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令文献的源流

《月令》与《管子》之间渊源关系，前人已言之甚明，杜佑说:“《月令》本出于《管子》。……至秦吕不韦编为《吕氏春秋》，汉戴圣又取集成《礼记》。”（《通典·卷四十三》）

现存传世月令文献主要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逸周书》中的《时训解》、《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吕氏春秋》中的《十二月纪》、《礼记》中的《月令》和《淮南子》中的《时则训》等⁽¹³⁾。

这些月令文献可按其内容和结构上的类似性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夏小正》和《时训解》，第二组是《十二月纪》、《月令》和《时则训》，第三组是《管子》诸篇。三组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间的因袭和损益关系一目了然。

先看第一组，即《夏小正》和《时训解》，前者以月为序依次记载一年十二个月的典型星象、物候和农事，后者则是以节气为序依次记载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物候和农事，不载星象，盖因其为单纯的物候历。两者所据历法皆为夏历，两者所载物候也大同小异，如《夏小正》记正月、二月物候、星象及农事云:

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始用。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献鱼。鹰则为鸠。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柳。梅、杏、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二月:往黍，。初俊羔，助厥母粥。绥多女士。丁亥，万用入学。祭鲔。荣。采蘩。昆小虫抵。来降燕，乃睇。剥。有鸣仓庚。荣芸，时有见，始收。

《时训解》记自立春到谷雨的物候云:

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惊蛰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雨水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春分之日，玄鸟至。又五日。雷乃发声。又五日，始电。……谷雨之日，桐始华。又五日，田鼠化为。又五日，虹始见。……

《夏小正》记事质朴平实，所记皆为与农夫野老日常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性时令知识，显系源自民间实际经验的纪时之书。

《时训解》的物候内容几乎全是袭自《夏小正》，显然是由《夏小正》敷衍而来。不过，《时训解》在内容上尽管与《夏小正》大同小异，但其形式却远为规范、整饬，显系已经学者整理的结果。它不仅已经有了完善的二十四节气制度，而且更将二十四气进一步细分为以五日为一候的七十二候，并把《夏小正》的物候与七十二候一一对应，此种整齐故事、繁琐精巧的体制已经丧失了实用的价值，也只有好事的学者才想得出来。《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和《礼记·月令》中尚无完善的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至《淮南子》方具规模，可见，《逸周书·时训解》的成书不会很早，崔述《丰镐考信录》因疑其为秦汉时人采《吕氏春秋》所造。

第二组是《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管子》诸篇中也有关于实际物候和农时的记载，如《幼官》载四季物候与农事云:

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绝气下，下爵赏。十二，中郢，赐与。十二，中绝，收聚。十二，大暑至，尽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终。三暑同事。

十二，期风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复理，赐与。十二，始节，赋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十二，始寒，尽刑。十二，小榆，赐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阴。十二，大寒终。三寒同事。

可见其记载物候远较《夏小正》和《时训解》简易。《管子》诸篇的整体结构更是与《夏小正》和《时训解》迥异其趣，其特异之处在于，它呈现出典型的五行模式，这体现于三个方面:

第一，一年分五时。在春夏秋冬四时之外画蛇添足地插入了一个“季夏”，分一年为五时，以便将之与五方、五色、五声、五味等五行要素相般配。如《幼官图》云:

中方（季夏）: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倮兽之火爨。

东方（春政）: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

南方（夏政）:君服赤色，味苦味，听羽声，治阳气，用七数，饮于赤后之井，以毛兽之火爨。

西方（秋政）:君服白色，味辛味，听商声，治湿气，用九数，饮于白后之井，以介虫之火爨。

北方（冬政）:君服黑色，味咸味，听徵声，治阴气，用六数，饮于黑后之井，以鳞兽之火爨。

《四时》云: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夏三月以丙丁之日发五政:……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¹⁴⁾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忧哀静正严顺。……秋三月以庚辛之日发五政:……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冬三月以壬癸之日发五政:……

《四时》篇虽仍以“四时”相标榜，但其称“中央”之“德”辅助四时，与四时之德相提并论，分一年为五时的格局已经呼之欲出。到了《五行》篇，则明确将一年平分为五季，每季七十二天:

