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日本第一『国民作家』——夏目漱石

无　题

真踪寂寞杳难寻，欲抱虚怀步古今。

碧水碧山何我有，盖天盖地是无心。

依稀暮色月离草，错落秋声风在林。

眼耳双忘身亦失，空中独唱白云吟。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夏目漱石作）

作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日本的『国民作家』夏目漱石与中国的鲁迅都有一种傲骨精神，他们在近代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无题》是夏目漱石在病逝之前写下的最后一首汉诗，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无私无我、大彻大悟的思想。有关人生的归宿和天人的透彻清净心境也浓缩在作家晚年提倡的『则天去私』四个字里面。在短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夏目漱石留给后人的艺术作品汗牛充栋，除了小说，还有英文诗歌、汉诗、俳句、随笔、文化批评与文学评论等。在夏目漱石的作品里面，明治时代日本知识分子在传统与近代之间的艰苦跋涉得到集中的反映，近代自我的确立成为重要的主题之一。

（一）作家的诞生和前期创作

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成年人的人格几乎在五六岁时就基本形成了，了解夏目漱石的人生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家的思想根源，深入解读作品的内涵和意义。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原名金之助，出生于一八六七年二月九日（旧历庚申）的江户牛込马场横街（今东京新宿区），激变的明治（一八六八年）时代的印痕伴随着作家的一生。父亲小兵卫直克是一位『名主』（世袭行政官），在『大政奉还』、幕府瓦解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家道日渐衰落。同时，人们迷信在庚申晚上出生的小孩很可能成为小偷。因此，家人丝毫没有因为金之助的诞生感到高兴，父亲甚至抱着一种厌恶的态度。自降生于人世开始，夏目漱石就不得不面对人生的悲哀。同时，作为六兄弟姐妹的末子，金之助被父亲视为多余之子，两度遭受家人的抛弃而沦为别人家的养子。早在襁褓中，金之助就被送给了经营二手家具的人家，常常被随便放在街边破旧家具中的笊篱里面。后来，姐姐实在看不下去才把他抱回了本家。几年以后，父亲再一次把金之助送走。两三岁的时候，金之助的面前出现了第二对养父母盐原夫妇。盐原夫妇十分溺爱他，但只是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年幼孩子的内心始终没有获得温暖亲情的滋润。不久，盐原夫妇之间出现感情问题，正如作家所回忆的：『六七岁的时候，我每晚因为父母的吵架而无法入眠。』（《断片》）九岁的时候，金之助因为盐原夫妇离婚而回到亲人身边，不幸的是，五年以后慈祥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直到十七岁，金之助才恢复原来的户籍。灰色的童年经历使作家的人生观笼罩着一层黯淡的迷雾，他在晚年给林原耕三的书信上写道：『我认为意识是生命的一切，但不认为意识是我的一切，即使死了仍有自己。而且死后才能还原为自己的本来面目。我现在不想自杀，恐怕只要能活就活下去，并在生活过程中好像普通人一样发挥自己生就的弱点。因为我认为这就是生活。我厌烦生的痛苦，同时最厌烦从生转到死的更厉害的痛苦，所以不想自杀。另外，我选择死不是悲观，而是厌世观。（略）然而，你若和我同样认为死亡是人最幸福的归宿，我便不觉得可怜，也不觉得悲哀，反而十分高兴。』同时，夏目漱石也敏锐地觉察到个体生存的异化。在传统家族制度中，『家』的利益就是一切，作为实现家族延续的工具，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取代之物』。父亲小兵卫直克因为家族经济问题抛弃亲生儿子，盐原夫妇领养的目的是为了盐原家的『家督』与养老问题。最后，金之助恢复了夏目的户籍，其实也是因为大哥、二哥早逝，父亲为了确保家族延续才做出了决定。种种经历都证明了当时的功利思想，根本没有所谓的亲情与个体的自我价值。既然谁都不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那么个体的生存就失去了稳定的根基，人生必然充满了烦闷与不安。故而，『生的不安』也是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在『生的不安』里面，真实与虚伪争斗的号角每时每刻都在夏目漱石的脑际响起。尖锐的文明批判成为作家一面鲜明的旗帜，它也与夏目漱石的汉学修养息息相关。青年时期，夏目漱石深受汉文学的陶冶，对于他来说，汉学就是教导『以身殉国，匡救主君于危难之中』的学问，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思想、黑白分明的儒教伦理观始终贯穿了作家的一生。除此以外，通过两年留学英国（伦敦）的经历，作家也了解了西方启蒙思想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精神。总之，东方与西方的互视视野促成了一个伟大国民作家的诞生。

一八八九年，夏目漱石入读第一高等中学，一八九三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生时期，他与近代和歌、俳句的革新者正冈子规结为好友，从事俳句写作。在子规的《七草集》的刺激下，创作了纪行汉诗文集《木屑录》，并以『漱石』为号。『漱石』二字出自中国的《晋书》『漱石枕流』，包含着『顽固之人』或『怪人』的意思。一九〇〇年夏目漱石公费留学英国，不久就认识到：『所谓的汉文学与所谓的英文学毕竟无法归为同一定义，两者迥然而异。』东西方的人文差异进入了漱石的视野，经过一番苦战，他终于树立起『自我本位』的人生观和文学观，探索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一九〇五年，也就是在大学讲师时代，夏目漱石展开了初期的文学创作。在高滨虚子的鼓励下，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我是猫》。通过猫的眼睛对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明治社会黑暗现实进行了辛辣的批判。接着，中篇小说《哥儿》（一九〇六）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塑造了朴实、率直的『哥儿』形象，褒扬了主人公的正义感，对社会邪恶现象尤其是腐败的教育界进行了批判。作品语言平易，滑稽而有风趣。短篇小说《二百一十天》和《疾风》对明治以来『文明开化』造成的时代错位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中篇唯美小说《旅宿》（一九〇六）则通过画师的眼睛，描绘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美的世界。与随笔《伦敦塔》、《幻影之盾》和《一夜》等作品一样，都充满了浪漫、抒情和梦幻的色彩，实际上都是作家厌恶现实的黑暗而萌发的一种超脱的出世思想。

