹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就是二诸葛、三仙姑也是人们时时乐道的人物。人们说他们，唱他们，演他们，也爱他们。赵树理的作品，写的都是山西农村的农民，描写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用的是他们的口语，这就使得那一个个的普通人，完完全全地融入到广大的农民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

赵树理用他的作品回答了文艺界长期讨论而没有结论的“大众化”的问题：他用作品告诉人们文艺作品只有表现工农兵，描写他们的生活和斗争，而这种描写只有到了与工农兵读者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完全相适应的时候，才能融入大众，为大众所欢迎，所接受。

赵树理的出现，是毛泽东文艺工农兵方向的胜利，将引起文学观念的一场革新和革命。当时延安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敏锐地看到赵树理出现的意义，他于1946年8月26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论赵树理的创作》，以主题、人物、语言为三大支柱，分析了《小二黑结婚》是“讴歌新社会的胜利”，“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文章同时还对《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的主题作了分析，指出：赵树理的作品，正确地描写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主题，讴歌了农民对地主的胜利和新社会的胜利，反映的是我国“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称赵树理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的出现“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郭沫若当时不在延安，当他看到赵树理的作品的时候，由衷地赞许，说《板话及其他》（载1946年8月16日《文汇报》）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是“抗战以来文艺作品的杰出者”，在这些作品中，“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内容和手法“新颖、健康、素朴”。又在《读了〈李家庄的变迁〉》（载1946年9月26日上海《文萃》周刊49期，又载9月《北方杂志》1、2期）一文中，形象地把这篇作品比作“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这是因为作家“处在自由的环境里”，他的作品才能自由地成长。

茅盾多次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赵树理作品的大众化的新形式，指出他的作品“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载1946年12月《文萃》2卷10期）

陈荒煤则明确提出：“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载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赵树理是一个典型，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的典型，这个典型出现的意义是一个里程碑，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