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淮南子·地形训》的地理知识与《海经》“地理”

明乎《地形训》的九州说即邹衍“大九州”说，则邹衍“大九州”说与《山海经》之间的渊源也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地形训》用以构想其九州地理模式的地名大多出自《山海经》。

《淮南子·地形训》和《山海经》尤其是《海经》的因袭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地形训》中的“海外三十六国”完全照抄的《海外经》，《地形训》中那一大段关于昆仑山的描述显然是根据《海内西经》的昆仑说而添枝加叶、润色增饰的产物，如果说这些还仅仅是局部的援引，不足以以偏概全的话，那么，《地形训》藉以构筑其“八”和“八极”图式的地名也是出自《海经》，便更是《地形训》的地理模式与《海经》在整体上因袭关系的明证。

“八”地名中，东北方之“和丘”当即《海外北经》之“平丘”，《广韵·庚韵》:“平，和也。”⁽²²⁾“平丘”在《海外经》中处东北方，方位亦合；东方之“桑野”，当即《海外东经》之“扶桑”，其野有桑，因名其地为“桑野”，“扶桑”正处《海外经》之正东方；南方之“都广”，当然就是《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的“都广之野”；西南之“焦侥”当然就是《海外南经》的“周饶国”，“一曰焦侥国”；⁽²³⁾西方之“沃野”，显系《海外西经》之“诸沃之野”的简称；西北方之“一目”，当即《海外北经》之“一目国”，“一目国”在《海外经》中处于西北隅，方位正合；《大荒北经》云:“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就是“八”中北方的“委羽”，“委羽”即 “解羽”，所谓“群鸟所解”是也。

“八”之外的“八极”，地名也多出自《山海经》，且主要是《大荒经》。东南方之“波母之山”，即《大荒东经》“皮母地丘”，皮母地丘处“大荒东南隅”，方位正合；西南方的“编驹之山”即《大荒西经》的“偏句之山”，偏句之山处《大荒经》“西南”，方位亦合；西北方之“不周之山”，即《大荒西经》的“不周负子”之山，此山在《大荒经》中也正好处西北隅；“不周之山”又称“幽都”，“幽都”也见于《海内经》，在北海之内。

值得注意的是，《地形训》的地理模式并非是现实地理的实证性反映，而纯粹是想象性地理模式，这尤其体现于“八极”之名。“八极”中的地名皆以门命名，如东北曰苍门，东方曰开明之门，东南曰阳门，南方曰暑门，西南曰白门，西方曰阊阖之门，西北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寒门，此种命名并无地理学的意义，却具有历法学的意义，并体现了鲜明的五行说特点:四方分配四时，东北为春之所起，春色苍，故东北为苍门；东方为太阳所出，故东方为开明之门，开明者，启明也；东南为夏之所起，夏季阳气渐盛，故东南为阳门；南方为夏季，故曰暑门；西南为秋之所起，秋色白，故西南为白门；正西方对应于秋分，《易纬通卦验》云:“秋分阊阖风至”，《淮南子·天文训》亦以阊阖风为秋分之风，故西方为阊阖之门；西北为冬之所起，冬色黑，故西北为幽都之门，幽者，黑也；正北方正当隆冬，故北方为寒门。

综上所述，不仅《地形训》“大九州”的地名多出于《海外经》和《大荒经》，而且《地形训》“大九州”地理模式构想的依据正是《海外经》和《大荒经》以四方配四时的月令图模式，这就意味着，《地形训》“大九州”地理模式正是源于《海经》。

五行说和大九州说，分别作为华夏世界想象历史和天下的时间观和空间观，是传统宇宙观相辅相成的两翼，它们居然皆源于《山海经》，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意义深远的学术史和思想史话题。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正像五行说和大九州说形成为华夏世界的时间观和地理观一样，《大荒经》所呈现的那个时间和空间相互统一的框架，也构成了大荒世界的时间观和地理观，大荒世界四周的群山，勾勒了大荒世界的边界，限制和启发着大荒世界人们的视野，引导并约束着他们对外部未知之域乃至宇宙星空的理解和想象，而在这些群山之间东升西落、暑来寒往的日月星辰，则标志着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转换，为大荒世界的人们提供了记忆历史、筹划未来的时间尺度，总之，那连绵起伏的群山以及群山中循环流转的日月，是大荒世界的人们领会时间和空间、想象历史和世界的依据，那就是他们的宇宙观。随着历史的发展，走出大荒世界的人们，视野不断扩展，心胸不断开阔，原本那个地方性的世界观就逐渐蜕去其原有的地方性，超越了那个被连绵山峰所囿限和封闭的狭小框架，在那班“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手里，逐渐抽象化、普遍化，演变为一个贯通古今、弥纶六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