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夏目漱石在写给学生森田草平的书信中讲道：『我是希望我的文章能流传百代的野心家。』两年以后，四十一岁的漱石发表了风格独特的随笔性短篇小说《梦十夜》。以『有梦如斯』起首，通过独立的十个短篇精心构思了十个不同的梦，分十次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与《我是猫》、《哥儿》等其他作品迥然不同，这一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通过象征、隐喻与类比等文学符号构筑了十个不同的物语世界。《梦十夜》的主题十分丰富，我们可以看到爱情、『原罪』意识、无意识、文明批判等，而这一切都是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生涯孜孜以求的人生课题。

作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忠贞不渝的爱情成为第一夜的故事核心：年轻女子与『我』生死相离而相约百年再会。『我』的叙述声音与有限视角的设定增加了梦境的神秘气氛与迷幻色彩。在『我』面前，年轻女子留下一句『请为我守候一百年』之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然后，『我』守候在墓旁，珍珠贝壳、星尘、浮沉的太阳等构筑了一种永恒的时光。突然，从女子的墓碑长出一朵百合，『原来百年已到了』。原来，百合就是女子的化身，晶莹的露水宛如女子离别时候脸上的泪水。同样，第五夜以古典悲剧的笔触讲述了发生于神代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化身勇猛武士的『我』不幸被俘，临死请求与恋人相见最后一面。然而，由于天探女作怪，最终恋人跌下了万丈深渊，『我』空留遗恨。在此，突显了个体自我的『爱』与时代的相悖，故事有一种苦涩晦暗的基调。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九夜母亲讲述的梦更加悲凉。在动荡的社会，年轻的母亲带着三岁的孩子苦等丈夫，一到夜里就去神社祈拜丈夫平安归来。然而，丈夫早已因为流浪武士的身份而殒命。第一、五与九夜从不同侧面都讲到了执著的爱，但是，故事却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浪漫氛围。另一方面，犹如日本评论家伊藤整、荒正人所述，《梦十夜》的底部确实流动着一种灰暗的色调——『个体生存的原罪性不安』。实际上，作家于一九〇六年在寄给野间真纲的手绘明信片中也提到了『罪』：『我做梦梦见，从前犯下的、后来已悉数遗忘了的罪恶，像张贴布告般地张贴在我枕边的墙上，我无言自辩，这罪恶多半是杀人的事。』因此，第三夜无疑是这一『原罪』意识的艺术化处理：『我』背负着失明的儿子走在黑暗的野外，最后惊觉儿子是自己一百年前所杀的盲人。故事的诡异性与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有着鹤屋南北的《东海道四谷怪谈》、河竹默阿弥的《茑红叶宇都谷岭》等江户怪谈以及《片假名本·因果物语》、《平假名本·因果物语》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梦十夜》的另一大主题就是文明批判，集中反映于第二、六与七夜。在《现代日本的开化》的演讲中，夏目漱石敏锐地指出与西方『内发式』的开化相对，日本属于『外发式』的开化。换言之，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而日本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效仿西方模式而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因此，人为的盲目西化必然导致拜金主义、传统道德沦丧、物欲横行、自我意识过剩等问题，这些批判思想都以象征的形式反映在了《梦十夜》中。第二夜中，『我』化身为因无法悟道而痛苦不堪的武士。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特有的符号，武士身份与禅悟的设定深具象征意义。与『他力』的佛教相对，禅主张『自力』，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悟道。面对『赵州曰无。何谓无？』的公案，武士一心想要悟道，证明自己的武士身份，然而又摆脱不了和尚的羞辱话语，反而陷入了一种癫狂状态。武士执著于身份、他者的话语，阻碍了自我悟道，而从中也可以了解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同样，第六夜『我』见识了镰仓时代著名佛像雕刻家运庆高超的雕刻工艺。赞叹之余听到身旁男子讲道：『只不过他（运庆）用凿子和木槌把埋于木头里面的眉毛与鼻子挖出来罢了。』『我』恍然大悟，回家找出木头想要雕刻佛像而以失败告终，终于明白：『仁王根本没有藏于明治时代的木头。』在此，『仁王』显然就是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正因为近代日本的文明开化是一种盲目的西化，人们才丧失了传统的信仰，陷入了茫然的不安之中，第七夜置身于西行巨轮的『我』正是近代生存不安的集中体现者。

除此以外，第四、八与十夜则以天马行空的想象讲述了三个难以捉摸的奇闻轶事。第四夜以一个孩子的天真视角讲述了一个奇特的老爷子，老爷子最终走入河里而一去不回；第八夜是『我』透过理发室的玻璃环视市井百态，而玻璃投射的景象又与现实相异；第十夜『我』听说了恋慕女色的庄太郎最终被猪舔的奇特遭遇。有关《梦十夜》，夏目漱石自诩：只有懂的人才能理解这部作品，同时预言这部作品要经过长久岁月之后才能够被理解。有趣的是，《梦十夜》于二〇〇八年由日本十位著名导演拍成了电影，距离作品发表刚好是百年以后。

