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左联”的中期（1931.5、6—1934.1）

1931年5、6月间，瞿秋白从党的领导岗位上被排挤下来，到了上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同鲁迅、冯雪峰等联系上，一起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左联”转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左联”在文化战线上，承担反击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重任，全面显示了“左联”的独特意义和作用。

“左联”进入中期的辉煌，是由三个主要原因决定的：

第一，“左联”中期，瞿秋白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瞿秋白，曾经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虽然犯过“左倾”的路线错误，从党的领导岗位上被排挤出来，但是，他是带着丰富的领导经验和政治工作的经验来到文化战线上来的。他从“五四”开始和随后的岁月里，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翻译等多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他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开展文学批评，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带着这一切来到“左联”，适时地转变了“左联”的工作方针，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特别的贡献。

第二，瞿秋白在进入“左联”后，特别推崇鲁迅，树立他作为一个左翼文艺的领军人物的权威，为此，瞿秋白做了一篇卓越、深刻、突出的鲁迅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地、深刻地论述了鲁迅所走过的道路，及他的思想转变及其发展的脉络，评价了鲁迅创作、特别是杂感的意义和历史作用。号召文艺界“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这样一篇鲁迅论，写在革命文学论争后的特别时期，既统一了左翼文艺界对鲁迅的认识，使大家更好地同着他一起战斗、一同前进，又“非常有力地鼓舞了鲁迅的战斗的勇气”，“提高了鲁迅在文艺战线上的地位”，从而“增强了革命阵营的力量”。（杨之华《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这样，以鲁迅为核心，形成了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周扬等的有力的集团领导层，成为“左联”最团结、战斗最辉煌的时期。

第三，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鲁迅说过一段感谢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问题”。所以他因此着力地翻译、介绍苏俄文艺政策，并希望大家也来做这项工作。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后，左翼文坛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苏联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的译介，1929年译著最多，有155种之多，被称之为翻译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和苏俄文艺政策的翻译和介绍，在理论的导向上，对我国左翼文坛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文化的反“围剿”斗争中，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使得“左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能不断地克服“拉普”和“纳普”的影响，不断地纠正“左”的思想影响，开始纠正政治任务压倒一切、弃创作于不顾的做法，带领左翼作家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战斗。

“左联”从早期向中期的转变，是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发表为标志的。这个决议案是冯雪峰起草的，经过瞿秋白、鲁迅、茅盾和执委的几位研究后，于1931年11月通过。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表明“左联”在认识上和策略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决议共计七个部分：

一、目前，中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江西“革命工农和红军发挥了空前的革命武力，打败了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三次围攻，组织了工农兵的政权”。全国其他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日益猖 狂，特别是日本制造了“9·18”事变，以武力强占东三省，在此民族处在战争的危急时刻，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以新的阵容负起当前的迫切的要求。它“在目前不独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队伍，且又负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领导任务”。

二、新时期的客观的特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在此新时期有一最主要的特征，“即中国劳苦大众对于文化要求的抬头，特别是在苏维埃区域内工农大众对于文化要求的急迫……这也就是中国革命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提出的巨大要求之一”。

三、新的任务。加紧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混战的工作；宣传苏维埃革命；组织工农兵通信员运动，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工农大众间的影响；参加劳苦大众的文化教育工作；反对民族主义及一切反革命的思想和文学。

四、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新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五、创作问题，包括题材、方法及形式等。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而创作问题在今天就十分重要。第一，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第二，“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所以，作家必须研究马列主义，学习一切伟大的文学遗产，研究苏联及别国的文学及理论；第三，在形式方面，“作品的文字组织，必须简明易解”，因此，作家要排除知识分子式的句法，而去研究工农大众语言的表现法；第四，“作品的体裁也以简单明了，容易为工农大众接受为原则”。

六、理论斗争和批评。在新的任务面前，理论斗争和批评的任务同样非常重大，并对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提出了非常明确的做法。

七、“左联”的组织及纪律。“左联”“无疑地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干部，是有一定而且一致的政治观点的行动斗争的团体，而不是作家的自由组合”。因此，在“左联”内部“不许有不执行决议的行动，不许有小集团意识或倾向的存在，不许有超组织或怠工的行动”。（载《文学导报》1卷8期）

