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经》是国家地理风土资源之书

《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是典型的地理资源调查报告:

1.《山经》记载了东、西、南、北、中五方四百四十七座山⁽²⁵⁾及其相关水系的动物、植物、矿物等资源分布情况，一个人要在其有生之年走遍如此广大的地区并进行如此细致的地理资源调查，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办到的。

2.《山经》记事非常具有条理性，非一般散漫无序的见闻记兴之作可比，且引数条，以睹其凡例:

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穀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食之善走。丽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

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猿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多白玉，多蝮虫，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又东三百七十里，曰阳之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白金。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南山经》）

这一段落，基本上可以反映《山经》的叙述体例。《山经》全书按不同山系、顺其自然走向依次叙述各大名山，对于每一座山，不仅详载其方位和相对于邻山的里程，而且历述其山的矿藏、鸟兽、草木、水系、水产等物产，于各种物产又历述其相貌、性状、色彩、声音、名称、功用、谶祥等，记事虽包罗万象，但却分门别类，条例分明，表明在《山经》记述的背后，预先就有一个深思熟虑、精心构筑的知识分类系统，此种包罗地理学、水文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药物学、宗教学等学问的知识图表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巧构而只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3.《山经》记事，以自然地理调查为主，兼及人文风俗。

以上引“杻阳之山”为例，记杻阳之山的方位和相对里程、怪水的发源和流向，属地形学内容；记鹿蜀之兽和旋龟的形貌和声音，属动物学的内容，但这些知识都可以纳入广义的自然地理学范畴。而载其兽之名为“鹿蜀”、其龟之名为“旋龟”以及“佩之宜子孙”、“佩之不聋，可以为底”云云，则为民俗学内容，夫其兽其龟自是自然之物，然而何以名之、何以用之则为民间相沿所成之习俗。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山经》在记载百物时，多涉谶祥，如《南山经》云:

柜山，……狸力见则其县多土功。…………见则其县多放士。

长右之山，……长右……见则郡县大水。

尧光之山，……猾……见则县有大繇。

“长右见则郡县大水”云云，可能确实言而有据的物候学现象，而“见则其县多放士”、“猾见则县有大繇”云云，则显系土著居民的迷信观念。此类内容已超出自然地理调查的范围，而属于民俗信仰的范畴。

因此，《山经》不是单纯的地理资源志，而是兼具自然景观和人文意蕴的地理风土志。

实际上，一山之上万物荟萃，众生芸芸，而《山经》所载仅数种而已。《山经》作者于众物中之所以取此而舍彼，其着眼点正是事物的功用，而此种功用则为当地土著所发明，因此，在每一记载的背后，实际上都有其潜在的人文习俗背景。任何调查，都不可能面面俱到，而调查者关注什么、记载什么，并非随心所欲，而是由一定的文化脉络所引导。追根究底，自然万物，自生自灭，原本与人无干，只是因为人类对它们的利用才被赋予意义，才被关注被记载，正是人文才赋予大地众生以经纬和条理，因此，地理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科学，而在地理学尚未学科化、专业化的上古时代，地理学主要基于民间尤其是土著对家园山川的理解，地理学首先就是一门民俗学，不妨称之为“民俗地理学”，《山经》就是民俗地理学的创始之作和典范之作。

4.《山经》文本的修辞特点亦足以表明其为学者的调查报告。

《山经》记动物和植物，多用比喻性的摹状词描述一个物种的外貌特征，如《南山经》的下述记载:

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名曰鹿蜀。……怪水出焉，……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

柜山，……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名曰。

尧光之山，……有兽焉，其状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蛰，其名曰猾。

用马的形状和虎的皮毛比喻鹿蜀，用龟的形状、鸟的脑袋和虺的尾巴比喻旋龟，用鸱的形状比喻鸟的形状、用人的手比喻其爪子的形状，用人的形象和猪的鬃毛比喻猾的形象，作者之所以要做这些烦琐的比拟，是因为这种动物不是主流社会司空见惯之物，作者本人对之也很陌生，在没有摄影术的古代，要让主流社会了解这些动物的形态，就只有一个办法，即用主流社会所熟悉的动物的形貌来比喻形容这些动物的形貌。这表明，《山经》所记述的世界并非是作者熟悉的本土世界，一个人来到他陌生的山川之中，要将他所耳闻目睹的那些陌生的生灵记载下来，舍此别无他法，这表明《山经》的作者非本土人士，而是外来的地理考察者。

