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鸳鸯蝴蝶派的批驳

鸳鸯蝴蝶派，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以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其文学主张。其作品曾一度风靡全国，称之为鸳鸯蝴蝶派作品。

这个流派大体上出现在清末民初，民国十年前后风行于上海，它从1913年底开始办多种杂志，诸如《小说月报》、《消闲钟》、《小说海》、《游戏世界》、《红玫瑰》、《紫罗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礼拜六》，它每星期出版一次，发行量很大，因此鸳鸯蝴蝶派又称为礼拜六派。除这些杂志外，《申报》的副刊《自由谈》曾一度为他们控制的地盘，从1911年8月这个副刊创刊始，第一任主编是王纯根，他为这个副刊设有“游戏文章”、“海外奇谈”、“岂有此理”、“博君一粲”等栏目，选登的多为滑稽小品。后继的编辑吴觉迷、陈蝶仙等人，都为鸳鸯蝴蝶派文人。1932年12月，黎烈文接替周瘦鹃主编《自由谈》，改革了由鸳鸯蝴蝶派控制的这个地盘，《申报》另开辟副刊《春秋》，由周痩鹃编辑。另有《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由严独鹤主编，也是鸳鸯蝴蝶派的地盘，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停刊，稍后改出《新园林》，1930年，因连载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而轰动一时。

鸳鸯蝴蝶派是以宣扬趣味为中心的一个流派，他们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用闲书或娱乐品去迎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赢得众多的市民读者。

他们的作品以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为主。内容分社会、言情、娼门、黑幕、武侠、神怪、侦探、滑稽、宫闱、历史等。代表的作者是被称为“五虎将”的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代表作是“四大说部”：徐枕亚的《玉梨魂》（1913年9月出版），李涵秋的《广陵潮》（1915年出版），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1922年在《红杂志》连载），张恨水的《啼笑因缘》（1930年在《快活林》连载）。其他长篇还有吴双热的《孽冤镜》、海上漱石生的《海上繁华梦》、漱六山房的《九尾龟》、海上说梦人的《歇浦潮》、婆婆生的《人间地狱》、王小逸的《春水微波》、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顾明道的《荒江女侠》、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除长篇小说外，短篇小说的作者是包天笑、范烟桥、张舍我、胡寄尘、程小青等。

鸳鸯蝴蝶派滋生繁殖的温床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上海“十里洋场”，五四运动前后年间是它的全盛时期。当时它在国内几乎占有全部的文化市场和市民读者，用他们那些低级庸俗的作品毒害读者，影响极其恶劣。

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成立，同时革新了《小说月报》。随后创造社及其他进步的文学社团纷纷出现，新文学作品也日渐其多，赢得了众多的读者。鸳鸯蝴蝶派面对这种情况，并不甘心他们日益失去的市民读者的地盘，于1921年3月复刊了《礼拜六》，公开宣称复刊的目的是为了“给看官们时时把玩”，做“看官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同新文学争取读者。随后，又紧锣密鼓，于同年5月出版《消闲月刊》，7月创办《游戏世界》，8月创刊了《东方朔》，9月创办了《半月》等。为了进一步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相抗衡，他们又于1923年1月出版了《小说世界》，向新文学营垒挑战。

新文学要发展，就必须对鸳鸯蝴蝶派展开全面的批判和斗争。从1921年开始，以《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这场斗争。

1919年： 钱玄同作《“黑幕”书》（载1月15日《新青年》6卷1号），周作人作《论“黑幕”》，杨亦曾作《对于教育部通俗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周作人作《再论“黑幕”》（以上载2月15日《新青年》6卷2号）。

1921年：西谛作《思想的反动》、《新旧文学的调和》，胡愈之作《文学事业的堕落》（以上载6月10日《文学旬刊》4期），圣陶作《侮辱人们的人》（载6月20日《文学旬刊》5号），西谛作《新旧文学果可调和么？》、《血和泪的文学》（载6月30日《文学旬刊》6号“杂谈”），郑振铎作《肉欲横行的中国》、《消闲？！》（载7月30日《文学旬刊》9号“杂谈”）、《致宋云彬先生信》（载9月10日《文学旬刊》13号）。

1922年：沈雁冰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7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7号）、《写实小说之流弊？——请教吴宓君，黑幕派与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载11月1日《文学旬刊》54期）、《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反动？》（载11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11号），西谛作《“文娼”》（载9月11日《文学旬刊》49号），成仿吾作《歧路》（载11月25日《创造》季刊1卷3期）。

