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海经》与华夏世界的时间传统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依据和人类领会世界的基本知性形式，作为无限延续的时间和无限绵延的空间，无疑是客观的物质运动现象，但人类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却只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适应于其不同的生活节律和活动领域，有其各自不同的时间观和空间观。时间观和空间观最初始的和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就是天文历法。人文之初，正是天文历数之学，建构了一个社会的时间节律和空间模式，规定了人们的时间观和空间观。由于时间和空间是人们的宇宙观赖以奠立的基石，因此，对于人类精神而言，天文历数，就不仅仅是一串用符号或数字表示的周而复始的年、月、日，也不仅仅是农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和春耕秋收、占年卜岁的时令依据，而且还是人们理解宇宙和历史的基本依据，正是因为有了历法，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悠悠的逝水流年，才不再是一团浑朴未开的混沌，而是变得轮廓分明，井然有序，从此天有分野，地有经纬，历史有编年，才有了天文、地理和人伦，天地间芸芸众生、森罗万象，岁月中纷纭世事、过往烟云，都在这个秩序中获得各自的位置和特定的意义，世界和历史才变得是可以理解可以言说。

天文历数是宇宙观的基础，因此，最初的历法制作活动，就是为世界奠基的活动，正是在此意义上，制作历法的先王，在神话中才被传诵为开天辟地、开物成务的创世者，观象授时、辨方正位的原始时、空知识就演变为创世神话体系，而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丰功伟业之一就是制历授时，《大戴礼记·五帝德》历数五帝之德，黄帝则“历离日月星辰”，颛顼则“履时以象天”，帝喾则“历日月而迎送之”，帝尧则“四时先民治之”，帝舜则“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禹则“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无一不是敬天顺时的圣明天子。在古人看来，观象授时，制历颁朔，是成为王者的必要条件，“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他便有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人民奉谁的正朔，便意味着承认谁的统治。”⁽¹⁾

正因为历法具有如此重大的精神和文化意义，历代的统治者才当仁不让地垄断了制历授时的权力，仰观天文，制作历法，就不仅是单纯的知识和技术活动，而成了庄严的政治和宗教事件。“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管子·版法解》）王者之政治教化就是历法或天地秩序的体现。天是神性之所在，历法是天地之道和宇宙大法的体现，也就是天之神性的昭示，谁掌握了制作历法的权力，谁也就掌握了通神的权力，他因此就成了神意之所顾、天命之所依的真命天子，天经地义地就有了号令天下统帅万民的合法依据。“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礼记·礼运》）“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同上）此本乎天地之“则”，出自太一之礼，礼法也，亦历法也，历法与礼法、知识与政治之间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正是“天人合一”观念的根蒂所在。“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理与礼，天道和人文，就这样相生相济，相靡相荡，历法，就是天道和人文的统一体。

由于古人制定和校验历法的主要参照是日月列宿和物候气象，它们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评判政治的征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闰除合度、风雨时至等天象物候是历法合宜性的证明，同时也是政权合法性的证明，因此就成为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祥瑞，相反，日月失次、五星错行、闰除失度、灾害臻至等怪异天象是历法错乱的体现，因此就被视为政治腐败、天下大乱的凶兆。正是历法与政治之间这种相依为命的关系，使天文学这门人类最古老的科学蜕变为荒诞不经的政治占星术。

天文历数关乎世道人心、国运兴衰，因此，仰观俯察、颁历授时就成了古圣先王治国家、平天下、致太平的要务，为了使历法正朔能够遍及天下，让村夫野老家喻户晓，就有必要用人们最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时宪月令表现出来，晓之于众，布之天下，使之落实于百姓日用，深入人心，而标志自然节律、时令转折的分、至、启、闭等节气，自然就是宣喻天道、教化历法的最佳时机。

农耕时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节律与大自然的季节轮回息息相关，日月轮回，星转斗移，于是有四季循环，春华秋实，“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于是就有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了春种秋收、岁时节庆，大自然的节律同时也就是人类生活的节律。“四时之行，信必而著明。圣人法之，以事万民，故不失时功。”（《管子·版法解》）天地节律规定了人类生活的时间节律，而节气，就是自然节律与生活节律的最鲜明体现，节气是大自然时令更替的日子，因此也是人类生活改弦更张的关口。天道运行，藉一个个节气体现出来，玄远微妙的天道因一个个节气而变得清晰可辨，因此，节气就成了人们体察天道承受时令的最佳时机。正鉴于此，古人每逢重要节气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庆典，“会事必节”（《大戴礼记·千乘》），于是，体现自然节律的节气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庆祝和游乐的节日，传统节日与自然节气密不可分，生命庆典与天地节律相映生辉。日穷于纪、星回于天的日子，是人们观象候风、制历授时的日子，也是人类载歌载舞、辞旧迎新迎接诸神回归的日子。人们在仰观俯察、祀天祭神之际，自然而然地领会了大自然盛衰兴亡的规律和吉凶休咎的奥秘。“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节也。”（《礼记·乐记》）在岁时节气举行的节日庆典活动将天地运行的节律有声有色地体现了出来，那多姿多彩的节日庆典就是戏剧化、仪式化的天道历数。

《海外经》和《大荒经》所据古月令图，就是华夏先民岁时观象活动和节日庆典的形象写照。《海外经》中的四方神实际上是四时神，所谓东、南、西、北四方在古图中实际上是表示春、夏、秋、冬四季，《海外经》所据古图实际上是按四方格局排列一年四时十二个月的月令图，四方神树则是人们在四仲之日树立的用于测影观象的表木，而《海外经》所描写的那些奇形怪状的殊国异类则是月令图中多姿多彩的岁时仪式活动的写照，我们通过将《海外经》的记载与现存月令文献相对比，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大荒经》对上古历法制度的反映则远较《海外经》丰富和全面，也更易于辨析。大荒东、西方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既被用来观测太阳出入方位以确定节气，又被用来观测月亮的盈亏以确定月份，四方风原本是四时风，反映了观察季候风以确定季节和农时的物候历制度，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夸父追日等神话的原型皆是特定的节气上举行的观象授时活动，《大荒经》的记载真切地反映了阴阳合历制度，在这一方面，它可以和《尚书·尧典》的记载相印证，至于东方的夔、南方的应龙、西方的烛龙、北方的相柳等人首龙身的神怪形象，则是古老的苍龙（大火）纪时制度的生动写照。

在由《海外经》和《大荒经》展示的历法学语境中，诸如扶桑日出、十日并出、后羿射日、日中有三足乌、羲和御日、嫦娥奔月、昆仑山、西王母、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这些历来聚讼纷纭的神话和古史传说，都可以得到贴切而透彻的解释，它们都是月令古图中特定的岁时仪式和观象授时场景的写照。

诸如此类用图像写照历法月令制度的图画是上古时代历法月令知识传播的主要方式。先民质朴，言不尽意，历数玄远奥赜，更不可以言语传道，于是古人立象以尽意，拟诸其形容，象征其物宜，于是就有了此类写照岁时仪式、描绘时令物候的月令图。后世文明渐滋，人事日盛，历法月令也日益复杂细密，立象已经难以尽意，日益精深的历法已经难以用画面表达，于是后世圣人易之以书策，用文字记载历法月令，这就是《夏小正》、《月令》之类文献。从立象尽意到易之书策，还有一个图文并行的阶段，这就是《管子》中的玄宫图和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十二月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