一九〇七年，夏目漱石辞去大学教职，成为东京朝日新闻社的职业作家，开始专心于文学创作。五月至六月间，在《朝日新闻》连载理论著作《文艺的哲学基础》，同时正式出版了理论著作《文学论》。在全新的起点上，夏目漱石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虞美人草》和《矿工》，继续探索理想的文学道路，两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虞美人草》采用的是华丽的『俳句连缀式』文笔，情节结构、人物塑造极为精细；《矿工》则是一部朴素无华的作品，既没有优美的辞藻也没有戏剧性的情节。可以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深入的反思。《虞美人草》描写了功利主义与道义的对立，作品的主要思想反映在甲野最后写下的日记——『人们往往忘记要以理性和道义为第一义生活，采取了虚伪的生活方式蒙骗自己和别人。人们的堕落、道德的沦丧就在于此。当这种状况达到极端时，突然出现死的悲剧，使得人们开始清醒。死的悲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化生为死，在人们没有准备的时候点出被忘却的死亡来，使捉弄人的人猛然认识到自己生活之无意义』。但是，作品并没有跳出江户时代『劝善惩恶』的旧框架，纯粹的恶与纯粹的善的对立难免破坏了作品的审美真实性。因此，作为一种反向的设想，第二部作品《矿工》展现另一道截然不同的人文风景，围绕着『无性格论』——『人的性格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略）总之，人的性格存在诸多矛盾』，作家的笔触深入到了个体的复杂性，叩响了中期创作的大门。

（二）中期创作——前期三部作与后期三部作

①前期三部作

无论是前期三部作《三四郎》、《从此以后》、《门》，还是后期三部作《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和《心》，都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日俄战争以后，明治政府进一步扩充军备向外扩张，通过『日韩条约』吞并了朝鲜，在国内又无情镇压了工农斗争和革命运动，整个日本社会动荡不安，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息。一九一〇年，明治政府假借涉嫌暗杀天皇的罪名在全国检举数百人，以『大逆罪』名义起诉其中二十六人。一年以后，判处幸德秋水等十二人死刑。这次『大逆事件』震惊了日本全国，日本文学界针对明治政府的血腥镇压进行了口诛笔伐。在闭塞的时代里面，夏目漱石把笔端朝向近代知识分子，而且从外部的文明批判转向了内部的心理分析，通过恋爱问题挖掘近代个体的心理状态，探索近代的同一性问题。

《三四郎》（一九〇八）是一曲青春的哀歌，夏目漱石在预告篇写道：『三四郎从乡村高中毕业进入东京大学，呼吸到新的空气，接触到同学、前辈以及年轻女性之后产生了种种变化。我的工作仅仅是把这些人物置于这种空气之中。我打算此后让他们随意而行，自然而然地产生波澜。』作为主人公，三四郎出身熊本而未失故乡淳朴的风土人情，在现代都市东京演绎着虚妄的青春，『迷羊』的意象隐喻着刚刚脱离前近代乡土空间的个体的彷徨。二十三岁的三四郎代表了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东京的生活交错着『三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母亲生活着的故乡，单纯而平稳，属于一种抛诸脑后的『过去』；第二个世界是广田先生和野野宫代表的学者世界，其象征是大学图书馆庄重的氛围；第三个世界里面，有年轻貌美的女性，灯光闪烁，荡漾着欢声笑语，那是美祢子所在的青春世界，也是三四郎最为迷惘的空间。同时，发生在第三个世界的恋爱故事也是小说的核心。然而，那是一种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苦涩经历。三四郎过分单纯、朴实，美祢子则过分聪明、骄傲。漱石把美祢子称为『无意识的伪善家』，『其巧言令色并非有意而为，没有所谓善恶之类的道德观念，几乎是无意识地、任凭天性地俘虏男人』。最后，美祢子嫁入上流社会，只给三四郎留下一句话，那就是《圣经》里的『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在浮躁的时代中，三四郎的恋爱注定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在美祢子的画像面前，『嘴里只是喃喃自语：迷羊、迷羊』。《三四郎》描写了明治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困惑，也批判了『文明开化』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弊病。日俄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大多数人的头脑，小说人物广田先生敲响了警钟：『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成为一等强国，也是没用的』、『日本终归要亡国』、『作茧自缚，终将一事无成』，表达了漱石对于近代化的诟病和盲目欧化的尖锐批判。