1923年：鲁迅作《关于〈小说世界〉》（载1月15日《晨报副刊》），华秉丞作《关于〈小说世界〉的话》（载1月21日《文学旬刊》62期）。

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和斗争，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左联成立后，鲁迅于1931年7月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作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评述了从清末到左联成立的三十年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上海文艺的变迁，清算了各种反动文艺思想，对鸳鸯蝴蝶作了深刻的分析，明确指出：才子佳人、婚姻问题是这一派的“命根”。到了1932年，阿英则以长篇论文《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对其作了全面的论述和批判。此后这一派才慢慢消退下去。

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和斗争，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主要方面：

一、对其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文学主张的揭露和批判

鸳鸯蝴蝶派从其兴起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一个有着什么统一理论、严密组织的文学社团。他们只是从西方文学作品中吸收了一些庸俗的爱情故事和描写手法，在“趣味”较为相投的基础上的一个松散的联合体。他们一味宣扬文学的趣味主义，公开宣称：“无论文言俗语，一以兴味为主”（《小说大观》），“所谓小说……最益身心最有兴味之作”，把小说等文艺作品变成娱乐消遣品，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后果。

因此，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对所谓的“兴味”文学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成立伊始，就在宣言中对以趣味为中心的文学痛加针砭：“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同年5月，文学研究会的社刊《文学旬刊》创刊，在它的《宣言》中，指出了文学对于时代的重要性：“我们确信文学的重要与能力。我们以为文学不仅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人的反映，并且也是超于时与地与人的；是常常立在时代的前面，为人与地的改造的原动力的。”文学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这种“切要”性表述，是从根本上对于以“趣味”为中心的文学观的批判。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的沈雁冰，他主编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实践着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艺理论主张，并积极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明确提出文学要“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文学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沟通人类感情代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1921年6月，郑振铎提出了比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沈雁冰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更积极的文学口号：“血和泪”的文学口号。他在《血和泪的文学》中说：在“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是血迹的世界上，我们怎能要那“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鸳鸯蝴蝶式的情诗情文、云月、树影、山光等作品”，“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载《文学旬刊》第6号）

鸳鸯蝴蝶派不但没有对于自己的趣味文学主张加以修正，反而顽固地进行辩解。1922年11月15日，胡寄尘作《消遣？》（载《最小》第3号）说：“有人说，小说不当供人消遣……我以为专供他人消遣，除消遣之外，毫无他意存其间……然所谓消遣，是不是作‘安慰’解，以此去安慰他人的苦恼，是不是应该？”

对于这样顽固地坚守着“趣味”文学主张的人，沈雁冰痛斥之为“现代的恶趣味”（载1922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11号《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郑振铎则冠之以“文娼”（载1922年9月11日《文学旬刊》），指出：“文娼”同“娼”一样，本领在应酬交际，“拉顾客了”，“所以什么《快乐》，什么《红杂志》，什么《半月》，什么《礼拜六》，什么《星期》，一齐起来，互相使暗计，互相拉顾客了。”这就从本质上揭露这些“文娼”，用快乐、消遣、趣味的文学，去赢得、拉拢市民“顾客”。

二、对“才子佳人”书类和“黑幕书”类作品的剖析和揭露

“才子佳人”书类和“黑幕书”类，是鸳鸯蝴蝶派作品的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写得最多，影响最大也最坏，因此，遭到的批判也最多。

“才子佳人”书类，所描写的大部分是一对对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鲁迅很形象地说过：那是佳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对鸳鸯一样”。最初这样的书是出现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才子们到了上海，就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起，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后来，才子佳人的书，在报馆印行的“明清”才子佳人书助推下，就盛行了好几年。（《上海文艺之一瞥》，载1931年7月27日和8月3日《文艺新闻》周刊）鲁迅先生在对才子佳人书的产生作了深刻的分析后，又说及它后来流变为“才子+流氓”。

这些书类，长篇的代表作是《玉梨魂》，写一个年轻的寡妇和一个家庭教师的恋爱故事，相爱的恋人最终殉情。短篇则为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写一个在战场负重伤回来的丈夫，在来日不多的情况下，为爱妻将来计，而将她许嫁给好友的故事。写的是爱情悲剧，颇有些“惨情”和“哀情”。

