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稷下学派与国家风土地理调查

《汉书·艺文志》叙杂家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以此言例之，则《管子》书实先秦诸子中杂家之最古者。吕思勉云:“《管子》，《汉志》隶之道家，《隋志》隶之法家，然实成无意中之杂家也。书中道法家言诚精绝，然关涉他家处尤多。如《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轻重己》为阴阳家言；《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九变》为兵家言；《霸言》为纵横家言；《地员》为农家言是也。”⁽²⁹⁾《管子》书的作者正是《汉志》所谓“议官”，《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此“不治而议论”者而位列“上大夫”，正是《汉志》所谓“议官”。稷下学宫名士荟萃，百家争鸣，《管子》即为稷下学士著述之汇集，故成其兼容并包、闳览无方的杂家特色。杂家既出自议官，其持论虽不主一家，但其要旨皆归于强国富民的霸王之道。

强国富民的一个重要知识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对国家的地理资源了如指掌，《管子·乘马》所谓:“地者，政之本也。”《七法》云:“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地生万物，人类生活的资料皆仰足于大地，五谷植于地，禽兽养于地，矿藏蕴于地，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等国之器用皆取之于大地之山川薮泽，故欲富国强民正天下首需了解天下国土之地理资源的分布和蕴藏。《管子》书中屡屡言及此义，表明稷下学者深明地利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

《管子》书中屡见关于九州风土、山川地理、矿物资源等的记载，表明稷下学者有着非常丰富的地理学知识。《管子》尤重对山地资源的利用，王德敏指出，“从全书看，‘山’字共出现221次，除少部分泛指一般山川或‘山戎’、‘泰山’等专用名词外，大部分山字都与某种物产等财富相连或相关。如‘君有山，山有金’、‘出铜之山’、‘出铁之山’、‘丹青之山’、‘以租其山’、‘铸铁以庄山’、‘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毋发山川之藏’、‘山之树’、‘山之见其莱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阴山之马’、‘衡山之器械’、‘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山生金木无息’、‘莱莒之山生柴’、‘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山林泽谷之利’、‘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其财’、‘君有山海之金’、‘其就山薮林泽食荐几何’等等，足证《管子》之‘山’多为财用所出之山。”⁽³⁰⁾《管子》有不少专门论述山地矿物学的文献，如:

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地数》）

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地数》）

阴山之，一也。燕之紫山白金，一也。发、朝鲜之文皮，一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也。江阳之珠，一也。秦明山之曾青，一也。禺氏边山之玉，一也。（《揆度》）

《管子》书中又有根据山川薮泽的自然资源之贫富而“均地”之法，《乘马》云: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泛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

可见稷下学者对山川薮泽作为国计民生财用所出的重视。

欲兴地利，均地政，必须对国家的山川地理进行实地考察，地理学最初就是顺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古人天文与地理并称，但地理知识的完善较之天文知识远为困难。欲明时令，观天家仅凭一个方寸大小的日晷望日测影足矣，《吕氏春秋·慎大览》云:“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天学家足不出户就能了知日月之行。但欲知天下地理，则必须走遍千山万水，进行全面的实地考察，这是一项浩大的知识工程，不仅需要众多的智识分子的参与，而且需要浩大的物力支持，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需赖一国之力方可实行。战国之世，齐国最为富强，而稷下学宫又是人才荟萃，盛时达到“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已相当于现代一个科学院的规模了。既有明确的思想指导，又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则稷下学者对中国的国家地理进行调查，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水到渠成。

本编结论

《海经》一书从一开始就是误解的产物，自古相传的月令古图被误解为地理书，由于被与真正的地理著作《山经》编为一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误解，从此，人们就只能从地理学的角度理解《海经》，而其真正的来历和意义再也没有人在意了。《海经》既然被彻头彻尾地当成地理书，《海经》研究者首要关心的问题自始至终就是对其中山川、方国、名物的考实，地理学研究一直就是《海经》研究的主要取向。但是，由于《海经》本非地理书，《海经》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山川、方国、名物原本是《海经》作者据月令古图捏造和想象的产物，因此，千百年来任博物君子们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没能把《海经》地理落到实处。《海经》世界，就像是远方那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光怪陆离的景象令人神往，但没等你走到近处，一切就已烟消云散，化为泡影。

由于不了解《海经》其书的来历，对此书的解读和研究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了，实际上，从《海经》的作者开始，就已经误入歧途了，而关于此书的地理学考证，则更是无的放矢，可怜无补费精神。

