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左联”的前期（1930.3—1931.5、6）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当时列名参加大会的有50多人，全是当时文学艺术界的知名作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都曾是现代文学社团的组织者与参加人。涵盖的社团有最早的新青年社和新潮社，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1921年7月成立的创造社，1922年春成立的湖畔诗社，1924年11月成立的语丝社，1925年成立的南国社，1927年冬成立的太阳社，1929年秋成立的上海艺术剧社等。以艺术剧社为例，它的主要成员夏衍、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孟超、许幸之等六人都为“左联”的成员。这样的文艺家、理论家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就决定了它的基本特色。因此在成立大会上宣布的工作方针，是那样的贴近文学艺术，表达了大家的愿望。那五点方针是：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经验，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组织；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提拔工农作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从事生产新兴阶级文学作品。

“左联”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在恶劣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不可能为艺术而艺术，独立置身于环境之外，它必然地要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整个解放斗争。所以它的前期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文学社团的特点几乎没有表现，而政治集团的特点则显现得比较充分。茅盾曾这样说过：“‘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党。”（《我走过的道路》）

周扬在与赵浩生谈到这一段的历史时，说得更具体：“我们感到当时的‘左联’成了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跟党是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专门谈政治，甚至游行示威。这样搞起来，人家就怕了。”（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

作为一个作家、文学艺术家的团体，把“本来”是自身的东西置之一边，却“跟党”去搞政治，从根本上说，这正是党的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在“左联”的反映。但是，具体的分析起来，当时的党，是没有条件，没有经验，没有可能，去领导一个左翼文艺团体的。

“五四”文学革命期间，文艺界基本是各个独立的小团体，经营着自己的那样的一块园地。“革命文学”论争发生时，理论观点混乱不说，小集团主义暴露得特别充分，创造社、太阳社等的对鲁迅的攻击，又有着特别的危险性。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关注着文艺界的这种混乱现象和对鲁迅的态度，并很果断地加以制止，要求创造社、太阳社停止攻击，团结鲁迅，尊重鲁迅，并以鲁迅为旗帜，联合文艺界的力量，组成新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但是，这个文艺组织今后的文艺方向，以及如何充分的运用文学的手段来助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这些问题，上海党组织是不清楚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或者说，是没有理论准备的。因此，“左联”在无形中“成了第二党”，一切都按照党的组织来建制：最高领导机构是党团组织，党的方面是党团书记（第一任是冯乃超，其后是周扬与其他后任者）。行政上也设书记（茅盾是首任书记，后由徐懋庸接任）。下设有组织部和宣传部。最下一级也像党的组织一样是小组，成员都编在小组里。这样的编制，不就是第二党吗？

在这样一个没有明确的方向、方针的情况下，“左联”在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是以政治活动为其主要特色的。具体反映在多次盟员大会和一个“决议案”上。

第一次盟员大会，1930年4月29日召开，冯乃超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错误地分析了国内外的革命形势，认为：国内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因此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就贯彻着这一精神。号召盟员参加“五一”示威游行，参加“血光的‘五一’！”明确指示：“我们左翼作家联盟，不是什么艺术流派的结合”，而是在当今“为参加伟大的革命斗争而结合的”。（《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即略》，载6月1日《新地月刊》即《萌芽月刊》第6期，又《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

第二次盟员大会，1930年5月29日召开，主要为组织全体盟员一致参加‘五卅’示威纪念活动，作具体的部署和安排，要求盟员在示威活动中作坚决的斗争准备。会上批评了“左联”建立以来，没有成为一个坚决的斗争团体，形成集团的力量，盟员还没有集团化等。

第三次盟员大会，1930年11月16日召开，会上除政治报告和常委的报告外，主要是检讨、批评盟员脱离群众，坐在亭子间创作，不参加组织生活等。会上还通过派代表参加纪念广东暴动代表大会并加紧对该暴动的宣传，动员全体盟员参加实际工作等六项决议。

这期间，还发过“左联”执行委员会于8月4日通过的一个重要文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