这些书类中，又有不少是写男女“心心相印”的美满姻缘的，徐卓呆的《微笑》和周瘦鹃的《九华帐里》是其代表。

这些书类的作者，在作品中曲意编排故事，描写情爱，渲染气氛，表现庸俗无聊的思想情感，回避了社会对当时青年男女婚姻问题的关注，违背了五四的时代精神。所以它的作品受到了文学研究会和新文学作者的严厉批评。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在谈到“才子佳人”的书盛行了好几年后慢慢流变成“才子+流氓”时说：这时的才子和佳人的心思渐渐改变了，“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鲁迅说：这样的小说，社会上很风行，“可以做嫖学教科书”。

沈雁冰在1923年在松江暑期讲演会上作《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的演讲，批评了名士作品诸如“才子佳人”的作品对于社会的危害，说：“譬如男女恋爱，原是极正当极严肃的一件事情”，可是一到了他们那里，就“像是不正经的事情，又像是游戏玩笑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往往把风流与恋爱并讲，把恋爱和花酒看得一样，不过逢场作戏，寻寻开心”而已。这样的文学，“功用既失，对于人类还有什么益处，还成什么文学”！在另一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1922年7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7号）中，更严厉地指责他们：“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了些佯啼假笑的不自然的恶札；其甚者，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黑幕之外的才子佳人的一些“恶札”，又何尝不是呢？

“黑幕书”类，属于鸳鸯蝴蝶派作品的一支，它是1916年10月《时事新报》开辟的“上海黑幕”专栏后风行起来的。1918年3月，由路滨生收录编辑《中国黑幕大观》4册，王纯根、瞻庐作“序一”和“序二”。称编撰的目的是为了揭发“全国社会射影含沙之事，魑魅魍魉之形”，使“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所防”。这也是“学校以外之教科书也，使天真烂漫之少年，忠厚朴实之君子，读之而知所戒备”，说它是“厥功伟哉”。这样的大观分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党会、匪类、报界、僧道、慈善事业等类。它的内容专门揭露个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又是文化流氓用来威胁别人、榨取钱财的手段。其代表作者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陆士谔等人。

对黑幕书最早提起批判的是钱玄同和周作人，他们在关于黑幕书的文章中，一方面研究这类书盛行起来的原因，更重要的方面是揭露了这类书对社会的危害。周作人首先指出：“黑幕不是小说，在新文学上并无位置，无可改良，也不必改良”。他指出：一、黑幕书，没有涉及社会的重大问题，而“只是说社会上的琐事，何尝提出什么问题？例如说‘娼妓之黑幕’，只说娼妓骗钱……何尝对于娼妓问题——世间如何而有娼妓，以及如何解决等——说一句话呢？”其他如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冲突、同盟罢工问题、女子问题、道德问题、人生问题等。二、黑幕书，有人说是一种“劝戒近录”，是一种善书。但我要问：“中国有哪一部淫书不说是意存劝戒的？”哪一部淫书不是“满口总说万恶淫为首”的？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办法。三、我先已说过“黑幕不是小说，所以同写实小说虚实的比较，也以为不能成立”，不能比左拉、莫泊桑的小说，易卜生、萧伯纳的戏剧。（以上见《论“黑幕”》和《再论“黑幕”》）

钱玄同在回答宋云彬的信时说：自1913年袁世凯专政以来，复古潮一日千里，“‘黑幕’书之类亦是一种复古，即所谓‘淫书者’之嫡系”。

“黑幕”书，就其内容而言，虽然描写了或者说揭发了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龌龊行为，但只是止于描写，毫无批判地记录种种丑恶现象的过程和细节，夸大、渲染这些丑行，甚至自然主义地去介绍许多作恶的手段和程序，实际上把作品变成了“犯罪教科书”。其社会影响是极其恶劣的。所以鲁迅先生说：这类书，实际上是“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精当地指出这类小说的反动实质。

三、对鸳鸯蝴蝶派罪恶的揭露和他们对青年的毒害

1922年11月，创造社的成仿吾在《创造》季刊1卷3期发表了《歧路》，批判“礼拜六派”。沈雁冰在其回忆录中就这篇文章有一段话：“使我们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是创造社诸君的大多数对于鸳鸯蝴蝶派十分吝惜笔墨，从来不放一枪”，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就是成仿吾的那篇《歧路》，“对‘礼拜六’狠狠地开了一炮”。沈雁冰为什么特别说到这一点呢？因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敌对的营垒之间的斗争是异常尖锐突出的，而创造社诸君却用力不多，特别是在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从来不放一枪，相反的，他们有时却在自己的营垒中挑起口舌之争，无端地用“垄断文坛”等来指责他人，沈雁冰对此自然是十分不满的。当成仿吾作文参战时，就特别欢迎他“狠狠地开了一炮”。这一炮轰击的是鸳鸯蝴蝶派对于社会的罪恶：“第一，他们是赞美恶浊社会的，他们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第二，他们专以鼓吹骄奢淫逸为事，他们破坏我们的教育。第三，他们专以丑恶的文章，把人类往地狱中诱惑，他们是我们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奇耻。”