因此，本编对于《山海经》地理学的分析，所取旨趣和所循路径，与传统的路数大相径庭，可以说正好背道而驰。我们既然揭示了《海经》地理的真正来历多出神思，非是实录，因此，继续沿着旧有的路数考求《海经》山川方国的实际所在已经毫无意义了，相反，真正有趣的事情倒是看《海经》中的地名是如何被从想象世界落实到现实大地，从虚无变成现实，《海经》这原本凭空捏造的地理框架是如何成为后来的政治家、学问家占有、命名和经营江山社稷的真实依据的。譬如说，“交胫国”在《海经》中原是对交胫而舞形象的摹状，后来却被汉武帝用为命名和开拓南方“交趾”之地的依据；“苍梧”在《海经》中原本只是一棵伫立于祭坛上的苍苍神木，却被从神话变成现实，先是被落实于东海之滨，而后又随着虞舜神话的南迁而被迁移到了遥远的南方；对于中国人的地理观（乃至历史观、宗教观）尤为重要的是“昆仑山”和“西王母”，昆仑山和西王母的真正所在，可谓千古悬案，尤其是昆仑山，这座被古人称为天地之中的大山，因为传说是黄河的发源地，而黄河是华夏民族的命脉所系，因此历来就是炎黄子孙梦游魂牵的所在，但探险家和旅行家筚路蓝缕，络绎求索，却从来也没有人一睹昆仑真面目。其实，昆仑山和西王母的谜底全在《海经》，而之所以成为千古不解之谜，完全是因为人们误解了《海经》其书。在《海经》中，昆仑原本是仰观俯察、祀天祭神的祭坛，即人工建筑的明堂，西王母原本只是秋尝祭祖仪式上的母神之尸，但《海经》既被误解为地理书，昆仑就被误解为西方的天然大山，西王母就被误解为西方的遥远国度，至汉武帝凿通西域，昆仑这座烟雨楼台就切切实实地在西方落地生根了，而西方群山中也就有了西王母居住的神仙洞府。但由于这凡间的昆仑，毕竟与书中那座众水环绕、琼楼玉砌的圣山大相径庭，书中关于昆仑的描述难以在这凡间昆仑上一一落实，因此，汉武帝的史官司马迁就先已不信，此后两千年，寻觅真正昆仑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这座传说中的神山却一直云山雾罩，神秘莫测。不识昆仑真面目，只缘山在虚无中。

证明《海经》地理出于虚无，从根本上瓦解了延续了两千年的对《海经》地理学解读和考证的有效性，但这并不排斥对《海经》地理文化渊源的考索，道理很简单，《海经》世界固然是子虚乌有，但《海经》其书和《海经》其书所本的古图却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作《海经》古图和据此古图述《海经》其书的人也实有其人，我们虽然无法确知此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但《海经》古图作为对远古天文历法知识的真实写照、《海经》其书作为作者心中世界想象的真切流露，却传达了真实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历史年代信息，而揭示其地域文化背景和历史年代范围，不仅能够为透彻地解读《海经》一书、揭示其所据古图的真相奠定可靠的基础，而且也能为深入理解此书此图的历史文化渊源、确定其在华夏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奠定可靠的空间和时间坐标，因此，这一问题，是所有《海经》研究者最终所无法回避的。

由于《海经》实际上是由前后两个文本叠压而成，一是出自战国文人之手的《海经》文本，一是被这个文本掩盖了的上古历法月令图。因此，解读《海经》，就像雾中看花，《海经》文本既掩遮了古图的真相，又隐约流露出古图的消息，《海经》作者既是古图的罪人，因为他完全误解了古图，将后人引入歧途，同时又是古图的功臣，因为要不是他将古图用文字描述下来，随着古图的损毁，古图中保存的丰富的历史讯息也就永远湮灭了。职是之故，对《海经》地理文化渊源以及相关的历史年代的考证，就得话分两头，分而论之，既要揭示《海经》所据古历法月令图产生的地域和年代，又要揭示出《海经》文本形成的地域和年代，但两个问题又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在学术交流不发达的上古时代，从月令古图到《海经》文本虽然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但两者却可能是同一个地域学术传统的产物，而月令古图转述为《海经》文本，可能正是这个地域学术源远流长的表现。