《山经》东、南、西、北、中各篇中，都有此类记载，各篇用于描述陌生生物的喻体动物，数量非常有限⁽²⁶⁾，种类大同小异，这表明四方山川虽相距遥远，但四方山川的考察者却是有着共同的知识背景，采取相同的叙事体例和话语系统，这当然不会是巧合，而只能是因为这些考察者是由同一个知识团体派出的。

考察者描述陌生生物的形貌特征，用的是众所周知的比喻性摹状词，这是主流社会熟悉的话语，但他同时还必须记录这些生物的名字，而这就只能使用其原有的名称，即当地土著给这些生物起的名字。这些生物既然是考察者前所未见，它们的名字肯定也是他前所未闻的，而当地土著对它们的名字却只知其音并无其字，因此，考察者就只有用假借同音字记录这些土著名称。由此就导致《山经》中生物名称的一个奇怪现象，研究者称之为“形义不一致”。按汉语习惯，野兽名称用字常带“犬”旁、禽鸟名称用字常带“鸟”旁、鱼类名称用字常带“鱼”旁、草卉名称用字常带“草”头、树木名称用字常带“木”旁，但《山经》中的动植物名称却常常违背这一习惯，如下例:

天帝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狗，名曰溪边，席其皮者不蛊。有鸟焉，其状如鹑，黑文而赤翁，名曰栎，食之已痔。有草焉，其状如葵，其臭如蘼芜，名曰杜衡，可以走马，食之已瘿。（《西山经》）

兽名“溪边”，鸟名“栎”，草名“杜衡”。《山经》中此类“名不副实”的动植物名称所在多有，占所有动植物名称（不含用为比喻摹状词的动植物名称）的一半以上。⁽²⁷⁾

《山经》动植物名称的这种形义不一致现象进一步表明，《山经》作者是以一个“外来”的考察者的身份对当地物种进行考察和记载的。

5.《山经》凡述二十六个山系，于每山系之末皆载其山神及其祭礼，如:

南经之首: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

南次二经: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璧瘗，糈用。

鲁迅先生因此认为《山海经》为巫者之书，当代学者多从之。祭祀固然是巫者之事，但记载祭祀之书却不必为巫者所作，况且，此类内容在《山经》中仅占很少的篇幅。《礼记》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祭法》）又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王制》）则祭祀山川之神固为国家祀典之重要组成部分。祀典礼制源于民俗，因此，国家地理调查在对山川自然资源进行考察的同时兼采各地名山的祭祀风俗，也是顺理成章的。先王神道设教，故尤重对民间祠神习俗的了解。齐人尤明此理，《管子·牧民》云:“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管子·侈靡》:

（人君）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亟则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矣。视之天变，观之风气，古之祭，有时而星，有时而熹，有时而，有时而朐，鼠广之实，阴阳之数也。华若落之名，祭之号也。是故天子之为国，图具其树物也。

这段文字舛误太甚，不可详解，但大义可晓，其意谓由于政治混乱，山川溪谷之神的祭祀亦有兴废陵替，因此天子应将国家的山川之神的祠所坛位用地图记载下来，以备稽考。郭沫若《管子集校》引朱长春云:“图具树物，树是山川坛封树之变，……物是文章服色之易。”《山经》于每个山系之后载其山神祭礼，即旨在“图具其树物”，建立山川之神的祀典。

总之，像《山经》这种用通用的知识话语分门别类记述未知世界的地理、民俗从而将之纳入现有知识范畴的实证性著述只能是典型的地理调查报告，而在战国时期，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地理调查的知识团体只有齐国的稷下学宫。⁽²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