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现代著名作家，从“五四”开始，就从事新诗、散文创作，并开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他的文学批评，也颇负盛名。他还同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并受大家之托起草了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20世纪30年代始，他提倡晚明小品，主张性灵说，反对载道的文学观，甚至提出文学无用论。他从“五四”时期的周作人逐渐地蜕变下去，抗战时期，在日伪政权供职，而最后被定格在“汉奸文人”的十字架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即1917年，周作人就到了北京大学，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中，在文学革命的倡导期，他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如1918年12月的《人的文学》，1919年1月的《平民文学》，1920年1月的演讲《新文学的要求》以及《个性的文学》等，明确表达了他的以人道主义和以个性为核心的文学观，对新文学产生了极大的深远的影响。

《人的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期间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发表在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上。在1917年和1918年两年间，人们在热烈地讨论着文学革命的问题时，“人的文学”的提出，如同空谷足音，影响着一个时代，胡适称之为是那个时代“最平实伟大的宣言”。胡适说：

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它叫做“人的文学”。他要用这一个观念来排斥中国一切“非人的文学”（他列举了十大类），来提倡“人的文学”。他所谓“人的文学”，说来极平常，只是那些主张“人情以内，人力以内”的“人的道德”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新文学的建设理论》）。

《人的文学》是一篇六千来字的文章，论述的中心问题是两大部分：什么是“人”和什么是“人的文学”。

一、“人”的观念的阐述和人的价值观念的首肯

“五四”文学革命的头两年里，从胡适的那篇《刍议》开始，应之者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虽然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掀起过热烈的讨论，但是，多数意见是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内容方面的问题较少涉及，偶有论及，又往往浅谈则止。这时的周作人，尚未发文参与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他却于1918年4月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组作《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批评中国新小说二十年来“毫无成绩”，指出要想有所进步，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而“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周作人正是这样：从翻译、介绍、研究外国文学著作入手，走着“五四”时代自己的新选择的路，试图以此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从1918年1月到1919年12月，他翻译了小说21篇，并于后来编辑成集《点滴》。这些作品中，多为被压迫民族文学和俄国文学，他尤其热衷于俄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并作过《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的演说。指出俄国文学的特色“是社会的、人生的”，而“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

周作人走的是自己所选择的路，他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接受着翻译作品中人物对象的社会的、人生的过程。因此，有理由相信，他的“人的文学”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产物，而是受外国文学作品内容的浸润和陶冶逐渐萌生而确定下来的。

“人的文学”的开篇是从欧洲关于“人”的真理的发现谈起的， 周作人说，中国四千余年来，关于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比起欧洲关于“人”的真理的发现，相去年代太久远了。欧洲关于人的发现，第一次是在15世纪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第二次是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了。而我们现在还来讲人的意义，重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也是件可笑的事。而这样一件事，周作人第一个领头做了，他首先在文章中就这个“人”字，略加说明：

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这是全篇的纲领式的文字，它是说：一方面，“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这里强调的是人的一切生活本能，是应该得到完全的满足，是不应违反的。而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反对禁欲主义，批判违反人性的种种习惯制度，把“人性”提到人的本能、人的基本内容来加以肯定，这是贡献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第一人。

另一方面，“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尚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也都应排斥改正”。这是说，人虽然是一种动物进化的生物，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性，但是，他比动物更为复杂高深，他有改造生活的力量，能建立起自己的“内面生活”即精神生活，从而“渐与动物相去甚远，终能达到高尚和平的境地”。

文章说，这里有两个要点，或者说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灵肉二元的统一。

周作人关于灵肉二元的意见，同样是接受的欧洲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圣书》（指《旧约》）中关于“二希”的文字的影响。他于1920年11月30日在燕京大学文学会作《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演讲发表于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1号），重在“圣书的精神与形式，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及创造上，可以有如何的影响”，其中说及欧洲文明起源于“二希”时有这样一段文字：“近代欧洲文明的源泉，大家都知道是起于‘二希’，就是希腊及希伯来的思想。实在只是一物的两面，但普通称作‘人性的二元’，将他对立起来；这个区别，便是希腊思想是肉的，希伯来思想是灵的；希腊是现世的，希伯来是永生的。希腊以人体为最美，所以神人同形，又同生活，神便是完全具足的人，神性便是理想充实的人生。希伯来以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造成，所以偏重人类分得的神性，要将他扩充起来，与神接近以至合一。这两种思想当初分立，互相撑拒，造成近代的文明；到得现代渐有融合的现象”。

周作人说，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古来的有一派，厉行的是禁欲主义，实施的种种苦行，是在抵制人类的本能，灭了人的兽性，去发展神性。另有一派，可称之为快乐主义，他们只追求人生的快乐和享受，直到死了埋我便罢。这一派放纵了人的兽性本能，不要起码的合理的人的神性。

周作人批评说，其实，这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因为这违背了人的常态发展，他解释说：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只有将人的兽性和人的神性，或曰人的肉体与精神，或曰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结合起来，便是“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灵肉一致的人”。人的这两面性，缺一不可。