《三四郎》结束连载大约半年以后，《朝日新闻》又刊登了夏目漱石的新作《从此以后》（一九〇九）的预告文：『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从此以后」。《三四郎》写的是大学生，这部小说是从那以后的故事，所以是「从此以后」。《三四郎》的主人公是那样单纯，这个主人公是从那以后的人物，在这点上也是「从此以后」。这个主人公最后陷入奇特的境地，从那以后怎样了呢？没有写。在这个意义上又是「从此以后」。』在这部作品里面，作家以十分严谨的态度制定了详细的提纲而且屡次易稿，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精力，在其创作生涯也甚为罕见。在夏目作品史上，《从此以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犹如江藤淳指出的：『在《三四郎》以前的作品里面，作为两大类别主题的文明批判和暗淡的「自我」执著融合在了长井代助这一典型人物上面。（略）作家的进步在于通过代助的人物塑造进行文明批判。』故事情节的展开仍然围绕两男一女的三角构图。大学时代，主人公长井代助出于旧式的道义心牺牲了爱情，使恋人三千代与好友平冈结婚。三年以后，代助成为『超越旧时代日本的人物』，犹如自恋者一样夸示自己健康的肉体并享受『美的生活』。同时，拥有理性的逻辑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厌恶所谓的『诚者天之道也』等虚伪封建道德，蔑视『为了生存的职业』。他暗中批判父亲的虚伪，又依附于父亲的经济实力，安于『高等游民』的生活。面对好友平冈的指责，代助辩解道：『你问为啥，这不能怪我，要怪社会，广而言之，是日本对西洋的关系决定着我不能有所作为……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明，眼前只是一片黑暗。我一人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假如整个日本社会的精神、道义和肌体大体上还算健全的话，那么我依然是个前途光明的人，我有好多事情要干，那时候会有许多的新鲜事物刺激我不断克服自己的懒惰。但是一切都落空了，我终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代助洞察了近代化导致的时代问题，但他那尖锐的文明批判并不能掩盖主人公主体性的不彻底性。作为家族制度的附属物，代助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丧失了基于自我意识的行动力。另外，他又否定了一切人类情感，觉得周围的人甚至父亲和哥哥愚蠢至极，一再否定与三千代的自然情感。面对家族策略结婚的逼迫，主人公终于认识到『最终的权威在于自己』，选择回归自然，向三千代作出爱的告白，又拒绝了家族安排的婚姻并与之决裂。主人公真正获得了行动力并且恢复了自然的情感，但是自我的高扬毕竟是专制时代的最大禁忌。最后，被迫外出寻找工作的代助在『红色的世界』里面走向了疯狂和破灭。《从此以后》是决心回归自然的近代个体深陷社会无底深渊的悲剧，他们的挣扎和不安则在《门》里面得到了详细的描写。

《门》（一九一〇）是前期三部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主人公是野中宗助与妻子阿米，他们恩爱而幸福，代表了作家理想的爱：『在社会看来，他们依然是两个人。但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俩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整个神经系统，直到神经末梢，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上，他俩犹如大水盆里聚在一起的两颗油珠。与其说是他俩排开水而聚在一处，不如说是他俩被水排开而聚在一起。』但是，黑暗的过去使夫妇生活笼罩着一层阴影，『结核性的恐怖之物』潜藏在他们的心口，因为六年前阿米其实是宗助好友安井的妻子，『社会毫不留情地使他俩背上了罪恶的道德重负。当阳光正面照射着他俩的眉间时，他俩正在承受道德上的痉挛痛苦。他俩老实地把苍白的额头伸出来，让炽热的阳光在上面留下烙印。他俩发现彼此仿佛被一把无形的锁系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采取同一步调。于是，他俩抛弃了家族，抛弃了亲戚，抛弃了朋友。大而言之，抛弃了社会，或者不如说，他俩被这一切抛弃了』。他们的生活除了彼此，只有宗助的弟弟小六和富裕的房东坂井了，两者常常让宗助看到自己的过去以及本应美好的未来。同时，坂井家的小孩又触及了阿米内心的痛楚，她已经三度流产了，而且因为过去的罪过而无法生育的占卜结果也让她受到了沉重打击，她只能在宗助的爱抚之下活下去。另一方面，宗助从坂井口中得知在『满洲』的安井重返东京的消息。宗助没有勇气与『罪的根源』进行对决，为了消解痛苦的精神苦闷，前往镰仓参禅，然而无功而返。宗助无法领悟『父母未生之前』的公案。在寺院门前，请求守门人开门，对方却让他自己开门走进去。不幸的是，『他脑子里已经明白想好了开门的手段和方法，然而他却没有力量使用这种手段和方法把门打开』，和参禅以前一样，他仍然站在门外。他瞻前顾后，既不能走进门去，又没有退回原路的勇气：『他既不是走进门去的人，又不是甘心不进门的人，总之，他是伫立门外等待日落的不幸之人。』尽管如此，结局还是泛起了一股明朗的气息。最后，安井并没有出现在宗助的生活里面。冬天过去了，宗助夫妇迎来了春天。主人公在机构改革中不仅没有失去职务反而获得了加薪，弟弟小六的生活和工作问题也解决了。阴沉的天气转暖了，阿米喜悦地说道：『太好啦，终于盼来春天啦！』宗助应和着：『嗯，不过冬天很快就会到来的啊！』

《门》成为漱石创作的另一个转折点。与《三四郎》、《从此以后》相比，文明批判因素几乎消失殆尽，故事主要讲述了宗助与阿米的家庭生活。在《门》里面，已经看不到开阔的社会时代画面，只有主人公琐碎的日常生活。这一创作变化延续到了后期三部作，具体地说，就是淡化社会与个体的冲突，把焦点放在拥有不同自我意识的复数个体的冲突上。

②后期三部作

结束了《门》的创作以后，夏目漱石的胃病恶化为胃溃疡，在修善寺温泉疗养期间病情再度恶化，『徘徊于生死之间，如梦一般度日』，接着『吐血，状如熊胆，医生见之现出愁容』，甚至出现三十分钟全然不省人事的症状。漱石的亲朋好友、弟子以及其他人士，怀着临终告别的心情，从四面八方赶到修善寺探病。最后，病情开始好转。

