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左联”的后期（1934.1—1936初）

瞿秋白于1934年初从上海去江西苏区。他的离开，“左联”就失去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鲁迅失去了一位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帮手，对于后期的“左联”产生较大的影响。

“左联”后期的领导人是周扬，那时的他，年轻而富于革命激情，肯干而经验不多，担负着重任而领导功力不足。特别是对待鲁迅，尊重不够，请示不够，往往独断行事。在“左联”解散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居然置鲁迅的意见于不顾，悄然散伙。引起鲁迅的强烈不满。

“左联”的解散，因为是自动散伙，没有宣言，没有发布的会议，所以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只能根据徐懋庸第四次向鲁迅汇报“左联”解散的时间来推定，当在1936年2月28日之后。在这两年多的日子里，也就是“左联”的后期，文艺界发生了几件大事。

1934年，蒋介石推行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一些省因此强行规定中小学生都必须读经，掀起了一股复古逆流。当时教育界的汪懋祖著文响应，为复古逆流推波助澜。他们想通过尊孔读经来复兴文言，因此从5月开始，在文化界再一次发起对复兴文言论者的大批判。伴随着这场批判，人们开始意识到，文言之所以几度要“复活”，是因为白话虽然替代了文言，自身却存留了诸多缺点，特别是他与大众的需要距离较远。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必须提倡大众语，创造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一场由文言复兴引出的大讨论就展开了。参与这场讨论的报刊较多，其中主要的几家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大晚报》副刊“火炬”，《晨报》副刊“晨曦”。这场讨论，把“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前两次讨论引向了深入，成为后期“左联”的第一件大事。

“左联”在1935年春接到萧三关于“左联”解散的信后，就如何解散的问题，前前后后讨论过几次，也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但最终还是置鲁迅的意见于不顾，在没有通知鲁迅的情况下，自动散伙了。与此同时，周扬等人根据萧三信中关于“左联”解散后，另组文艺界新的统一战线组织的意见，积极筹划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左联”解散的稍后，“中国文艺家协会”于1936年6月7日，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文艺界列名参加的111人。如此重大的一件事，事先没有同鲁迅商量，也没有就成立的相关事宜通报鲁迅，仅仅在“协会”成立前，由何家槐同鲁迅联系，争取他加入。鲁迅回信说：“我曾经加入过集团（指左联），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鲁迅全集·书信·致何家槐》） 信写得似乎平缓，但却掩盖不了鲁迅先生对解散“左联”前后做法的强烈不满。

文艺界的另一批人，赞成鲁迅的不入“协会”的态度，于是，大家商量也发一个《宣言》，表示我们对当前民族危机的态度。鲁迅表示完全的支持，这样，鲁迅、茅盾、巴金、曹禺、吴组缃、张天翼等77人，于1936年6月15日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以鲁迅为代表的这个《宣言》的发表，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把左翼内部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了，这对于周扬是件很尴尬的事。

“左联”的解散，是这一时期意见分歧的根源。萧三根据王明的指示，给“左联”发出解散的信是有问题的。鲁迅最初是不同意解散的，希望保留这面旗帜，秘密的保留，这对左翼文学是重要的。在这个意见得不到回应时，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出解散前必须发个声明，说明解散的原因是为了组织文艺界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发声明，那就是溃散。鲁迅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战斗的实际出发，他所发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没有得到尊重，“左联”悄无声息的散伙了。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左联”后期的领导人，周扬是应承担责任的，他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没有亲自去同鲁迅商量，当面听取鲁迅的意见，只让徐懋庸来回传话，是对左翼的领军人物的不尊重；在“左联”解散后，也没有通知鲁迅，诚如鲁迅所说的“似乎守着秘密”，这就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目中无人的行为。

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胡乔木也是有责任的。

鲁迅在气愤之余，就直呼周扬为“元帅”，到了“左联”后期，两个口号争论激烈的时候，徐懋庸发动了对鲁迅的攻击，鲁迅在1936年8月15日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回击他，使矛盾对立达到了极点。鲁迅在他“病得要死”时，对他的攻击，是非常气愤的，在这个月的28日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又直呼周扬他们为“群仙”，说他们一群对他“大布围剿阵”，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左联”后期，周扬等在文艺家协会成立、左联解散、两个口号之争三个重大问题上，同鲁迅发生严重分歧，直接影响了左翼文艺队伍的团结，影响了它的战斗力，再没有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有过研究和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