人的兽性的一面，是人的动物性的本能，所以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善的美的，应该得到完全的满足，凡是违反人性的“习惯制度”，应该加以排斥；又，人类在进化中，有着自身的“内面生活”，渐与动物相远，因此，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发展者，也应该排斥。他列举了十种妨碍人性向上生长的文字：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九、黑幕类；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以上所指出的十类，有些自然失之偏颇，但其本意却是在批判那些妨碍人性发展的文字，是能够为人所理解的。

周作人在对人性作出阐述时，十分关注妇女问题和性道德问题，他认为妇女在传统婚姻的枷锁下，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人性被压抑，那种在封建道德的无人性的社会制度下，无数的女性成为为夫守节和殉葬的牺牲品。在郁达夫的《沉沦》和汪静之的《蕙的风》问世时，遭到一些人的指责，扣之以不道德的作品，周作人及时声援作者，写了《沉沦》和《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等篇，予以反驳。在《人的文学》和别的文章中，他又多次特别抨击了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的畸形的贞顺的所谓道德，指出这种寡孀与其丈夫尸体一同焚化的撒提习俗，是世间的“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这与中国历来的“殉节”、“守节”都是畸形的不人道的道德。

第二个，利己而又利他，个人与人类的统一。

周作人说：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树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兼爱的理由，因为‘己亦在人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从他所举的例子看，树木和森林，个人和人类的关系，是统一共存的关系。没有树木，无所谓森林；没有个人，无所谓人类。因为个体是全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反之亦然，个人没有了人类的存在，他自身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条件。

为了营造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周作人提出了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两个方面的意见：物质生活方面，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活”。道德生活方面，“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的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

二、“人的文学”的首倡及其内涵的界定

周作人在就“人”的概念作了如上的阐述后，直接地首次提出了“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他对这一界定的文字，作了详细的阐述：

首先是关于“人道主义”的。他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就是从个人做起，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然后才能讲人道爱人类。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做到去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纯粹的利他，他以为是不可能的。他强调的是先爱己才能去爱人，这正是人间本位主义的表述。

其次是关于记录人生诸问题的方法。一是正面的，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

再次是关于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这是从上一个问题分列出来的问题。人间既有人的平常生活，也有非人的生活。因为社会的落后、黑暗的现状，文学题材上反映这非人生活的作品的分量也就最多最重，周作人看到这一点，因此特别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它与非人的文学是大有区别的，这区别“便在著者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以人的生活为是的作品是人的文学，以非人的生活为是的是非人的文学。他举例说，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人生》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的小说《坑》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样的区别，就在作者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因而感到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

这区别除作者的态度之外，还有一个道德的问题。他说，即如提倡女人殉葬的文章，是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是非人的文学。又如两性的爱，是主张男女两本位的平等和主张恋爱的结婚的，凡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挪威的易卜生的《娜拉》和《海女》，而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都不能承认它为是。

这就是《人的文学》的主要内容了。它有三个方面的意思说得特别明白：

一个是：人的发现，就是“人性”的发现。 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人的这两面性，缺一不可。古来的禁欲主义和种种苦行，对妇女人身自由限制，贞操和残酷的殉葬制，都是违反人性的。而那些淫书类、奴隶书类、黑幕书类等，又都是阻碍人性向上发展的，也应该排斥。因此，他主张正当的人性，过“人的理想生活”。

一个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的提出。他的关于树木和森林一段文字正是这一思想的明确表述：人在人类中，正如树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他强调个人先通过自身的劳作，获得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能健康的生活，然后才有利他的前提和可能。有学者指出：“周作人的这一思想，与‘五四’时期改造国民的思想相一致。‘五四’时期改造国民的愿望，就是希望通过对个别中国人的有效改造，使个人独立，从而健康地发展，以期通过不同个体改造的累积，逐渐达到改造整个中国国民的最终目的。”（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

一个是：人道主义文学的提出。他首先在对这种文学加以诠释后，特别明确地指出：他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就是从个人做起，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然后才能讲人道爱人类。而不是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因为自己先不知自爱，怎么可能去爱人呢？他把这一点提到了人的文学的首位来加以明确，则是问题的关键了。

《人的文学》如同一个总的论纲，涉及“人的文学”的各个重大问题，其后，他围绕着这一中心论纲，又写了多篇重要论文，进一步阐述、补充他的人学思想：1919年1月19日的《平民文学》，载《每周评论》第5号；1920年1月6日在北平少年学会作《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讲演稿载8日《晨报副刊》；1920年11月30日在燕京大学文学会作《圣书与中国文学》的讲演，讲演稿载《小说月报》12卷1号。

这些文章说：

一、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这种文学“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

二、强调文学要表现“个性”，没有个性的文学，也就不能承认他为人的文学了。“1.创作不宜完全抹杀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个性的文学》）

三、提出“平民文学”的口号，把它作为“人的文学”的重要内容来认识，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

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它“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

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平民文学所说，近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他的作者所注意的，“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平民文学》）

“人的文学”的提出，是“五四”文学革命期间的又一重大的革命口号，指示着文学内容上变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新潮社”的傅斯年在看了《人的文学》一文后，几乎惊呼：“我真佩服到极点了。我所谓白话文学的内心，就以他所说的人道主义为本。”（《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王韦园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奠定了新文学的形式，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奠定了新文学的内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述评》）胡适则说得更具体：“人的文学”它把“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中心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