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民族形式—中国气派、中国作风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说：我们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党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这个讲话是针对党内的不良风气而言的，而文艺界却从中得到了全新的感受、全新的启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不也是文艺作品所要遵循、所要努力的方向吗？因此，在文艺界也主动接受了这样一个指示，开展“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讨论。

巴人率先为文，在文艺上谈《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气派’也就是民族的特性；‘作风’也就是民族的情调。特性是属于作品内容的，这里有思想，风俗，生活，感情；情调是属于作品的形式的，这里有趣味，风尚，嗜好，以及语言的技巧。但无民族的情调，不能表现民族的特性；没有民族的特性，也无以表现民族的情调”。在文艺作品中，这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一种特征”。“革命的理论，是属于作家思想修养方面的；历史的知识，是属于作家对于传统文学作品的学习方面的；实际运动的了解，是属于作家生活实践方面的”，对于创造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作品是“绝对的必要”。而“‘现实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建立，则首先有赖于作品中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养成”。（载1939年9月1日《文艺阵地》3卷10期）

巴人的理解，只停留在特性、情调的释义上，没有能涉及这个内容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对于民族形式的建立具有怎样的指导性。

这年的11月16日，延安的《文艺战线》辟专栏“艺术创作者论民族形式”，发表了一组文章：

柯仲平的《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沙汀的《民族形式问题》；何其芳的《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冼星海的《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罗思的《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萧三的《论诗歌的民族形式》；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载1940年2月15日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王实味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载1941年5月20日《中国文化》2卷6期）；黄磷的《谈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载1943年6月5日《新华日报》副刊）。

1943年7月16日重庆版《群众》8卷11期出“民族化问题讨论特辑”，发表了9篇文章：

劲秋的《略谈创造新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瀚若的《关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华冈的《我们应该怎样来表现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余约的《我们还要大胆摄取》；任广的《正还有待于创造》；香汀的《向大众学习》；钳耳的《中国的民族性：实际和出世》；卓芬的《怎样接受中国的文化遗产》；东君的《民族化断想》。

这个月的31日《群众》再出“民族化讨论特辑”，发表了沈友谷的《论中国民族的新文化的建立》，远庸的《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和谷谿、德君、黄磷、正文的文章六篇，万里之的《“民族化”新文化的创造》（载1943年10月30日《新华日报》副刊）。

关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所有的文章，没有发生争论，都是从正面谈各自的认识和理解，在论述中有一些作者把问题简化为“民族化”，形成几个有关问题：

一、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吸取了“中国较优秀的那些旧的和半新旧的形式”，“外来的，优秀可用的形式”和“抗战时期才产生的某些从未见过的新形式”的特点并“经过了融化”而创造出的一种能表现我们时代的丰富内容的真正的民族形式。它应以大众为主导方向，即：“一、在意识、思想上，它是为拥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工作的……在基本情调上，它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积极情绪的。”“二、它能反映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战斗经验。”“它敢于大胆地创造最进步的表现方法、最进步的形式”。实践了这样的大众方向，“那就不仅是为了宣传，为了抗战的政治任务，而且同时是为了大众文学艺术的伟大发展”。（柯仲平）

“在原则上要求符合目前抗战的利益和需要，在形式上也应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它不是中国某种固有的气派和作风的翻版，也不是中国一切固有的气派和作风的简单综合。它是根据中国现存的社会经济基础，从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接受民族的优秀遗产，完全加以消化，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黄磷）

民族化的问题，不仅是“形式”问题、“作风”问题、“气派”问题，而且是民族的“内容”问题、“实质”问题。因此，真正的“民族化”的文化，“一定是能切实指导中国人民运用新的生产方法，改善目前中国人民经济生活，运用新的民主思想方法，使目前中国人民得到自由解放。”（万里之）

二、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条件

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离不开“中国社会经济条件”，因此我们要运用“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这是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首要条件”。

民族新文化的建立，还是要从中外文化遗产中接受对我们有好处的东西。接受的标准就是“五四”时就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标准，而民主与科学的“本”则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倘不在人性上生根发芽，民主与科学也就不会开花结果”。所以，没有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就只能从一种教条走到另一种教条，永远接近不了科学”；“就只能从一种专制走到另一种专制，永远接近不了民主”；“就只能用学究的理论解释一切事件，永远不能真切感受人民中的悲欢哀乐”。“只有从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上，我们才能真实地建立以民主科学为根本的文化生活”。（沈友谷）

三、实施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文化的具体的路

“把传统的、民间现存的、国际的，都加以批判、取舍、增减、改造，那就已经是新气派新作风创造的开始—也就是搭上一个新气派新作风的骨架”。（劲秋）

欧化与民族化绝不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因此“要使长期间凋沉滞了的中国民族文化再度发出光辉，必定要大量地、多方地吸收欧洲先进国家的文化成果”。（余约）

作家要“多多了解祖国，多多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他们的苦难和他们的要求—多多了解中国的昨日和今日”。（任广）

作家要“跟老百姓同呼吸，虚心学习老百姓的语言，尤其是现代中国老百姓的活语言”。（华冈）

延安的这次讨论，有一定的广度，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却没有深度，没能就这个问题中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深入的阐述，只有周扬的意见比较切中，他在《对于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说：“民族新形式之建立并不能单纯依靠于旧形式，而主要地还是依靠对于自己民族现实生活的各方面的绵密认真的研究，对于人民的语言、风习、信仰、趣味等等的深刻了解，而尤其是对目前民族抗日战争的实际生活的艰苦的实践”，“只要正确运用民族的语言文字形式，在活生生的真实性上写出中国人来，这自然就会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就会是真正民族的形式”。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一段讲话，到延安整风期间，他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中重述，可见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特别重视。他在整风期间的这个讲话，在谈到，“五四”运动的发展后来分成了两个潮流时，说：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那时在党内，也还有一些人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准，结果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即对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生吞活剥、教条化、偶像化，形成了“洋八股”与“党八股”。因此，他一是强调洋八股、党八股必须废止，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二是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毛泽东所指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作家应从以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偶像化、教条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进一步恢复与发展“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创造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艺术。从这方面去认识，“民族形式”的讨论正是文艺思潮发生转移的开始。

但是，延安的讨论，对毛泽东的意见缺乏理论上更深入的探讨，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阐述。没有认识到它对于中国文学思潮发生转移的巨大意义，以及此后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