这个决议案产生在王明“左”倾路线对党中央统治的初期，又是在“左联”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中国支部”之后的事，受这两个方面因素的直接、间接的影响是必然的。所以，决议案中就不可能没有“左”的倾向和认识。但是，它毕竟是一分重要文件，与“左联”前期文件有着许多根本的不同：

对形势的分析。前期文件对形势的认识，有一贯的表述——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处在高潮时期，世界已在革命的前夜。中期的这个文件，客观地分析了新的革命形势，指出革命的根据地有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革命的武装有了迅速的发展。

前期文件单纯地强调政治斗争，要求要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活的斗争。中期的文件强调的是“在文学领域内”，“从文学的思想的领域”进行斗争，具体而言，就是用笔去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揭露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的罪恶，揭露国民党对苏维埃区域的战争。并努力表现、宣传苏维埃革命，宣传、发动工农兵为苏维埃革命而斗争。

前期文件对“左联”这个作家群体的特殊性在严酷的斗争中认识不足，忽视了创作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作家去参加各种政治斗争。中期的文件明确指出：“左联”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队伍，担负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总的领导责任，“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入新时期的现在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必须有正确的理解”。因此，对作家在创作中的题材、方法、形式、体裁等有关问题，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第一次。

前期没有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中期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指出这是首先第一个的重大问题（见下“文艺大众化”）。

这个决议案之后，1932年3月，“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又通过五个文件，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具体安排，这五个文件是：

《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一、“左联”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文艺团体，它应当赶紧动员自己的力量去履行当前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任务，履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创造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劳动民众政权（苏维埃）的任务”。二、“左联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的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三、领导好青年文艺研究团体，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些文艺团体一开始就着重学习运用中国劳动群众的语言”。四、建立有系统的批评工作，对反动文艺以下的“通俗文艺”应予特别的注意。在创作方面，为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其中心口号应当是“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表现革命战斗英雄”、“文艺的大众化”。五、在没有建立起分会的地方建立分会，加强对北平、天津分会的领导。六、要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及各国“普罗”文学团体密切关系，有系统地介绍世界革命文艺和“普罗”文艺的情况。（《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

《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其中特别指出，“从各方面去进行革命大众文艺的运动”，是“实行左联的转变”的重要工作。为此成立三个委员会：创作批评委员会，任务是在文艺大众化的方针下进行创作等四项；大众文艺委员会，任务是研究大众文艺的一切实际问题、创作大众文艺、批评反动的大众文艺等；国际联络委员会，任务是介绍国内文艺运动状况等五项。

《各委会的工作方针》。

《关于新盟员加入的补充决议》。

《关于左联理论指导机关杂志〈文学〉的决议》。

这样，“左联”在确定了自己的理论思路和方针，又对各项工作做出具体的部署后，开始在三个重大问题上团结左翼作家进行工作和战斗。

第一，文艺大众化。

“左联”把“向着群众”，实行“文艺大众化”，看做是“目前最紧要的任务”，首先在思想认识上统一全体盟员的看法。把这作为“左联”实行真正转变的一个标志。为此左联执委会于1931年10月3日和11月7日通过两个决议。左联秘书处1932年3月9日通过了工作决议。并直接组织、领导了大众化问题的第二次讨论，历时一年之久，“左联”的主要领导瞿秋白、茅盾以及周扬、何大白、田汉、寒生、陈望道等多人都参加了这场讨论。

“左联”把大众化作为目前最紧要的任务，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的新的路线”。这样的决定，在理论上是有着深刻意义的。“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这就把问题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度里，大众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都处在文盲或半文盲的状态，识字的大众，能阅读大众通俗读物的大众是不多的。面对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作家们的作品，广大的大众看不懂，听不明白，接受不了。这样的作品，作家们尽管写的是“革命”，写的是“工农”，但是对于革命，对于工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认清了这样一个现实，提出作品要“向着群众”，这是路线上的根本转变，提出作品要“大众化”，这又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建立的一个必经之路。尽管建立大众文学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过程是回避不了的。

“左联”关于大众化的“决议”中反复提到，开展大众化运动，表明“左联”工作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转变”。这是说，“左联”对于前期的工作方针、具体做法，思想上有所清理，认识上有所提高。他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作为作家联盟、作家集团，它的特点，决定了它是用“笔”，写文章、做宣传、搞动员、助革命。而不是放下手中的笔，丢下自己的业务长项，去充当一名战士，去参加飞行集会、示威游行。这时的“左联”，指示作家们：“你们的笔锋，应当同着工人的盒子炮和红军的梭镖枪炮，奋勇的前进”，“必须运用自己的特殊武器——文艺的武器”，“加强从革命文艺方面去尽力反帝国主义和民众政权的斗争”。（《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

