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造社

创造社是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一个文学社团。它的成立，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导论三集》中有详细的记述，其中引用了郭沫若的一段话：“那天下午，在达夫的房间里聚谈了一次，大家的意思也都赞成用‘创造’的名目，暂出季刊，将来能力充足时再用别的形式，出版的时期愈早愈好，创刊号的材料，就在暑假期中准备起来。这个会议或者可以说是创造社的正式成立，时间是1921年7月初旬，日期是哪一天我不记得了。”（《创造十年》）当时在场的人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暑期中，郭沫若、郑伯奇、郁达夫先后回到上海，先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创造季刊》出版预告，与此同时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编为“创造社丛书”，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郑伯奇的《鲁森堡之一夜》也编为“创造社丛书”。因为出版预告和丛书的出版，创造社这样一个纯文学社团就诞生了。不过它诞生的时间是在6月8日，不是7月初，郭沫若是记错了。

郑伯奇关于创造社的文字，是把活跃文坛近十年之久的创造社，按前期和后期来划分的。但也有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学者们，他们分得比较细，认为从1921年6月—1924年5月是初期；1924年6月—1927年底是中期；1928年1月—1929年2月是后期。郑伯奇的前后期的界限是在1927年底，这时期，是创造社方向的转换期，从1928年初，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都以方向转换为界来叙说创造社。

“五四”文学革命，从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是一个落潮期，鲁迅形容这一时期“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这样一个荒凉的三年中，首先突起了文学研究会，扛起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大旗，半年之后，创造社也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扛起了“为艺术”的浪漫主义的大旗。瞿秋白这样说起它：“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1935年5月28日《给郭沫若的信》）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但是，这有些过誉之嫌。让“五四”“寂寞荒凉的古战场”重有生气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它们双峰并峙，推进新文学运动的深入。

前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田汉、王独清、周全平等，他们自称“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相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郑伯奇在引用了郭沫若这段话后说：这“内心的要求”一语，固然不必强作穿凿的解释，但也不应该完全忽略，因为“这淡淡的一句话中，多少透露了这一群作家对于创作的态度”。这一群中的成仿吾说：“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新文学之使命》）郁达夫则认为文学就是“自我表现”的，“是作家的自叙传”。张资平也主张内心的冲动是文艺创作的原动力。郑伯奇更直截了当地说：“艺术是艺术家自我的表现。”（《新文学之警钟》，载《创造周报》第31期）这样看来：“内心的要求”、“内心的冲动”，这种自我表现的艺术观，正是创造社文学观念的本质。创造社作家的一部分作品，往往都是“自我表现”性较为突出的作品。

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等是创造社贡献给“五四”新文学的第一批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郑伯奇的《鲁森堡之一夜》、穆木天的《王尔德童话集》等，是创造社贡献于新文学的第一批翻译作品。特别是《沉沦》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为创作，一为翻译，作品发表后，就风靡国内，搅动着众多的青年男女的心，而备受青年的欢迎。

创造社的前期，郑伯奇称之为“季刊时代”，这个时代是从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创刊（实际愆期5月1日出版）到1924年2月停刊这段时间，刊物共出6期。先后由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编辑。以发表创作为主，兼刊理论批评与翻译。它存在的两年中，是创造社创作最旺盛、最活跃的时期。刊行的小说作品有郁达夫的《茫茫夜》、《茑萝行》、《春潮》，张姿平的《上帝的女儿》，郭沫若的《残春》、《未央》，滕固的《壁画》，陶晶孙的《木犀》，以及方光焘、何畏、张友鸾、赵邦杰、张定璜等的作品；戏剧有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卓文君》、《王昭君》，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陶晶孙的《尼庵》等；诗作品有郭沫若的《星空》，邓均吾的《心潮篇》，何畏的《上海幻想曲》，王独清的《圣母像前》，全平的《迷途的小羊》，闻一多的《李白之死》，冯至的《归乡》，以及成仿吾、徐祖正、洪为法、王怡庵等的诗作。此外还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谢康、张资平、王独清、敬隐渔等的评论和杂录。

创造社前期活动主要是以这个刊物为阵地，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品，特别是郁达夫的小说、郭沫若的历史剧、田汉的现代剧本等，给新文学予以巨大的影响。而它通过这块阵地，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自己社团队伍的可观的阵容。

“季刊时代”还创刊了《创造周报》和《创造日》，这两种期刊的问世，标志着创造社前期进入了它的全盛期。

《创造周报》是1923年5月13日在上海创刊的，当时考虑到《创造》季刊在时间上跟不上新文学运动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及时反映创造社成员的创作成果。所以出版了这份融政治、文艺批评、文艺创作兼而有之的综合性杂志。这份杂志，在发表作品的时候，也在不断地推出新人。成仿吾在编辑周报一周年的文章《一年的回顾》中高兴地说：这一年中“有将近三十位朋友一心一德，原是愉快不过的”。这些朋友中，好多是新推出的。