经历了『修善寺大患』以后，漱石的心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字不漏写在了随感录《联想种种》（一九一〇）里面。一方面，重新认识到了生命在自然面前的无常，体验到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平静。『只是在大吐血后约五六天光景，偶尔陷入一种异常的精神状态，其后，似乎每天反复出现同样的状态，终于在未出现之前仿佛就能够预感到了。于是，我暗中试图想象与自己关系遥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享受过的那种不可理解的欢乐，因为这样想象时，我的精神便超越了寻常状态。』这种不同寻常的境界，使他朦胧感受到个人与世界之间某些无法解释的秘密，也与作家晚年倡导的『则天去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周围温暖的眼神也改变了作家灰暗的个体观。『仅仅站在自活自营的立场看问题，周围的世界全是敌人。自然是公平、冷酷的敌人。社会是不公、有情的敌人。如果将彼对己的观点引申到极端的话，朋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敌人，妻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敌人，甚至自己也一日数次成为自己的敌人。一面继续着那即使疲惫也不能停止的战斗，一面于茕然孤立之间衰老下去，这除了评为悲惨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修善寺大患』以后，面对周围的热切关怀，漱石『一面望着天花板，一面心想世人都比自己亲切』。『一直认为难处的社会，忽然吹来了温暖的风……对于一个年过四十的人，将要被自然所淘汰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的人，忙碌的社会竟然付出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关怀，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随着我的生命从病中生还，我的心也生还了。我感谢这场病，我感谢为我毫不吝惜地付出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关怀的人们。我愿自己成为善良的人。我在心中发誓：破坏这个幸福愿望的人，乃是我永久的敌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反映到了作品创作，进一步更新了文学主题。

漱石大病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过了春分时节》（一九一二），创作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首先，减弱了对社会黑暗现实的直接批判，把笔触集中于复数个体之间的心理冲突。尽管在中期创作阶段，漱石都是通过恋爱问题展开故事情节，但是，前期三部作描写的是社会制度与单一个体的矛盾，突出了文明批判的主题因素。《过了春分时节》则淡化了宏大的社会背景，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反映了『自我意识过剩』导致个体之间的隔阂问题。其次，《过了春分时节》的叙事结构也出现了巨大的创新，分为七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洗澡之后》、《车站前面》、《报告》、《下雨天》、《须永的谈话》、《松本的话》、《结语》。正如漱石本人写道：『自己早就持有这样一种想法：写几个短篇，然后把这些短篇组合起来成为一个长篇，作为报纸小说读起来岂不是十分有趣？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尝试的机会。如果力所能及的话，我就打算按照这种方法来写这次的《过了春分时节》。』实际上，《过了春分时节》是一部实验性很强的作品，叙事结构显得松散导致作品主题不明确。

在《过了春分时节》里面，形式上的主人公是田川敬太郎，而真正的主人公则是须永市藏。第一至四章讲述了田川敬太郎的『冒险』活动，他出于好奇心想要探究人类个体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由此引出了须永市藏的故事。须永市藏是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与母亲享受着安逸的生活。但是，父亲临死之前对他说：『市藏，我死以后，你就得靠妈妈照顾了，明白吗？像现在这么淘气，妈妈也照顾不了你了，再不老实一点儿就……』父亲刚死，母亲又说：『爸爸死后，妈妈也像从前那样爱护你，放心好了！』不知何故，父母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越来越鲜明，常常使主人公产生莫名的疑虑。在故事最后，须永才知道自己是父亲与女仆的私生子，『出生的秘密』侵蚀了主人公的幸福生活。即使与表妹田口千代子青梅竹马并且指腹为婚，须永仍然一再拖延正式的提亲，因为他极力否定与表妹的爱情，更重要的是，他怀疑田口家的诚意。于是，当千代子身边出现异性高木时，须永醋意顿生，自卑心理作祟，甚至猜疑千代子居心不良。作品充分挖掘了这种无法理喻的心理冲突，须永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真正情感，可是仍然希望占有千代子的爱。在不知不觉之中，须永把千代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高木的出现使之陷入了情感的旋涡，并与千代子引发了激烈的冲突。最后，须永与千代子没有走向幸福的终点，正如须永的叔父松本所说：『他俩是为了分离而相聚，为了相聚而分离的一对可怜儿。』此后，『出生的秘密』使主人公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觉得似乎自己只有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在双重打击之下，须永唯有前往关西旅行寻求自我解脱，并通过信件描述了他心境的一系列变化。作为一次创作试验，作品不可避免缺乏严谨的叙事结构与统一的主题，但是奠定了《行人》和《心》的成功。