关于大众化问题的提出，它的意义、指导思想，“左联”在做了说明之后，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任务：一、加紧研究大众文艺、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批评一切反动的大众文艺；二、加紧工农兵通讯员运动的工作、工农兵读书班和说书队的工作；三、加紧从这些工作中教育出工农作家及指导者。而这一切都必须和当前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以革命的大众作品，以壁报、以通讯员运动的工作、以讲报说书等进行鼓动和组织群众斗争”。这样，“左联”就切实的全盘的实行了转变。

不但如此，还要实行“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具体说，目前一般以智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非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也应当在文字体裁及描写等各方面实行大众化，使其不仅为智识分子的读物，在一方面也能为工农大众读者所接受。（《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

第二，作品创作与批评。

“左联”于1931年11月作出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决议，把创作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创作问题，不但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入新时期的现在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必须有正确的理解。”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的扩大会议上又专门设立了“创作批评委员会”。对创作的任务和题材的规划，创作的批评和研究等提出意见。“左联”在执行着这些正确的意见，1932年1月20日，“左联”机关刊物《北斗》2卷1期出“特大号”。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向文艺界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征求意见，发起了一场讨论。郁达夫、方光焘、张天翼、戴望舒、鲁迅、叶圣陶、胡愈之、茅盾等23人发表了意见。认为创作不振的原因不外几个方面：一、阶级压迫太甚，没有言论自由，作家生活生命不能保证；二、未脱离旧意识的窠臼未走向大众；三、缺乏生活经验；四、技巧差，不大众化。

“左联”对创作意义的重要性的强调，对作家创作的新的要求，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创作的展开，取得了创作上的新收获，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

丁玲的短篇小说《水》，在1931年9月20日《北斗》创刊号发表，在当时文坛引起轰动。

洪深是“左联”的一位重要的戏剧家，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农村三部曲之第一部《五奎桥》，发表在1932年11月15日《文学月报》第4号。其后二部是《香稻米》和《青龙潭》。

艾芜是1932年春加入“左联”的，成名作是《人生哲学的一课》，发表在1932年12月12日《文学月报》第5、6期合刊。这之后，他以《南行记》为总题，描写他在滇缅边境漂泊流浪生活的小说，引起文坛的关注。

茅盾的长篇小说名作《子夜》1933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是我国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一个里程碑，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在创作《子夜》的这一年里，他写作了描写市镇生活的《林家铺子》和表现“丰收成灾”主题的短篇《春蚕》，这是农村三部曲的第一部，后二部是《秋收》和《残冬》。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发表在1933年7月1日《文学》创刊号。

这一时期，一批新人新作开始走上文坛，其中的一些人后来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

“左联”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就，主要的原因是领导层转换了思想路线，提升了对创作重要性的认识。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文艺作品批评的引导和展开。通过批评引领创作前进的路。“左联”的几位主要领导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名篇。1931年底，沙汀和艾芜在上海就文艺问题写信给鲁迅，说自己希望把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不使自己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毫无意义”，他们不喜欢一些“普罗作家的创作，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的”作品，请求先生指点。鲁迅对这两位“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的青年，在复信中告诫他们：“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载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3期）这两位由此把他们所熟悉的家乡风土作为他们最主要的题材，写进作品中，我们因此而能一睹蜀地的自然和人文的景观。

鲁迅的信，批评了革命文学倡导期间那种虚构的、硬造的突变式的革命英雄作品，要求作家不要趋时，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这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不仅仅是青年作者，而是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正因为这样，一批青年作者走上了文学道路，成长成熟起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力量。

这一时期，为了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作品的批评具有引导的意义。这里的一个特例，就是对丁玲的新作《水》的批评。这篇作品，以1931年全国16省的特大水灾为背景，描写了湖南地区的一群农民们在天灾之时，对地主和贪官盘剥压迫更甚于洪水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因而逐渐觉醒而走上暴动之路。这样的作品，被认为是左翼作家走出“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新的样本，新的突破，具有特别的意义。冯雪峰看到这一点，于是在《北斗》2卷1期发表了《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指出：《水》所以引起读者的赞成，无疑义的是：“第一，作者采用了重大的现实的题材”，“第二，在现象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坚定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水》里面，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且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它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体中相互影响的，发展的”。冯的文章，正是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作品的意义，指出了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丁玲的这篇作品所展示的新的具体的经验。