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赏于四境之内，发故粟以田数。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爱草木也。……七十二日而毕。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内御。令掘沟浍，津旧涂，发臧任君赐赏。君子修游驰以发地气，出皮币，命行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七十二日而毕。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内御，不诛不贞，农事为敬。大扬惠言，宽刑死，缓罪人。出国，司徒令命顺民之功力，以养五谷，君子之静居，而农夫修其功力极。……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选禽兽之禁、五谷之先熟者，而荐之祖庙与五祀，鬼神飨其气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则凉风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马，衍组甲厉兵，合什为伍，以修于四境之内。谀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杀敛也。……七十二日而毕。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内御。其气足则发而止，其气不足则发渎盗贼，数竹箭，伐檀柘，令民出猎禽兽，不释巨少而杀之，所以贵天地之所闭藏也。……七十二日而毕。

《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在春夏秋冬四时当中横生枝节地插上一个“中央土”，显然就是《管子》这种一年分五时格局的遗风，不过，由于在《月令》中“中央土”已经不再分管任何日子，因此，它在其中除了满足五行模式形式上的需要之外，只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摆设。不过，由此也足以看出，《管子》诸篇对于月令文献的结构具有原型作用。

第二，增加了王者因时行政的内容，把政治和天时相比附。《四时》云:“令有时。”又云:“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不仅农事要顺应时令，而且王者布德施刑也要根据五行之德因时而异，如《四时》载王者四时之号令曰:

春: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其事号令，修除神位，谨祷梗，宗正阳，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星者掌发为风。

夏:其德施舍修乐。其事号令，赏赐赋爵，受禄顺乡，谨修神祀，量功赏贤，以动阳气。九暑乃至，时雨乃降，五谷百果乃登，此谓日德。日掌赏，赏为暑。

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

秋:其德忧哀、静正、严顺，居不敢淫佚。其事号令，毋使民淫暴，顺旅聚收，量民资以畜聚，赏彼群干，聚彼群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恶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则克，此谓辰德。辰掌收，收为阴。

冬: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其事号令，修禁徙民，令静止，地乃不泄。断刑致罚，无赦有罪，以符阴气。大寒乃至，甲兵乃强，五谷乃熟，国家乃昌，四方乃备，此谓月德。月掌罚，罚为寒。

《轻重己》也有相似叙述。四时五方各有其“德”以及相应的政令，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这就是五行说又称“五德终始说”的由来。有其时则有其德，有其德则有其政，有其政则有其事，四时五方之“德”，成为把时令与政治联系起来的纽带，实用性的月令知识因之转化为政治哲学，五行说因之成其为五行说。

如果违背了五行律，逆时而行，则会招致天灾人祸。《四时》云:

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

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

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

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

如果违背了农时，逆自然节律而行，则必定会风不调雨不顺，灾害频发，作物歉收，这本是农人家喻户晓的常识，但“时”一旦跟“德”、“政”挂上钩，农业灾害也就被引申为政治的衰乱，如果统治者的行政布令不符合四时之德性，就会导致天灾人祸，这正是后世天人感应、灾异谶祥学说的理论出发点。从《汉书》开始，历代史书中把专门记载灾异谶祥事件的篇章命名为《五行志》，正缘乎此。

第三，增加了天子四时迎气的典礼。为体现对五行的敬重，王者必须在每个季节来临之际，率臣民到相应的方位举行迎气仪式。《轻重己》云:

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天子东出其国四十六里而坛，服青而青，玉总，带玉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日，牺牲以鱼。发号出令曰:“生而勿杀，赏而勿罚，罪狱勿断，以待期年。”……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天子服黄而静处，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发号出令曰:“毋聚大众，毋行大火，毋断大木，毋诛大臣，毋斩大山，毋戮大衍，灭三大，而国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夏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于太，西出其国百三十八里而坛，服白而白，玉总，带锡监，吹埙之风，凿动金石之音，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月，牺牲以彘。发号出令曰:“罚而勿赏，夺而勿予，罪狱诛而勿生，终岁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马之实，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计也。

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天子服黑黑而静处，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发号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斩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王者因时而行政，四时迎气之礼就是为了发布与即将来临的季节及其德性相适应的政令。看迎气盛典的排场，车服、仪仗、音乐、祭品千篇一律，必须合乎五行方色，就知道这套制度不过是文人学士的理想化设计，并非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传统习俗，但到了汉代，由于五行说业已深入人心，在一般经师儒生的鼓吹下，汉朝天子果真把这套理想转变成现实了，从此之后，四时迎气，就成为那些喜欢讲究排场的皇帝们效法的“故事”。