漱石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底执笔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行人》（一九一二），作品共四个部分：《朋友》、《哥哥》、《回来以后》和《烦恼》。期间，一度因为胃病而搁笔，第四部分在第二年九月再度执笔写完。据考证，《行人》的书名可能引自《列子·天瑞篇》：『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在作品里面，主人公长野一郎就是一个『行而不知归』的『失家者』。《朋友》主要讲述了『我』（长野二郎）在大阪的一系列经历，真正的主人公长野一郎与妻子阿直还没有出场。通过冈田夫妇，二郎考察了工薪阶层佐野的情况——他是女佣阿贞的相亲对象。但是，约好一起旅行的朋友三泽初到大阪时因为胃病而住院。在医院，『我』与三泽因为一个艺妓而暗中进行『性的争斗』，后来，他们还是消除了误解，因为三泽告诉了『我』心中的秘密——『姑娘』的故事。原来，『姑娘』得不到丈夫的爱而精神失常。寄住三泽家期间，『姑娘』总是在三泽出门时说：『请早点回来吧。』因此，三泽无法忘记『姑娘』的爱，十分关怀很像『姑娘』的艺妓。从第二部分开始，故事集中描写了长野一郎与阿直的情感纠葛。一郎是『我』的哥哥，作为一名大学的学者，具有高度的理性思辨能力，性格孤僻而敏感多疑。在爱情方面，一郎崇尚英国作家梅雷迪斯浪漫的恋爱思想：『我看到对女人的容貌心满意足的人就很羡慕；看到对女人的肉体心满意足的人也很羡慕。但无论如何，不抓住女人的灵魂即所谓精神，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因此，在我身上总是发生不了恋爱事件。』主人公苦于不了解妻子阿直的心，甚至怀疑阿直喜欢二郎。最后，暗中要求二郎试验阿直的贞操，安排两个人到和歌山旅行。暴风雨迫使『我』和阿直在旅馆度过了不安的一夜，阿直隐藏的真实一面有所表露，『我』感到惊讶不已甚至有点迷惑。一郎不可理喻的安排并没有消除无尽的猜疑，而且导致二郎产生袒护阿直的逆反心理。『我』一再拖延报告那一夜的事情，兄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整个家族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我』不堪忍受，最后搬离了家族，开始寄宿生活。然而，一郎始终没有消解心中的疑惑和痛苦，夫妇关系走向绝境，他的孤独情绪进一步加深，甚至有些精神失常。与父母商量之后，『我』决定请H君带哥哥旅行。《烦恼》是H君的书信，讲述了一郎在十一天旅行中的情况。一郎主张：『神就是自己』、『我是绝对的』，又非常羡慕那些思想十分单纯的人们，痛苦地认识到：『死？还是发疯？否则皈依宗教？在我前面只有这三者了。』有关一郎的精神状态，H君的想法是必须使他全身心投入到一种事物里面，绝对地为某种事物所有，同时也就绝对地占有某种事物，能够达到这个境地，一郎就会回到现实世界了。也许，这也是作家为『行而不知归』的一郎指明的一条解脱道路。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逝世，接着，乃木大将夫妇殉死，使夏目漱石和森鸥外都受到很大的震动。当时《过了春分时节》刚刚完稿，漱石写了《明治天皇奉悼之辞》，还在给友人的信里也写道，『明治天皇驾崩，我与您一样总觉得心中无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成为《心》的素材之一。这部小说最初在报上连载，后来由岩波书店出版单行本。漱石自己设计了小说的封面，采用中国的石鼓文图案。《心》分为三个部分，即《先生和我》、《父母和我》、《先生和遗书》。这三个部分在形式上各自独立，在内容上互相联系，核心是第三部分。

『我』是即将进入社会的在读大学生，在镰仓的海边与先生一见如故并经常登门拜访。先生与妻子阿静十分恩爱，但是他们的生活似乎笼罩着一层阴影。先生才识非凡，可是安于平淡寂寥的日常生活，每个月都去杂司谷的墓地拜祭好友。总之，『我』很希望解开重重谜团，认识先生的本来面目，先生也答应在适当的时候一一告知不堪回首的过去。在《父母和我》里面，『我』大学毕业以后暂时回到家里，父母既高兴又担心『我』的就业问题。不久，传来明治天皇的噩耗，父亲哀叹不已导致病情恶化，同时，先生也寄来了厚厚的遗书。在《先生和遗书》里面，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变成了先生，描写了近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两难困境——自我的爱与利己主义的冲突。在遗书里面，『我』有着无法释怀的阴暗过去，双亲早亡而叔父乘机侵占了大部分家产。遭受至亲的背叛以后，先生决然离开了故乡，内心不再相信他人。在东京就读时期，『我』对房东女儿阿静抱有一种近乎信仰的情感，一想到阿静就感到自己的精神高尚起来。但是，仍然禁不住怀疑房东太太和阿静居心叵测而没有提亲。随着好友K的出现，『我』逐渐走向命运的歧路。K因为坚持求道的人生而被赶出家门，『我』不顾房东太太的反对，与K同住并暗中给予经济援助。然而，有一天，K突然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我』，原来他也爱上了阿静。此时，利己主义吞噬了『我』。首先，当K陷入迷恋而征求『公正见解』的时候，『我』发现K『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只消一击就能击倒他』，于是说道：『在精神方面没有上进心的人十分愚蠢。』『因为我要用这句话，堵住摆在他面前的爱情的道路……我怕K突然改变生活方向，和我的利益发生冲突。总之，我的话纯粹是利己思想的表现。』然后，『我』又瞒着K向房东太太进行了提亲。最后，K自杀了。可悲的是，当时的惨状也没有让『我』忘记自己，赶快扫视了K的遗书：『丝毫没有提到自己所预料的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我得救了』。大学毕业以后，『我』与阿静结了婚，但是K的自杀犹如一道可怕的黑光照射着『我』，『我只是深深地感到人的罪孽。那种感觉使我每月去上K的坟。那种感觉使我看护妻子的母亲，而且那种感觉又命令我要和颜悦色地对待妻子。我为了那种感觉，甚至还愿意受不认识的路人鞭笞。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进展下去，又觉得与其受别人鞭笞，更应该由自己来鞭笞自己，而与其由自己来鞭笞自己，又产生了应该自己杀死自己的念头。没有办法，我只好下定决心，把自己当做已经死了似的活下去。』随着明治天皇的死和乃木希典的殉死事件，『我』感到明治精神已经终结，假使继续活着必然更加孤独寂寞，也必然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因此，决心为了『明治精神』而殉死。

围绕近代自我，《门》探讨了皈依宗教的可能性，《行人》刻画了濒临疯狂的心理状态，《心》则选择了『死』作为主题。在『充满自由、独立和自我的现代』，所有人不得不付出生存的代价体验孤独和痛苦。明治天皇的辞世、乃木大将的殉死、K和先生的自杀使整部作品沉浸在一种时代的肃穆之中。