这个刊物最后停刊在1924年5月中旬，共出52期。

《创造日》是1923年7月21日在上海创刊的，由郁达夫、成仿吾、邓均吾主编。创刊时发过一个宣言：“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表明他们在政治上的态度，创作上唯真唯美的追求。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综合性日刊。它发刊了100期，当年的11月2日停刊。

创造社成立之初，不过十来个同人，而且都是留日学生。他们能在国内很快发生影响，是他们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作品，赢得了青年的心。“当时的青年们刚从旧礼教的旗帜下解放出来，正都深刻地感觉性的苦闷，对于郁达夫、张资平等充满浪漫气息的恋爱小说，可谓投其所好，遂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他们也欢迎郭沫若、王独清的热情横溢的诗歌，成仿吾的大胆泼辣的批评，创造社拥有这样多受青年欢迎的作家，所以他们的声势凌驾同时的各种文学团体以上，实在是无怪其然的”。（史蟫《记创造社》，载1943年10月1日上海《文友》1卷2期）

作品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在短短的两年中，办起了三个刊物，新作者发稿有了地方，这就能陆续“吸收多数的新的同人”，使创造社的阵容日益扩大。这就是说，从创造社成立到1924年，它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

这之后的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社的几位元老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郑伯奇等，受到革命气氛的感染，先后南下广州，投身于革命的文化活动。

这样的情况，就把创造社初期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推到了前台，他们是周全平、倪贻德、敬隐渔、严良才、洪为法、叶灵凤、潘汉年等。他们的活动是几个方面：

（一）办刊物

《洪水》周刊。1924年8月20日在上海创刊，为政治、经济、文艺及文艺理论批评的综合性刊物。周全平、倪贻德编辑。表示其目标就是：“永无妥协的破坏！我们要凭着良心的指挥，永远为正义和真理而战！”出一期即停刊。1925年9月复刊，改为半月刊，并发表《复活宣言》。表示要“摆脱一切派别，抛去一切成见”，广泛地与文艺界的不同流派交往，因此其投稿人之多，思想之活跃，为人们所始料不及。所以冯乃超这样评价《洪水》时期的创造社，认为它“此时是最少‘组织’、‘集团’气味的时期，也可以说最少宗派情绪的时期”。（《鲁迅与创造社》，《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该刊于1927年12月，出至3卷36期停刊。

《创造月刊》。1926年3月26日在上海创刊，到1929年1月10日出至2卷6期停刊，共出2卷18期（1卷12期，2卷6期）。在它存在的近三年的时间里，跨越了“创造社”的前期和后期，即从前期向后期的转换，从一个注重纯文艺的杂志转变为倡导革命文学的“战斗的阵营”，时间大体上在1928年初，即以郭沫若于1928年1月在该刊上发表的《英雄树》和成仿吾于2月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为发轫标志，开始了创造社活动的后期。后期活动的中心内容就是“革命文学”，代表人物，创造社方面是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郑伯奇、王独清等，他们与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等组成联合战线，在发动文学革命的同时，对鲁迅实施“笔尖的围攻”，形成了一年多激烈的论争。特别要提一句的，这时的郁达夫，于1927年8月就声明与创造社脱离关系，表示他对创造社对他和其他方面的做法的强烈的不满。（详见后）

《A·11》周刊。1926年4月28日在上海创办，潘汉年编辑，创造社的一批“小伙计”为之撰稿。只存在了一个月即被查禁。

（二）设立出版部和戏剧部

1926年3月1日在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11号设立并营业。出版部最初的小伙计有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徐耘阡、丘韵铎、柯仲平、周毓英等，共同负责出版部业务。半年后的8月7日被上海警察厅查封。

1926年7月1日，创造社戏剧部在上海成立，目的是为“谋双方（作者一方和演出单位一方）的便利起见”。

后期创造社是从1927年底或1928年初开始的，成员已不是创造社的原班人马，基本上全由新进的一批人接替，他们来源于三个方面：从1927年大革命前线回到上海的几位：李一氓、阳翰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辗转到上海的郭沫若（因遭通缉，继而流亡日本）；从日本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李铁声、王学文、傅克兴、沈起予、许幸之、沈叶沉等；创造社原有的几位“小伙计”。这些人中，从日本回国的多位是后期创造社的中坚力量，也是发动革命文学运动的主体成员。成仿吾和冯乃超是领头人物。

创造社后期的业绩是两个方面：宣传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倡导革命文学运动，这期间又错误地发动了对鲁迅的围攻。革命文学的提出和由此引起的论争，这在中国文艺进程上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中“知道一点中国文艺界的现形——了解这代表中国文艺界的几个主要文艺集团对于文艺究竟是怎样的态度”。（李何林《〈中国文艺论战〉序言》）关于这场论争和对鲁迅的围攻。这里只列一个题目，详细内容见“革命文学论争”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