此外，《管子》记载了一种与通行的二十四节气迥异其趣的节气制度，见于上引《幼官》的段落，这种节气制度分一年三十个节气，每个节气十二天。这种节气制度无法像通行的二十四节气那样方便地与一年十二个月相搭配，正鉴于此，陈久金推断《管子》记载的是一种太阳历，像彝族曾经使用的十月太阳历那样，一年为十个月，每个月三个节气共三十六天。⁽¹⁵⁾但《四时》明言“春三月”、“夏三月”、“秋三月”、“冬三月”，则显然以一年为十二月而非十个月。疑《管子》之所以以十二日为一节气，当是缘于以十二支结合十干记日的甲子制度，其节气有以“小卯”、“始卯”、“中卯”、“下卯”为名者，是其证也，可能反映了一种与十日纪旬制不同的十二日纪旬制，但要断定其所据历法中有三十六天为一月的纪月制度尚嫌文献证据不足。故《管子》所载是否为十月太阳历，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与《夏小正》相比，《管子》可谓貌合而神离，前者纯乎是农夫野老趋农时、务农桑的民间知识，没有任何政治和宗教色彩，故以“小”为名；后者尽管也有与农事相关的实用性时令知识，但诸如此类的知识在其中显然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管子》诸篇所津津乐道的已经不是农夫野老的春种秋收，而是王者的因时施政、奉天承运的国家大事，它们与其说是供民生日用的时令之书，不如说天子敬顺昊天、布德施刑的礼书政典，故后来就干脆以《月令》为名，“令”者，自上而下之典章政令也。从民间生活日用的小道，到王者治国安邦的大义，这自然是那班一心一意为未来的天下一统规划制度蓝图的稷下学者“坐而论道”、“不治而议论”的结果。

传世月令文献中的第三组，即《吕氏春秋》中的《十二月纪》、《月令》和《淮南子》中的《时则训》，《月令》几乎只字未改地抄袭《十二月纪》，《时则训》也同出一辙，其结构编排则愈发繁琐、齐整。与前两类对比，《月令》与《管子》诸篇的因袭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关于物候的记载基本上是采自《夏小正》和《时训解》，关于天象的记载较《夏小正》更为完善和系统，显然是另有来历之外，《月令》的整体结构和大部分内容，都与《管子》诸篇一脉相承。

首先，《月令》分一年为五时（春夏秋冬之外又在夏秋之间插上一个季夏）与五方、五帝、五神、五声、五色、五味等相配，与《管子》同出一辙，《管子》中无五帝，但《幼官》有五后之井，论者即以五后当五帝，《五行》有苍龙、祝融、大封、后土四时神，相当于《月令》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

其次，《月令》中王者四时分居明堂不同方位并在每个季节的孟月率领群臣到相应方向出郊迎气之礼，显然也是出自《管子·轻重己》所述的郊迎仪式。

第三，《月令》主张王者治国行政，应按照五行的规律，因应时令，不仅农事因时而异，政治法令也应与时循环，如果逆时而动，就会招致天灾人祸，这一基于五行说的天人感应的政治观，也正是《管子》诸篇津津乐道的。

可见，无论是整体结构，还是精神实质，《月令》都是与《管子》诸篇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月令》是把《夏小正》的物候知识糅进《管子》诸篇结构的产物。

综上所述，从《海外经》、《大荒经》所据古月令图到《管子》诸篇再到秦汉《月令》，虽然岁月渺远，其学术脉络却一脉相承，源远流长，而《管子》与邹子学派则是承接其间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关其渊源关系的文献线索尚历历可寻。尤其重要的是，《管子·幼官》原本图文并行，其所据图画也是月令图，《幼官图》与《海外经》和《大荒经》所据古图尽管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图的性质、结构和功能却是一脉相承的，可是说，就现存文献而言，《管子·幼官图》正是上古月令知识从图画形式到文字形式、从“立象以尽意”到“易之以书契”转换的枢纽，其图则上承古月令图画之余波，其文则下启秦汉月令文献之先河，即此可见稷下学术在月令学术传统中承上启下的作用。从作为《大荒经》和《海外经》前身的那幅东夷先民据以明时令、趋农时的月令古图，到战国稷下学者糅合民生日用和王道政典、时令常识和五行学说的《管子》诸篇，再到秦汉时期无所不包、神通广大的月令－五行体系，正是经由“不治而议论”、“坐而论道”的稷下学者们的阐释、发挥和抽象，历法月令这种原本为生民日用的实用之学、形而下的术，才脱胎换骨、超凡脱俗，超越了其地方性、草根性的原始语境和知识背景，幻化成为一种弥纶天地的形而上之道，即阴阳五行学说。