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山海经》与华夏上古史研究

《海外经》和《大荒经》之谜的揭开，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也至关重要。古人论道谈学，标榜先王，言必称三代。夏、商、周三代文教，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故要理解中国文化，首先得了解夏、商、周三代历史。周代有大量的文献史料传世，孔子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孔子又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可见孔子关于夏、商历史已有“文献不足”之叹，自从殷墟卜辞重见天日，则殷史已无文献不足之叹矣。至于夏代历史，则迄今仍无文献可征。现代考古学昌明，虽然发掘了大量的年代相当于夏代的新石器遗址和文物，为古史学界重建夏史提供了丰富的器物资料，但是，千姿百态的器物样式和纹样，蕴涵着何种文化和精神意蕴？散布四方的新石器遗址，究竟何者才是古史传说中的唐、虞、夏之都？离开了文献记载的印证，考古材料可能只是一堆死寂的器物，重建古史，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缺一不可。夏史渺茫，古代文献中，关于夏史只有只鳞片爪的传说。《山海经》其书，自古传为禹益所作，今人多以此说不足凭信，并考证此书成于战国。禹之时代，尚无文字，因此也不可能有《山海经》这样完善的著述，此自不待言，《山海经》文本最早成书于战国，亦已成学术界之共识，但是，《山海经》其书是缘图以为文，先有图而后有书，其书晚出，却并不妨碍其图来历甚古。《大荒经》四方风名和四方神名见于殷墟卜辞；《大荒经》和《海外经》反映的四时观象制度可与《尧典》所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和舜“巡守四方”、“望秩于山川”之事相印证；《大荒经》以山峰作为坐标观测日月次舍以确定时节和月序的方法是《周髀算经》盖天说的滥觞，说明《周髀算经》的天文历法体系和《大荒经》、《海外经》一脉相承，《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实测数据有着古老来历，有的数据的观测时代可能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²⁾，这正是传说中夏的时代，也是中原大多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时代。诸如此类的线索都暗示出，古人关于禹益作《山海经》的说法虽不可信，但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战国时人所见的《大荒经》和《海外经》所据古图很可能确为夏代东夷先民遗篇，而沿本书的思路，剥去战国时作者涂饰于此图上面的非常可怪之言，还原其所据月令古图的本来面目，我们将获得一份弥足珍贵的远古史料，这一史料对于华夏文化探源研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在浩如烟海的华夏典籍中，《海外经》和《大荒经》这两部古老典籍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海外经》和《大荒经》其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被彻底地误解了，它在被写作的同时就被误解了，写作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误解的过程，《海外经》和《大荒经》就像一层用文字编织而成厚厚的迷雾，从此就掩遮了其所据月令古图的真相。至月令古图散亡，文本成为惟一的凭据，阅读和训解《海外经》和《大荒经》就只能是隔雾看花，迷离恍惚，难得其真，致使《海外经》和《大荒经》的真实意蕴成为千古不解之谜。这是这两篇古老文献的不幸，又未尝不是其大幸，正因其书缪悠荒怪、晦涩难解，才使之一直不登大雅之堂，为正人君子所罕称，才逃过了经生儒士的涂附、修饰和窜乱，竟使其书的原貌历经千百年的世道沧桑而奇迹般地保留下来，从而为后人据以恢复月令古图的真相提供了可靠的凭据。

全面估价《海外经》和《大荒经》研究对于文化史研究的价值非本文题旨所在，这里只能引其端绪，本书所为仅是正本清源的工作，即通过对《海外经》和《大荒经》中有关记载的文本分析，澄清其所据古图的真相及其文化渊源，将这两篇古老文献从年积月累的重重误解中解脱出来，为正确理解这两篇古老文献奠定基础。至于循此以往，顺流而下，追寻这两篇文献在传统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流脉余波，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学术话题，这只有俟诸日后了。

【注释】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卷，第一册，第45页。

(2)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第153—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