他们“这些卑鄙的文妖，不仅有一般老妖恶少，为他们的中坚，他们还用种种下贱龌龊的文字专门迎合一般人盲目的浅薄劣等的心理，把多少无知的青年蛊惑了”。他们在青年的面前，铺设的是一条“歧路”。他要求青年万万不要去买那些“千篇一律”的没有一点真价值的东西看，而应去“读更有益更有价值的书”。

在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还碰到别的一些问题。一些人认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所代表的是旧文化旧文学。沈雁冰因此作《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其中引用了子严君文章中的一段话：“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这是从各方面看来，都很重大而且可怕的事。”沈在赞赏了这段话说得“非常透彻”后指出：“子严君以为此派小说在思想上危害尤大，我也有同感；但是他们在文学上的恶影响，似乎也不容忽视，至少也要使在历史上有相当价值的中国旧文艺感受意外的奇辱！我希望宝爱真正中国旧文学的人们起来辩正。”

另有人认为：“礼拜六”文学作品是写实派文学。其言论的代表是“学衡派”的吴宓，他在攻击新文学的写实主义时说：“吾国今日所最盛行者，写实小说也。细分之可得三派：一则翻译俄国之短篇小说，二则上海风行之各种黑幕大观及《广陵潮》、《留东外史》之类，三则为少年人所最爱读之各种小杂志，如《礼拜六》、《快活》、《星期》、《半月》、《紫罗兰》、《红杂志》之类”。吴宓是有意地混淆视听，支持鸳鸯蝴蝶派，同新文学抗衡。沈雁冰于是作《写实小说之流弊——请教吴宓君：黑幕派与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从理论上指出他的错误，并作严正的辩说：吴君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一定研究过西洋写实派文学，“一定知道写实派的第一义是把人生看得非常严肃，第二义是对于作品里的描写非常认真，第三义是不受宗教上伦理上哲学上任何训条的拘束。敢问吴君：《礼拜六》、《星期》、《半月》等等定期刊物所登的小说是否有一篇合于这三个要义？非但不合，并且是相反的呢！”吴君难道不见他们的“小说常把人生的任何活动都作为笑谑的资料么”？吴君为要反对写实派，把“礼拜六派”小说“也拉上去同写实派相比，不但唐突了西洋写实派，并且反要令人疑心吴君是没有眼光的呀”。

总的而言，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极力宣扬低级庸俗的趣味，其基本倾向是脱离时代精神的，受到新文学营垒的批判是必然的。但是，客观地说，他们的作品中也有一些作品多少反映了当时的某一方面的社会现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周瘦鹃的《为国牺牲》、伤心人的《爱国弃妻记》等，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时，作品表现了某种爱国的情绪；又如韦士的《卖花女》、无愁的《渔家苦》等，是描写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的，匹夫的《罢工轶事》、焦木的《工人小史》等，是描写工人斗争的作品等等。到了1932年，阿英作《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时，全面分析了张恨水和徐卓呆在“一·二八”上海事变期间的作品和这期间上海各大报纸所发表的“国难小说”。有《中国日报》上顾明道的《为谁牺牲》、黄南丁的《肥大佐》、张恨水的《无名英雄传》，《社会日报》上有张恨水的《九月十八》、汪仲贤的《恐怖之窟》，《世界晨报》上钟吉宇的《逃难》，以及《大陆新报》上的张恨水的《一月廿八日》和《福尔摩斯》上的《仇敌夫妻》，《申报》上的程瞻庐的《疑云》，《时报》上的徐卓呆的《往哪里逃》和《不栉的女进士》等。这些“国难”作品“是充分地反映了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对于这一伟大事变的认识，和在这一期间的生活观点的全部”。说明鸳鸯蝴蝶派中人，也有是关注“国难”这样的问题的，其作品应该是有意义的。所以，到全民抗战的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左翼文艺对“鸳鸯蝴蝶派”作家采取了又团结又批评的方针，这在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有明确的表述：“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是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评”。这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