这个文件，认为资本主义已是“垂死的”，一切都在“证实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腐败崩溃的特质”。国内的革命则以占领长沙、攻打武汉等“武装暴动”为标志，“中国革命的高涨”，“是人类解放斗争的伟大叙事诗最后一卷的前奏曲”。现在，革命“或许今天或许明天它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整个世界都在革命的前夜，特别是中国革命快要到高潮的时期”。“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深入的（关系）”。“目前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从击破资产阶级文学影响争取领导权的阶段转入积极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组织活动的时期。”“因此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活的斗争。苏维埃文学运动应该从这个血腥的时期开始。”

文件在揭露了国民党对革命文化“围剿”的种种事实后说，“现在不管新月派怎样板起脸孔来说文学的尊严，也不管民族主义文学派怎样在叫嚣，也不管取消派怎样在开始取消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然而，他们在蓬勃的革命斗争事实之前，只暴露自己的反动的真相，在群众中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文件“号召‘左联’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培养工人农民作家”。文件还专节批评自身的弱点，批评有些人把“左联”看成“依然是作家组织这个狭隘观念的存在”，要克服这种窄狭观念——组合主义。声称“左联”“不是作家的同业组合组织”，它有“斗争纲领”。（载1930年8月15日《文化斗争》1卷1期，又载《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

“左联”前期，不论是在对革命形势的认识上，还是在对作家的行动要求上，往往显得盲从而没有主体的思考，他们把当时党在“左”的思想路线下的一些错误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导方向，造成认识上和行动上的错误：一、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认为整个世界都处在革命的前夜，中国革命快到了高潮时期；二、要求左翼作家必须加入革命的行列。参加“血光的‘五一’”、“‘五卅’的示威”，作血的战斗；三、无产阶级文学已经击破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争取了领导权。现在，要转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的血腥的战斗时期；四、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培养工人农民作家；五、批评“左联”组织中依然有“作家组织”这个狭隘观念的存在，指出“左联”不是作家的同业组合组织。

这实际已把“左联”摆到了政治集团或是政党的位子上，让它不像一个作家、艺术家的组织，不像一个群众性质的文艺团体，而把参加“左联”的这些知名作家、艺术家推到斗争的第一线，像工农兵那样去参加实际的斗争，在血光的“五一”、“五卅”的示威游行队伍中，做斗争的一分子。去为苏维埃政权作血腥的拼死的战斗。“左联”成员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左联”是一个“作家组织”，是“作家的同业组合组织”，反对把“左联”视同一个政党组织，一个斗争的集团。

坚持“左联”作为“作家组织”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这一意见，才能把它同其他政治组织或集团区别开来。发挥作家的长处——用手中的笔，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宣传革命，宣传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揭露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唤起民众支持革命，参加革命。“左联”的领导层最初对这一点的认识是不够的，他们一味的执行着上级党的意见，组织作家去参加各种斗争活动，对于抵制的、拒不参加的一些作家，则予以批评，有的则开除出“左联”。

蒋光慈是一例。蒋是太阳社的发起人，“左联”成员，早期有成就的著名作家。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他因为对文学创作的执着，不愿参加游行示威等组织活动，甚至思想上有所抵制，他终于提出退党，被开除。蒋的朋友郑超麟曾谈到开除的原因：那“并非为了路线斗争，而是为了文学活动不能与党员的义务相容。我们那时都是把党的工作看作高于文学活动，像蒋光慈那样把文学活动和党的工作相提并论，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郑伯奇《左联回忆散记》，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郁达夫是一例。据人们的回忆说，他曾在宋庆龄家中见到过史沫特来，郁对史说过：“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这话对徐志摩也说过，表明他对要求作家去参加“五一”游行示威，参加飞行集会等的不满。他是作家，作家用的是笔，笔是他的武器，他应该用笔战斗，而不是像战士去冲锋陷阵，在游行的混乱的人群中去同警察搏斗。他也被开除出“左联”，被定为“反动投机分子”。（同上）

鲁迅和茅盾对此也有明确的态度，一次，茅盾同鲁迅谈过“左联”的一些“左”的做法，鲁迅只是笑一笑说：“所以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真是言简意赅，又是绝好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