（三）晚年创作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在学习院辅仁会的邀请下夏目漱石作了《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阐述了自己在留学英国期间确立的『自我本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个演讲中，漱石把自己的个人主义归纳为：『第一，要发挥自己的个性，也必须尊重别人的个性。第二，要使用自己的权利，也必须明白伴随的义务。第三，要显示自己的财力，也必须重视随之而来的责任。』总而言之，漱石倡导的个人主义并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思想，而是尊重自己与他人的人本主义，提出了很高的人格要求。漱石还进一步解释道：『更简洁明了地说，那就是无党派之心是非分明的主义，既不结交朋党也避免受到权力与财力的盲目驱使。所以，其背后也潜藏着无人知晓的寂寞。既然没有党派，我只管走应走的路，同时也不妨碍他人走自己应走的路，于是在某种时候、某种情况下，人们必然成为一个孤立的存在。因而寂寞难耐。』这是漱石的内心表白，也是理解作家近代个体观的重要参考。在创作《路边草》和《明暗》两部作品之前，漱石在报纸上发表了文集《在玻璃窗里面》。一方面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感怀和思考，一方面又追忆了过去的点点滴滴。漱石进行了形而上的思索：死亡比生更加可贵，死是过着不幸生活的人们所能达到的至高无上的境界；同时，他又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执著于生。四十多年的记忆化为一道道日常的风景：既有第三十七和第三十八节回忆年迈母亲的温馨词句，也有第十二节针对一个无理取闹的灵魂的愤怒谴责；既有鞭笞虚伪人情的辛辣讽刺，也有第三至第五节对一只小狗惨死的哀切同情。另外，作家还把潜藏在个体内心深处之物比喻为日常生活的炸弹，意识到了人生的变幻莫测。总之，《在玻璃窗里面》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和缅怀气息。

夏目漱石在一九一五年六月开始了长篇小说《路边草》的创作。作为作家唯一一部自传性的小说，漱石压缩了留学英国伦敦到创作《我是猫》的数年生活（一九〇三～一九〇六），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了艺术处理。与自然主义的自传小说有所区别，不过主人公健三（漱石）、妻子阿住（镜子）等主要人物与实际原型基本一致。『路边草』是中途耽搁的意思，作家站在新的人生高度反省了自己的过去，『归来』成为一个重要意象。健三留学归国，创作了一部小说而一举成名。但是，他坚持自我本位的人生信条，专心于艺术创作。甚少与友人交往，甚至与妻子阿住也缺乏交流以致纠纷不断。不久，十五六年前早已断绝关系的养父母岛田平吉和阿常再度出现，『遥远的过去』使健三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健三不得不改变深居寡出的习惯，走进日常生活与他人交流。他不仅要面对养父，也与平日疏远的哥哥、姐姐频繁联系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改善了夫妻的紧张关系。健三和阿住的关系与《行人》中的一郎和阿直相似，但是，健三面对更为琐碎的日常性，通过周围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描写。与妻子的关系、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与岳父的关系等等，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置于浓密的日常性时空里面。原本以为消失的过去并没有消失，反而紧紧抓住了健三，使之不得不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人和事。哥哥倾家荡产而陷入了苦境，健三觉得仿佛有人把自己从应该前进的方向拉了回去，担心自己也会陷入同类境地；姐姐苦于宿疾哮喘而乞求健三增加每月费用，他感到姐姐的行为只不过比较露骨而已，去除教育的华丽衣裳，自己跟她其实一模一样。养父岛田既是过去的幽灵，也是现在和未来的阴影。最终，健三把一百日元的稿费给了岛田，约定『此后断绝一切关系』。《路边草》的故事以岛田的出现开始，又以岛田的退场结束。实质上，健三的归国是一种日常性的回归，回归了周围的人际关系，也回归了『遥远的过去』。在小说的结尾，健三隐隐约约明白了人生的不可理解：『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彻底解决的东西，一度发生过的事情将会长期继续下去。只不过由于变成各种形式，旁人和自己都不了解而已。』在这里，作家放弃了自我的绝对性而在日常生活的相对性当中试图把握个体的存在，无法切断的『过去』成为自我存在的佐证。

《明暗》（一九一六）于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四日在《朝日新闻》进行了连载，小说共刊出一百八十八回，因作家的逝世而中断，它既是遗作也是夏目漱石作品史上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故事的时间跨度前后只有一个星期左右，但是，在津田夫妇周围，交织着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朋友、情人、亲戚、上司和下属等繁多的关系，细致描写了虚荣、固执与妒忌等人性的黑暗一面。《明暗》的主要内容仍然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不同的是，以前的作品都是描写两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三角关系，《明暗》则选取了两个女性与一个男性的微妙关系。

主人公津田由雄是工薪阶层，与阿延刚刚结婚六个月。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家庭经济入不敷出，津田每月都要求京都的父亲寄钱补贴生活，但是又没有按照约定用年终奖金偿还，而且也没有按照约定在盂兰盆节探望老家，导致父子关系十分紧张。同时，津田与妻子表面上似乎是一对恩爱夫妻，实际上矛盾重重。津田认为妻子工于心计，阿延则觉得丈夫过度任性。即使那样，考虑到自己的脸面，阿延绝不愿把夫妇问题告诉任何一个人，哪怕是至亲的叔父冈本，因为她想要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才是丈夫唯一深爱的妻子。然而，事与愿违，津田心中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他无法忘怀以前的女友清子。原来，津田与清子十分相爱，后来不知何故，清子突然不告而别并另择配偶。津田一直忘记不了那一段过去，阿延则蒙在鼓里。总之，两个虚荣的灵魂波澜连连。