很有意义的是瞿秋白的《〈子夜〉和国货年》，在高度评价了《子夜》“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后，指出这是作者能够“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这里，也指示着作者掌握“真正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对于一部作品成功的意义。

这一时期，又如李易水的《新人张天翼的创作》，茅盾介绍新人沙汀的成名作《法律外的航线》，在运用文艺批评，帮助一批新的作者走上文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载1933年1月《文学月报》第5、6期合刊）

“左联”在提升创作重要性的问题时，必然面对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创作倾向：即从1928年革命文学倡导到1931年初这个时间段里，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创作模式和倾向。这时的作品，往往是由作者通过任意虚构的、主观幻想的人物和情节去生发故事，作品中的所描写的人或幼稚浮躁、或狂热冲动、或幻灭动摇。故事情节所表现出来的革命也好、恋爱也罢，都不是生活的真实，让人难以置信。为了克服这种倾向，“左联”曾作出决议：“现在必须将那些‘身边琐事’的，小资产知识分子式的‘革命兴奋和幻灭’，‘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类等等定型的观念的虚伪的题材抛去”。1932年，华汉（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重版，华汉请瞿秋白、茅盾、郑伯奇、钱杏邨几位和他本人，各作一篇序，算是对这本书做个定评。这就给左联比较集中地清算早期革命文学中的多种问题一个靶子。因此，秋白以《革命的浪漫蒂克》为题，指出《地泉》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达到，“正是新兴文学所要学习的，‘不应当这么写’的标本”；茅盾则尖锐地指出，《地泉》三部曲是“脸谱主义地描写人物，‘方程式’地布置故事”，“本书只是‘深入’、‘转换’、‘复兴’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郑伯奇在肯定《地泉》的“强烈的煽动性”等“许多长处”的同时，指出它存在着普洛文学早期的普遍的毛病：“题材的剪取，人物的活动，完全是概念……在支配着”；钱杏邨则认为，《地泉》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曾经扮演过大的脚色，曾经建立过大的影响”，我们不能忘记它，但是，它却存在着“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等错误倾向。作者自己在“自序”中，说自己早就感到作品的许多失败之处，对那种浪漫主义的创作路线“早已毫无留恋的把它抛弃了”。

这样的清算是有意义的，如茅盾所说：《地泉》“就其成为当时文坛的倾向一例而言，不但对于本书作者是一个可宝贵的教训，对于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教训”。（《我走过的道路·中卷》）从此后一批青年作家贡献给社会的作品看，他们因为有了前车之鉴，确已摆脱了革命文学作品早期的多种模式，又因为有了《水》这样表现重大题材的标本，而开始努力去表现工农的题材了。

第三，反文化“围剿”的战斗。

“左联”十年，最严酷的战斗任务是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左联”的同志，团结在鲁迅的身边，顽强的战斗，用笔揭露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文化政策，揭露他们摧残、压迫革命的文化运动的种种罪行，控诉他们逮捕、虐杀革命作家的血腥的恐怖手段。在斗争中成就了“左联”的辉煌。

这些斗争在几个方面展开：一、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拘禁、虐杀作家的滔天罪行；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查禁书报、通缉作家、封闭书店的白色恐怖的文化政策；三、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网罗反动文人，组织其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实质。斗争是极其尖锐的，甚至是血腥的。但是，面对敌人的卑劣凶残，左翼作家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在文化战线上反击着反革命的“围剿”。

这时的“左联”，在面对白色恐怖的严酷的形势前，又碰上了欧化——即留学英、美的文化人——文人学者的挑战，他们中的代表是徐志摩和梁实秋。梁实秋是“新月”派后期的理论代表，他的理论核心是文学的人性论，并用它来对抗文学的阶级论，这就同左翼文学理论发生严重对立，受到鲁迅等的全面批驳。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也是这个时间的事。前者是胡秋原所标举的口号，宣称自己是“自由人”，主张“自由的”文学论。后者是苏汶所标举的口号，他在文学的功能问题和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上同左翼文坛辩论。

还有京派、海派之争以及其他。

 这些将留待后面各章节专题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