循此思路，本编的《海经》地理考也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证明了《海经》所反映的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东夷文化。《海经》文本中记载的神族谱系大多源于东夷文化，像少皞、帝俊、帝喾等在典籍中明确被归于东夷族群的诸神在《大荒经》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证明《大荒经》神话与东夷关系的有力线索；《海经》古图所反映的天文历法制度与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所反映的天文历法制度一脉相承，表明《海经》所据古月令图所反映的历法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而文献上的东夷文化和考古学中的大汶口文化在年代和地域上正相吻合；此外，对《海经》中“昆仑”和“西王母”原型的揭示，也为证明《海经》与东夷文化之间的渊源提供了一条有力的线索，“昆仑”神话源于泰山封禅制度，而泰山封禅的真相无非是在高山之巅仰观俯察、治历明时，“昆仑”的原型就是观象台，亦即明堂，古图中的“昆仑”景观就是对明堂建筑的写照，而明堂最初所在地可能就在泰山，至于泰山，则正是东夷－大汶口文化的中心；至于“西王母”，也并非西方之神，西王母神话完全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在《管子》中，她被称为“王母”，其原型则是在秋尝祭典中奉祀的始祖母，直到汉代，西王母崇拜的中心地区仍在东方，西汉末年“传西王母筹”的民众运动就是从东方起源的。总之，文献学线索、考古学线索和昆仑、西王母神话的复原与溯源，皆表明《海经》与东夷文化的渊源关系，其文明源头可以上溯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这当然不是说《海经》古图一定是那个遥远年代的遗篇，而是说，两者在文化传统上是一脉相承的。

另一方面，我们证明了《海经》与战国齐地稷下学派之间的学术渊源，而这也为证明《海经》与东夷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因为齐地学术正是在东夷文化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月令传统以及与之相关的阴阳五行学说出自稷下学派，《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既是典型的月令文献，也是五行体系的雏形，而这一月令文献和五行学说的最初渊源却正是《海经》所依托的古月令图；邹衍的大九州说就是脱胎于《海经》的地理想象模式，而邹衍为齐国稷下学宫的名师；《管子》这部稷下学派的著述总集中所反映的地理观和风土观多与《山经》相合。所有这些线索，足以表明，《山海经》其图其书曾是稷下学者想象世界、筹划制度、阐发天地大义的重要依托，《山海经》其书可能就是出自战国时齐国稷下学人之手，那幅古老的月令古图可能正是被稷下学者转述为文字的。齐国所居正是古东夷的疆域，齐学是东夷文化的直接传承者，记录古东夷人历法天文知识的古月令图，流传到稷下学宫，被稷下学者转述为《海经》，实在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总之，对《海经》古图地域文化渊源的考索和对《海经》文本的学术源流的梳理，最后殊途同归，都指向华夏世界东方的东夷民族。

由于证明了《大荒经》所据古图所描绘群山是古人据以观测太阳出没以定时节的标志物，就为确定《海经》世界地域范围的广狭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大荒经》所载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是古人据以观测日月运行以确定季节和时日的天文坐标系统，被称为四方之极的四座山则是其据以确定四方方位的基准，因此，它们的范围是在人的肉眼视力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大荒经》所描述的地域范围不会超出数十里尽甚至是只是数里的范围，至多也是方圆百里的范围。尽管《海外经》所据古图完全是一幅历时性的岁时月令图，与地理景观无涉，但由《海外经》的内容与《大荒经》如出一辙，可知两者是同一时期同一地域同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其所涉方国的疆域范围也肯定不会比《大荒经》古图的疆域大多少。也就是说，《海经》古图所反映的内容可能只是出自一个方圆百里的蕞儿小国。

这一结论与关于《山海经》一书的固有成见和流俗之见大相径庭，肯定出乎众人意料，甚至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其书既然谓之《海内经》、《海外经》和《大荒经》，在人们的地理观念中，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版图已经超出了华夏九州而远涉海外列国、荒蛮之域了，而《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中所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缪悠奇谲的方国人物和珍禽异兽，显然不是中国所有，而只能源自古人对传说中异土他乡的奇瑰风情的想象，如此恣肆汪洋的想象，岂是方圆百里的蕞儿小国所能容纳的？确实，自从《山海经》一书问世，人们就理所当然地从整个世界的广阔尺度上理解其中的地理景观，《海外经》、《大荒经》的世界，被认为是世界的边缘，是区分此在世界与异己世界、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中国与蛮夷的界限，学者们言及天下之大、世界之广时，总是引《山海经》的景观为说，《海经》的景观就是方外海表的世界，到了那里就超出了王化之地的疆域，先秦典籍几乎不约而同地依据《大荒经》勾勒华夏世界的“四至”所及。西汉刘歆《上山海经表》称《山海经》“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几乎可以说一直就是人们理解《山海经》的基本前提，而且，随着地理发现和地理视野的扩展，人们心目中的《山海经》世界也逐渐拓展，直至弥纶五洲，笼盖全球，据说，我们祖先的足迹在《山海经》的时代就已经遍及七大洲、八大洋了，他们将其异域见闻记录下来，就是这本千古奇书《山海经》。⁽³¹⁾这一点，不仅中国人自己是这样认为，而且连外国人也是承认的。两千多年来，《山海经》里反映的是古人眼中和心中的绝域异方的地理景观和风土人情，这无论在学术界、知识界和一般民众中，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而我们现在竟然称《海经》所反映的不过是一个方圆百里的蕞儿之国，其尺度甚至不超过人的视野范围，完全悖于传统和成见，其令人感到意外和难以接受自是意料之中的。而本书的目的之一，正在于破除成见与“常识”，澄清两千年来沉积于《山海经》其书上的层层尘埃和神奇迷雾，还其素朴的本来面目。