小说的开端是主人公津田在医院请医生诊查痔疮的场面，因为需要进行彻底的手术，面临筹借住院费用的难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住院以后，妹妹阿秀带了钱去探望。但是，津田夫妇出于虚荣心，不愿开口承认缺钱的事实，于是三个人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阿秀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津田夫妇的虚荣行为：『你们二位只考虑自己的事情，已经失去了作为人感受他人关怀的资格。换而言之，你们已经沦落为无法感谢他人好意的人。』住院的费用，最终在冈本的帮助下得到解决。但是，津田手术那天，阿延陪继子（冈本的女儿）相亲的时候，从小林（津田的友人）那里隐隐约约知道了丈夫的秘密，心中无法平静，不顾一切想要了解真相。另一方面，吉川夫人（津田上司的妻子）去探病的时候，把清子因为流产而在温泉旅馆休养的消息告诉了津田，劝说津田问明清子变心的理由，然后抛开过去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出院以后的第二天，津田瞒着阿延赶到温泉旅馆，面对着夜色朦胧的村镇，产生了如梦如幻的感觉，阵阵思绪向他涌来——『现在，我正沿着这一梦境的延长线而前进。从东京出发之前，更确切地说，从吉川夫人还没有劝我进行此次温泉之旅之前，不对，进一步深入的话，是从与阿延结婚之前开始——那样仍不准确。实际上，从清子突然转身离开的瞬间，我就已经陷入了这一如梦如幻的境地。而且，现在正处于追逐那个梦的途中。回顾一下，过去一直延续下来的这场梦，一旦抵达了目的地应该就可以幡然醒来了吧。那是吉川夫人的看法。因此，我赞成夫人的看法，并且必须说那也是将其付诸实际的自己现在的看法。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吗？果真能够完全抹去自己的梦吗？自己真的能够抱着那样的信念，伫立在这个梦幻而朦胧的贫寒村庄中吗？目光所及是低矮的屋檐、似乎刚刚铺上沙砾的狭窄道路、微弱的灯影、有些倾斜的草房顶、放下了黄色车篷的单驱马车——半新不旧的这一浑然整体，在微寒、夜寒和黑暗的装点之下越发梦幻——从一切朦胧事实获得的感受不就是自己至今宿命的象征吗！今天以前是梦，今天也是梦，今天以后还是梦，还会带着那个梦再度回到东京。可是，那也未必不是事件的一个终结。不，多半是不会结束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冒雨离开东京来到这里呢？终究是太愚蠢了吗？只要确认了自己的愚蠢，也就可以就此折返了。』当天夜里，在迷宫一样的走廊里面，清子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因为不期而遇，清子脸色苍白而四肢僵硬，迅速跑回了自己的房间。但是，第二天早上，清子在津田面前又是一副无忧无虑的开朗表情，津田似乎察觉了夜晚和白天的区别，但是仍然不理解清子微笑的含义。

津田的性格似乎并不鲜明，待人既矜持又不坦率，即使面对妻子也不愿脱下虚伪的面具。在小说里面，他常常一个人关在书房里假装看书，目的只是想显示自己比妻子有学问。同时，他也抱有丈夫优于妻子的等级观念，觉得丈夫应当在各方面胜于妻子。然而，他非但无法压倒阿延，反而经常受挫。因此，他对阿延十分不满，常在心里比较阿延和清子，厌恶阿延的直爽机智，喜欢清子的温柔含蓄。作为一个机敏能干、刚强好胜的近代女性形象，阿延的性格也是十分复杂。在爱情问题上，她拥有热情、独立的女性意识。有关婚姻问题，她认为那纯粹属于个人问题，必须自己选择适合的结婚对象，甚至提出『女人必须一眼看透男人』。她执著于理想的、纯粹的爱情，要求丈夫只爱妻子一个人。与津田一样，阿延也有很强的虚荣心。在情感方面，『她觉得一旦面向社会，最终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袒护丈夫，否则就把体面结为夫妇的双方的弱点暴露无遗，那是让人羞愧难当的』。总之，两人的关系颇为微妙复杂，既有温暖的情感流动又有利己主义的对立和冲突。除此以外，《明暗》还塑造了一个最为独特的人物形象——小林。作为津田的友人，虽然人物形象上披了一层虚无的色彩，但是他逻辑分析明晰，一针见血地指出津田夫妇的虚荣心理，而且严厉批判了资本家阶层。在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窥见当时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代表的俄国文学的影响。

在《路边草》以后，漱石的创作态度出现了变化，与现实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在《明暗》里面，作家放弃了居高临下的审判者的眼光，尽量避免使自己的观念干预现实，力图自然呈现现实的总体。在情节方面，采用同心圆结构而不是直线性的，缓慢地向核心推进，逐步探寻隐藏在日常关系里面的人生之谜。在心理描写方面，减少观念性解释和抽象评论，通过浓密的文体完整再现了个体心象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在女性形象方面也有所突破。在《明暗》里面，阿延与津田几乎担负了相同的文本功能，同样是正面入手，描写细腻而深入，成为一个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根据日本文学评论界的研究，《明暗》充分描写了现实人生『暗』的一面，未完成部分的主题很可能是『明』，针对丑恶的利己主义提出『则天去私』的具体解决方法。总而言之，《明暗》结构精巧、描写周密，人物塑造又丰富多样，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紧密相连，无论在夏目漱石作品史还是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都是无可比拟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