【注释】

(1)钱氏云:《封禅书》云:“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主运”之说在《邹子四十九篇》中。《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索引亦云:“《主运》是邹子书篇名。”此五帝分祀说之来历。其详见于《吕氏春秋》与《月令》。（《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5页。）

(2)庞朴:《阴阳五行探源》，载《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3)今人之五行说，窃以为庞朴《阴阳五行探源》、《先秦五行说嬗变》诸文最为通达。五行说最初以四时和五方观念为纲，庞氏诸文已主张之，然庞氏尽管主张五行说最初是以四时五方说为纲的，而《洪范》五材说不足为训，却又说“五行说的基本素材是水火木金土那五种东西”（《稂莠集》，第455页），则未免仍为成说所囿，不达一间。

(4)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又参见沈建华:《从甲骨文圭字看殷代礼仪中的五行观念起源》，《文物》1993年第5期。

(5)庞朴:《阴阳五行探源》，载《稂莠集》，第362页。

(6)刘节:《洪范疏证》，原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2号。又载《古史辨》，第5卷，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7)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5卷，下册，第406页。

(8)《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

(9)《永乐大典·鉴字部》引，转引自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6页。

(10)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25页。

(11)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4页。

(12)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8页。

(13)陈梦家指出，殷墟卜辞中已有与后世《月令》类似的记载，“《后编》下1·5是刻了两个整月的干支，其开始说:月一正日食麦。可见殷王室正月食麦。《月令》孟、仲、季三春‘天子食麦与羊’，其礼与殷相近。”（《殷虚卜辞综述》，第530页）由此可见月令制度的源远流长，殆非如疑古者所谓汉人依托五行说所造作。

(14)《管子》原文中，中央一段是插在夏季（南方）中间的。

(15)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第229页。

(16)参阅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第422页。

(17)《清河郡本纬书》，此据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096页。

(18)《清河郡本纬书》，此据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097页。

(19)《后汉书·张衡传》注作《河图》，此据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089页。

(20)此据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090页。

(21)《清河郡本纬书》，此据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095页。

(22)《左传》隐公六年:“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平”即媾和。《左传》中用作此义的“平”字甚众。

(23)“都广”和“焦”在《地形训》中和《海经》中的方位正好互倒，《地形训》“都广”在正南方，而《海内经》在西南方，《地形训》“焦”在西南，而《海外经》则在《海外南经》偏东的位置，当是《地形训》误倒。

(24)惟《山经》“刀铩之所起也”之“铩”，《管子》作“币”。

(25)此数字据今本《山经》实际记载统计，《山经》末尾云:“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万四千五十六里。”数字差别甚大，当非脱误所致，而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地理调查结果并未被全部整理编入《山经》其书。

(26)程泱:《〈山海经〉考辨》，《淮阴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27)程泱:《〈山海经〉动植物名词形义不一致形象分析》，《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28)说《山经》为齐国稷下学者所述，并不等于说《山经》所述为齐国地理，《山经》所涉及的地域非常辽阔，《西山经》言西方地理，许多地名在史书中都是信而有征，已远远超出齐鲁之地的范围。王宁在《〈五藏山经〉记述的地域及作者新探》一文中指出，《山经》“记述的地理范围，是今山东省及其周边地区。”（《管子学刊》2000年第3期）不足信。

(29)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第47页。

(30)王德敏:《〈管子〉与〈连山易〉》，《周易研究》1995年第2期。

(31)有一本叫《山海经的X档案》的书，已经将《山海经》的世界扩展到整个宇宙太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